明朝隆庆六年六月，皇宫上下笼罩在穆宗去世的悲哀中。十六日，大学士高拱一早急匆匆赶往皇极门，和文武百官一起等候圣旨，心想，这次一定要将冯保这个心术不正的太监赶走。
　　
　　可是他等来的却是对自己的宣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这八个字震撼了在场所有人。高拱呆若木鸡，旋即“伏地不能起”，悲痛欲绝。同样是明朝首辅，前任的徐阶和李春芳都是“乞休归田”，安享晚年，为什么高拱会沦落到如此下场？
　　
　　性格决定命运，高拱人生的不如意大多源于他的个性——他恃才傲物、狂妄自大，更要命的是他性子急，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又没有忍耐力。一旦有人冒犯了他，他就对人使脸色，恶语相加，身边的人都劝不住。显然，这样的性格对他混迹于官场是很不利的，盛气凌人的同时也让他逐渐失去了为官最宝贵的东西——人心，以至于他一生“志不尽舒，才不尽酬”，郁郁而终。
　　
　　高拱从政的三十余年里，共升职十四次，才干是不容置疑的。从他留下的《问辨录》，《春秋正旨》等作品可见一斑。此外，高拱的思想不但深刻，也很有创新性，这些都是他在政务上取得成绩的根源。但高拱没认识到，要将满腹经纶付之于国计民生上，必须先保住自己的饭碗。反而，每当遇到人际关系的问题，高拱都毫不退让，不妥协，一再强硬的态度成了他前进的绊脚石。
　　
　　嘉靖二十年，年近三十的高拱登上殿试了金榜，可谓大器晚成，次年，做上了翰林院编修，九年后，他的才学终于得到赏识，与陈以勤一起为裕王讲课。裕王很器重他，并赐给他“怀贤忠贞”四字以表激励，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由此可见他对工作的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当时，严嵩、徐阶轮流当国，裕王认为高拱日后值得重用，便把他推荐给了明世宗。因为这层关系，世宗很看重他，其他同僚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从嘉靖三十一年到四十年，高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侍读，升迁为太常寺卿。
　　
　　离开王府后，裕王仍很信任依赖他，府中大小事，裕王还都向他咨询。此后，高拱官运亨通。嘉靖四十一年，他升为礼部左侍郎，次年又调往吏部，不就晋升礼部尚书，召入直庐，直庐，是侍臣值夜班的地方，因为嘉靖久居西苑，大臣们都以能进入直庐为荣。
　　
　　世宗因阁事处理的不周到，想派一个人去接管。但首辅徐阶和大学生袁炜都不愿意去，心直口快的高拱便对徐阶说，您是元老，可以长期担任，而他与其他几人愿意轮值。他毛遂自荐，这对徐阶来讲本是好事，怪只怪高拱太不懂说话的技巧，一个“元老”把徐阶得罪了。
　　
　　此时，高拱年过半百而无子，心急如焚，就把家搬到直庐附近，并不时偷偷溜到家里住。这虽情有可原却违反了直庐的规定，给有心人留下了把柄。再加上高拱因地方骤升有些头脑发昏，不把徐阶放眼里。当徐阶的老乡弹劾他时，他就怀疑是徐阶指使的，便把一腔怒火烧向了徐阶。
　　
　　以上种种，使高拱与徐阶产生了间隙，矛盾越来越深。
　　
　　嘉靖四十五年，世宗去世，徐阶草拟遗嘱时只提到门生张居正，高拱知道后非常不满，穆宗登基后，徐阶又以首辅元老自居，积极引荐张居正，高拱的心情更是不能平静。后来因为高拱执意把胡应嘉贬谪出朝廷，引起群臣不满上奏弹劾他，高拱请徐阶拟旨惩罚弹劾者，徐阶未办，高拱更生气了。然而徐阶权势正盛，高拱拿他没办法，一气之下称病辞官，回老家去了。
　　
　　没过多久，徐阶也请辞，穆宗让李春芳接替首辅，次年，张居正与宦官李芳的努力下，高拱复出。隆庆三年，高拱以大学生兼掌吏部，重新回到京城，这让先前与他为敌的人惶惶不安。这次他却聪明地放过了这些人，于是再度复出的高拱没有针锋相对的死对头，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朝政上了。
　　
　　这段时间，高拱在吏治、筹边、行政方面多有建树，又提出人才储备之说，以便需要时随意取用，他还十分提擦下情，改革马政、盐政，俺答汗的孙子来投降，高拱与张居正力排众议，促成封贡，又严格整顿边疆，在几个月里就稳定了局面。诸如此类的业绩数不胜数，可谓政绩斐然。穆宗对高拱的各项改革也是无所不从，即使明里暗里打高拱小报告的人不在少数，又有传言说高拱的门生、亲属收受贿赂，穆宗依然宠信他，升他为柱国，等到李春芳退休，高拱自然成为首辅，掌握国柄后，他日益嚣张跋扈，这又使他得罪了一个不该得罪的人——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
　　
　　隆庆六年，穆宗去世，临终时其本意是让阁臣代权，但是冯保篡改了皇帝的意思，要与内阁共同掌权。高拱不能容浊，又发挥了他直性子的特点，要求罢免司礼监的权力。而张居正与冯保交情不浅，将此事告知了冯保，冯保便恶人先告状，在太后面前添油加醋地诽谤高拱，以至于高拱被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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