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繁华似锦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西域于阗国王遣回鹘罗斯温等来宋朝贡。罗斯温跪奏曰:“臣万里来朝，获见天日，愿圣人万岁。”（《宋史》）宋真宗问询路上情况，罗厮温说:“涉道一年，昼行暮息，不知里数。昔时道路尝有剽掠，今……行旅如流。愿遣使安抚远俗。”罗厮温称于阗到敦煌的道路通畅，行旅如流。此次于阗使节带来的贡品有玉石、乳香、琥珀、棉织物、琉璃、胡锦等；于阗使团间有商队，从内地带去了丝织物、金银器、茶叶等物品。
　　
　　这一年是公元1009年，距今整整一千年。千年梦回，北宋繁华似锦。而这一“锦”象在这年的九月体现得尤为明显:“（西夏）夏州进奉外，有以私物贸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为收市。”这就是说，西夏使节所带之物，如果卖不出去，宋朝官府就全部包买下来，充分照顾朝贡者的利益。北宋政府财大气粗可见一斑。
　　
　　这一年，北宋基本上是风调雨顺，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唯有一次汴水涨溢出岸，浸没了从京师到郑州的道路。宋廷诏选善于治水的使臣迅速控制了水势，一时受阻的漕运也得以恢复通航。
　　
　　这一年，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建造了泉州清净寺，占地2500平方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伊斯兰教寺。
　　
　　这一年，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博延众生，讲习甚盛”，宋真宗赐名“应天府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这一年，宋真宗追封孔子弟子颜回等十人公爵，曾参等62人侯爵，封先儒左丘明等19人伯爵。
　　
　　……
　　
　　这一年，正处于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咸平之治”时期，北宋悠闲地走在封建主义的小康大道上，经济复苏，国力猛增，制度清明，人文鼎盛，人口数量亦成倍增长！
　　
　　有宋一代，素以富足、安康著称，却只这样一个“盛世”排名，而且是在开国不到40年、国家千疮百孔，每年不停地与党项、契丹作战，甚至还有四川叛乱的情况下开创的，那么，如何揭开这一辉煌的谜底呢？
　　
　　大中祥符（1008—1016）是宋真宗的第三个年号，北宋使用这个年号共九年。大中祥符二年，繁华似锦，可是所有这一切，在五年之前并不明朗，那时的热门话题是:战争与和平。
　　
　　和谐就是生产力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国家。而北宋，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小国”。
　　
　　公元1009年，在中国大地上除了北宋之外，还有辽、夏，云南的大理国，青藏为吐蕃诸部及黄头回纥，西域为西州回鹘及于阗国（此时已皈依伊斯兰教，属于哈拉汗朝）。
　　
　　辽之北则为斡朗改和辖戛斯等多个政权并立。而五年前，北宋的周边形势要严峻得多，尤其是宋辽关系。
　　
　　1004年闰九月，辽萧太后与辽圣宗率大军侵入宋境，十一月，进抵澶州（今河南濮阳）。
　　
　　此前，辽曾提出和约，宋真宗选择了战争。在同平章事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宋真宗亲至澶州督战，登临北城门楼，“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辽军一面屯兵澶州城下，与真宗所统宋军主力对峙，一面展开和谈。
　　
　　和平还是战争？宋真宗选择了和平:十二月，宋辽讲和，双方约为兄弟之国，承认边界现实，宋每年给予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
　　
　　关于“澶渊之盟”，历来颇多非议，否定者认为这是胜算下的城下之盟。殊不知，虽然辽军腹背受敌，但已击败宋军第一线主力，长驱直入，折损大量宋军；同时宋人也因争战多年却无法击败辽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倾向议和。
　　
　　民意如此，人心向背啊。宋真宗要的是和谐—友邦的和谐，民众的和谐。于是，宋辽签盟，从此交好达百年之久。
　　
　　何况，虽然“澶渊之盟”后宋朝纳岁币换取了和平，可并非像某些教科书所言“大大加重了北宋人民的负担，加剧了北宋的财政危机”那么简单:从公元979年，真宗之父赵光义北征开始，宋辽之战已经打了25年了，其间北宋损兵折将，人民生灵涂炭，难道还应继续吗？这种生死相搏，要最终博弈到何时，且宋朝彻底胜算又有几何？
　　
　　每年扔出去30万两白银，谁都心痛，可是否了解当时宋朝在北方战线上应付一场战争，需要投入怎样的国力物资？
　　
　　3000万两白银！这还仅仅是中等级别的战争。
　　
　　当时宋年收入一亿，而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事所耗费的军费就高达3000万，这是多么恐怖的数字。即位近七年来，宋真宗一共应付了多少场超级战争？相比之下，这30万两岁贡的确是九牛之一毛！但年30万岁贡对于经济拮据的契丹来讲，无疑是天上掉的大馅饼。
　　
　　于是，契丹上下因此而与宋朝百年交好，契丹铁骑不再南下。此中利弊，勿庸赘言。
　　
　　到此，如果说后人对“澶渊之盟”还有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它使北宋失去了中原帝国的威仪，番邦外夷竟未臣服！其实“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不是很好吗，何必非要自居“父皇帝”？兄弟和谐相处，于神宗而言，其结果就是:
　　
　　和谐就是生产力。
　　
　　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和约之后得以增加，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公元1021年，其总额已达15000万。可以说，没有五年前的和约，就没有1009年的繁华似锦。
　　
　　繁华似锦，尚需锦上添花，而能锦上添花的，是宋神宗那支廉政的大手笔。
　　
　　公元1009年十一月，大手笔宋真宗作了一篇文章。
　　
　　众所周知，真宗是位诗人，脍炙人口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出自他的名篇《励学篇》。不过这次却非他的即兴之作，而是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革除各种弊端。
　　
　　真宗所立七条，均是廉政之举。
　　
　　有宋一朝，经济发达，尤善商贾，尽管赵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经济，在像1009年这般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岁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频仍，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
　　
　　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官员接触钱财的机会也由此多了起来。然而北宋时期官员赃罪（贪污）的现象却减少了，尤其与相距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借宋人朱熹《观书有感》一问:问渠哪得“清”如许呢？
　　
　　为有源头活水来！我想真宗所提之“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有这样的活水注入，何愁为官不清呢？
　　
　　“清心”“修德”是真宗倡廉的根本，其实宋代的倡廉措施中也是“德治”在先:
　　
　　宋代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有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凡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定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
　　
　　一个官员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就使官员贪污受到牵制。
　　
　　宋代吏部设有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
　　
　　“德治”就是以道德教育，启迪官吏的道德良知，使之不去越轨，但它必须与“法治”相结合:以法律约束，令其奉公守法，不敢贪污。为达到《文武七条》之“奉公”（廉洁奉公）宗旨，神宗倡廉工作的一大重点是加强监察官员自身的廉政建设。
　　
　　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1009年九月，真宗“诏诸路官吏蠹政害民，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不举察者坐之”。
　　
　　对于失察的监察官，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
　　
　　因为这些廉政举措，1009年的北宋，可谓政治清明，这更加速了宋王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一个被《清明上河图》千秋歌颂的时代正拉开序幕将北宋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等待着百年后张择端的那支画笔。
　　
　　一朵幸福的小浪花
　　
　　从1009年到《清明上河图》问世，百年光景弹指一挥间，在历史的长河里算不了什么；而这年正月发生的一件小事，也只是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一朵小浪花，但它却带来了无限的幸福和快乐。
　　
　　像往年一样，1009年的正月初三，民间热热闹闹地过着春节；而在宫廷里，却又多了一份喜庆:今天是第一个天庆节，休假五日，不扫地、不乞火，不汲水，与岁朝相同。这一天建醮集会，真宗赐宴并馈送朝臣节物。
　　
　　此前一年，即大中祥符元年的正月初三，文武大臣们被宋真宗紧急召集到皇宫。原来，这位皇帝一个多月前梦到一位神仙告诉他会降下天书《大中祥符》，刚才，宫里果然在承天门发现了天书。此言一出，群臣们顿时炸开了锅:这可是千年难遇的大事啊，唯有盛世才会有如此的祥瑞！之后，在全国百姓的“一再请愿”下，宋真宗前往泰山封禅。是年十一月，真宗下诏规定以正月初三（天书初降日）为天庆节；第二年，即1009年，又下诏全国各地设置天庆观，以便于天庆节的建醮集会，还令人修《天庆道场斋醮仪式》一书，颁发全国各地。
　　
　　于是一千年前的正月初三，大宋官员幸福地过上了“天庆节”，而这种幸福竟纷至沓来:1009年五月，“诏兖州长吏以天书降泰山日诣天贶殿建道场设醮，以其日为天贶节，令诸州皆设醮。”天贶节的庆祝活动已开，随之大中祥符四年正式规定“以六月六日天书再降为天贶节”；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又新设了两个节日—先天节和降圣节……
　　
　　皇帝新创节日，并不始于宋真宗，而是在中唐以后。但就皇帝新创节日之多、调动参与节日活动的官员范围之广、并使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的，则起于宋真宗时期。
　　
　　宋真宗新设的五节中，均规定不得用刑，禁行死刑，到大中祥符五年又明确规定了节日禁行死刑的天数:天庆节七日，天贶节一日。后又对大辟罪在节日期间的行刑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在前面禁刑七日的基础上延长为:天庆节、先天节、降圣节、承天节，前七日后三日，天贶节、天祺节仍一日。这对宋代死刑执行制度的完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老百姓来说，是件大好事。
　　
　　真宗把国家政治生活中大事的日子新设为节日，并制定详细的活动内容，还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划拨大量经费以保证节日活动的开展，这对官员休假制度等都起过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后世乃至当代官方节日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许我们今天的休假有些还是拜真宗之所赐呢）。
　　
　　千年前的正月飘起的一朵小浪花，竟然有着如此大的影响力？
　　
　　但它的影响还不仅如此。宋真宗封禅及增设节日，以及他对传统节日的重视，不能一以个“愚民政策”或“劳民伤财”就否定了，它在有着文化和政治意义的同时，客观地推动了消费，增加了社会消费时间，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
　　
　　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食炎)、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这恐怕是历史上少有的。皇帝拉动了消费又增加了亲和力，生意经念得好。
　　
　　宋真宗“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将祭奠亡亲的私忌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私忌日给假一天，并新创了饯行假。一些节假，不仅只施行于官员，那些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给在福建险恶山路上运送官物的军士以旬假和节假。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宋真宗时期官员约一万余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文武官员每年可休77天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官府服役者可休65天，如此庞大的官吏队伍和如此宽松的休假制度，相信会在商贸繁华的北宋形成规模大小不同的“黄金周”。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朝代，中国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朝代；宋朝是人民生活水准最高（是明、清的3－4倍）、官吏的俸禄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阶层最强大、最富裕、最幸福的时期；宋朝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朝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最民主、科学、自由的朝代……试想，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宋朝的七八千万人，遇上一个开明的，鼓励消费的，注重官员休假与关怀的，注重民间传统假日与民主的君主，将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那必将是消费提高了，经济繁荣了。
　　
　　于是，千年回眸，我们揭开了一个辉煌王朝的谜底。从一朵小浪花的折射中，我们看到了，1009年，从战争到和平，创造了财富；1009年，从廉政建设到政治清明，发展了经济；1009年，从拉动消费到促进繁荣，千年前的那个朝代，成为了中国经济规模最大的朝代，经济总量占世界比率最大的朝代，中国封建王朝生活水准最高、最繁荣的时代。
　　
　　当其时，宋朝富甲天下，经济总量占世界的80%，其一年的铸钱量最高可达五百万贯，而终明一朝总铸钱量也仅一千万贯，中华民族在大宋的欢歌笑语里，幸福到了极点，华夏伟大的形象一直深植于每一个炎黄子孙心中，透过《马可·波罗行纪》的描绘，亦可以感受到西方人的景仰。伏尔泰说:“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盛世如北宋者，伏老未能亲临，的确是他的大不幸；美籍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在其所著的《世界文明史》中写道:“日本在公元6世纪及其后的几百年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取中国文化。”而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借祖先的前车之鉴，将是谁的大不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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