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初夏，翰林学士恽毓鼎在返京路上惊讶的看到，黄河沿岸竟种植着绵延连片的罂粟。在色彩暗淡的麦田衬托下，罂粟花开得如此的艳丽，恽大学士忍不住赋诗一首：“晓渡黄河走转车，离家较近转思家；南风十里鸳鸯锦，开遍连畦罂粟花”。
　　
　　7年后，美国社会学家罗斯也在陕西看到类似的情形，“成片的罂粟花长得如火如荼，异常耀眼。它们的主色调是雪白色，花冠则五颜六色，有紫色、粉色、深红色、猩红色、红宝石色，这些颜色点缀在白色罂粟花上，五彩缤纷，煞是好看。……它们就像是技艺高超、美艳绝伦的美女蛇，引诱驱使着众多的追随者”；“罂粟花在阳光下摇曳生姿，鸦片种植的繁荣，让人丝毫不会觉察这个国家的暮气沉沉”。
　　
　　据罗斯的观察，每到罂粟成熟的季节，农民总是先用小刀把球状的罂粟果划开一个口子，然后牛奶一般的汁液就会从小口子渗出；一两天后，汁液会变成棕黄色的胶状物，把这些东西刮下来，就是“原生”的鸦片——事实上，这种未经加工和提纯的鸦片本身就是一种毒药。与粮食作物相比，罂粟产量十分有限，每英亩只能产几英镑而已（一英镑为453克，合一斤不到），但等到鸦片出售时，每英镑可卖到2至10美元，是种植小麦收入的数倍。
　　
　　鸦片本非中土旧物，但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烟毒之祸遂泛滥成灾。据统计，1856年从境外输入的鸦片价值3500万银元，至最高峰的1879年达94835箱，合1312万英镑（约5200万银元）。闻名上海滩的怡和洋行和沙逊洋行，当时都是著名的鸦片贩卖机构。
　　
　　进口鸦片潮水般涌入，白银则不断外流，这对于一个“银本位”国家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为此，清廷想出了一个“进口替代”的高招，那就是准许本国种植罂粟，如此，“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在此思维启发下，就连林则徐也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改变了之前的强硬主张，“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食？”
　　
　　背离了保护国民身体素质的基本宗旨，清廷的“禁烟”政策也就变成了防止白银外流乃至于“与洋争利”的经济手段。“烟禁”放开后，一些适合种植鸦片的地区为追逐丰厚利润而改种罂粟，很多肥沃的“生谷之土”被挤占，而在大量土烟涌入市场后，鸦片价格随之下降，这又导致吸食者成倍的增加。
　　
　　从鸦片战争结束到清末禁烟，鸦片在中国已弛禁半个多世纪。据1906年的统计，全国共播种罂粟近1800万亩，占当时全国总耕地的1.5%，而在部分地区，如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罂粟种植面积占到全部可耕地面积的8%以上。鸦片经济的繁荣与众多的吸食者互为因果，当年全国鸦片产量约5800万斤，鸦片吸食者超过2000万人，而在部分罂粟种植区，由于鸦片十分便宜，以至于吸食者众多，如四川、甘肃等地，近半甚至超过四分之三的男人都吸食鸦片，而女性也为数不少。有一些地方，人们讨论婚嫁时，最需要了解的细节竟然是这个家庭中拥有几杆烟枪！
　　
　　清末新政后，国内对革除鸦片陋习的呼声日益高涨，1906年9月，清廷颁发“禁烟上谕”，宣称在“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当年11月，颁布《禁烟章程》十条，其中对禁吸、禁种、禁运等各项举措作了具体规定。1908年4月，清廷委派恭亲王溥伟充任“禁烟大臣”，以示重视。
　　
　　清末禁烟的一大突破是与英国达成协议，自1907年开始，英国承诺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减少10%，如清政府在其后三年的禁烟成绩有重大进展，英国将继续减少进口（如无进展，中国需赔付此前损失的三倍）。1910年，清廷重开谈判，为调查实际禁烟情况，英国外交部委派资深外交官谢立山展开实地考察，在其后提交的评估报告中，谢立山认为，“山西实际上已完全停止了罂粟种植，陕西罂粟种植减少大约30%，甘肃种植减少不到25%”；“云南全省自从采取禁烟措施后种植减少大约75%”，贵州“鸦片种植已减少70%。”
　　
　　随着国内禁除鸦片呼声的高涨，资政院在首次年会上通过决议，奏请清廷于1911年1月29日全面禁止鸦片种植，并全面禁止鸦片进口。该决议通过的次日，清廷外务部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交备忘录，其中特别强调，如果中国彻底禁绝本土鸦片而英国仍向中国出口鸦片的话，这不但有违公平，而且是不道德的。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英国最终同意继续减少鸦片出口，并于1917年全面停止对华鸦片贸易。
　　
　　清末禁烟成果的背后也不乏艰辛，半个多世纪的弛禁使得一些地区已对鸦片种植产生了严重的经济依赖，禁烟的直接后果是地方财政收入锐减，许多人失去经济来源，其中尤以烟农的矛盾最为突出。从长期说，禁烟对整个国家和民族都是有益的，但就短期而言，但凡禁烟严格的地方，通常都伴有各种反抗，其中不乏激烈之举。据报道，禁烟令下发后，各地烟农纷纷起而抵制，四川湄州烟农“群起反对，竟将局署围攻打毁”；河南汝州、陕州一带“因委员禁拔烟苗，大滋乡民之怒。……地方官虽出示禁止，而该乡民以性命相拼，致死不拔。”
　　
　　但不管怎么说，清末禁烟在短短数年间仍取得了显著成果。禁烟后，随着小麦稻谷种植面积大大增加，粮食供给变得充足，而被鸦片挤占的商业也在恢复，以甘肃为例，内地商人之前往往来此收购鸦片，而禁烟后则改为了羊皮、猪鬃等。作为禁烟成效的另一明证，鸦片价格在此期间连翻数倍，据说四川奉节县因为远离总督府而禁烟松弛，大约有五分之四的耕田都种了鸦片，结果那些滑头的烟农们由此发了一笔横财。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项“善政”，清末禁烟却引发了另一个“恶果”，那就是大大加剧了清廷财政上的危机。庚子年后，清末财政捉襟见肘，禁烟更是令其雪上加霜。据统计，在禁烟政策实施前，清廷每年从洋土药所得收入高达1000万两（含进口鸦片的进口税、土药的厘金、烟亩捐等），约清廷财政收入的8%左右（何启、胡礼恒在《新政真诠》中说，很多土药的收入实际上被地方政府隐瞒，如果算上这笔收入的话，很可能是2600万两而不是1000万两，另外还有一些更高的说法）。
　　
　　清末新政中最重要的一项要务是练新军，而很大一部分军费是来自于鸦片税款。以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为例，在1895-1905年期间，其经费有30%来自于鸦片税，而禁烟令后，来自鸦片税的经费下降为13%，结果导致原本可以生产出世界最新式枪炮的兵工厂最终难以为继，停滞不前。
　　
　　在严重的财政困难下，各省不得不削减用于军队的开支，而这又招来了军界人士的极大不满。1910年10月，被派往江宁陆军中学学习的第九镇军官被宣布只发给7成的薪俸时，学员们的情绪表现十分激愤。1910年底，湖北宣布削减新军开销，总数达56万两，军人对此表示抗议，有的甚至带着武器离开了军营。1911年，清廷已无可能足额发放官兵们的薪俸，于是在当年的5月宣布各级军官的俸银削减40%，这无疑是新军军官们在辛亥年与清廷离心离德的一大原因。
　　
　　正如历史学者田海林指出的，清末禁烟新政搞得越好，清王朝就覆亡得越快。作为悖论的是，清廷既要禁烟，又要依靠鸦片收入输血，其厉行禁烟，原本是想通过禁烟洗刷污垢的政治形象，但断绝鸦片税收，也就等于拔掉了其赖以苟延残喘的输血管。这种做法，无异于快速自尽。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从林则徐禁烟到清末禁烟，晚清史以禁烟始，亦以禁烟终，历史在这里划了个并不完美的句号。民国后，因为战争频繁、政局动荡，烟毒死灰复燃而且愈演愈烈，一些军阀甚至以鸦片为军饷（形同硬通货），各地方政府、军头们“名为禁烟、实为敛财”，“寓征于禁”，完全背离了禁烟的本意。事实上，中国真正禁绝鸦片，已经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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