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离纽约不远，一个林木扶疏的老人公寓里，住着一对华人夫妇。美国邻居们不会想到，这两位耄耋老人有一重在华人看来比较敏感的身份：他们是汪精卫的女儿汪文惺和夫婿何孟恒。

汪精卫子女有六个，除了第五个夭折，其余都很长寿。汪精卫子女们多将往事尘封在心底，讳莫如深，唯一肯谈家族掌故和个人身世的，只有汪文惺夫妇。因为住得不远，笔者曾多次登门拜访，听他们细述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家国风云。

长女曾在农场卖花

汪文惺老人已经95岁了，她出生在法国。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与陈璧君结了婚。他不肯当官，说推翻了帝制应该好好学些建设本事，夫妇俩与几个反清生死之交一起到法国留学，1913年春在那里生下儿子，1914年底又生了老二，即汪文惺。

汪文惺是个早产儿，生下来只重三磅(约合1.3公斤)，医生认为她随时可能夭折。后来，汪精卫夫妇回国协助孙中山，投入到跟袁世凯的较量中，看护女儿的责任，就交给了和汪精卫夫妇一同到法国留学的方君瑛、曾醒。

汪精卫最信任的人，就是方君瑛、曾醒这几位。方君瑛是中国第一个在欧洲获得数学学位的妇女，曾醒是方君瑛四哥的遗孀，在日本留学时，参加了同盟会。他们三家关系密切。汪精卫长子名为“文婴”，就是为纪念方君瑛(婴、瑛同音)，而汪文惺的得名，则是为纪念曾醒(惺、醒同音)。

在他们的照顾下，汪文惺不仅没有夭折，后来还出奇地长寿，迄今身体健康，拄着拐杖到处走，经常出现在华人社区的各种讲座、展览上，随身的提包里总是放着一本《红楼梦》。她的性格很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年过八旬时居然还敢骑马。比她小一岁的丈夫何孟恒，本来身体更好，直到92岁，才在晚辈的苦苦相劝甚至软硬兼施下，放弃了自己开车。今年因为胃部动了手术，才不得已坐上了轮椅。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警醒了全国人民，尤其是热血学生。十几岁的汪文惺，正在江苏无锡念书，也与同学一起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到南京国民政府门前请愿，要求抗日，要求惩治卖国贼。她懵懵懂懂，并未意识到自己怒火的对象，也包括自己的父亲——汪精卫那时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1934年，汪文惺和何孟恒订婚，1939年两人正式结婚。抗战胜利后，他们在香港度过了30多个春秋，先是办了一个小花卉农场。何孟恒是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毕业生，对于怎么让植物生根、抽条、开花，他有足够的本事。他俩回忆起那一段芬芳四溢的日子，还一个劲地乐。

夫妇俩生了三个女儿，最初，汪文惺在家相夫教女，帮着料理农场事务。直到第二个女儿大点了，才出去学缝纫——这倒符合古话所说“男耕女织”的境界。然而，现实严峻：农场连年亏本，只好卖掉。何孟恒在小学教过英文，到香港人口登记局当过办理补领身份证的小职员，晚上则翻译英文小说赚几文稿费，还曾失业了10个月;汪文惺后来毕业于香港教育司教育训练班，在多所私立、公立小学任教，1970年退休。

这个家庭度过了一段困难时期，直到何孟恒去香港大学植物系应聘，找到了与所学专业对口的饭碗，才算安稳下来。1981年何孟恒退休时，三个女儿已经先后赴美国留学、就业、成家，于是老两口也来到美国定居，一晃已20多年。

替蒋介石挨了三枪

汪精卫在政坛上大起大落，忽而上台，忽而下野，忽而远遁，忽而归来，不可能不影响到子女的命运。汪文惺夫妇经历的国事、家事像过山车一样令人头晕目眩、翻覆突变。两位老人晚年投入最多精力的，就是搜集、整理关于汪精卫的文物和史料。他们认为，汪精卫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坛风云人物，孙中山遗嘱的起草者和执行人，因其晚年行径“国人皆曰可杀”，致使其卷入的重大历史事件、牵涉的重要人物，以及折射出的社会内涵，很长时间在海峡两岸都成为“禁区”，没有得到深入研究。作为汪精卫的后辈，更作为许多事件的亲历者和目击者，他们有责任提供翔实可信的史料。在汪文惺帮助下，何孟恒写出了一篇篇回忆录，以及一部关于汪精卫与现代中国的专着手稿。

比起担任过汪伪政权公职的哥哥汪文婴，他俩没有职务，回忆能够更超脱、客观;而比起弟弟妹妹，他们跟汪精卫的接触更多，史料更丰富。

老两口首先谈到“刺杀”：“人们都知道，汪精卫的一生跟刺杀有‘不解之缘’。第一次是1910年，他谋划在北京银锭桥用炸药刺杀摄政王载沣，结果被捕，差点丢了性命，在狱中写出那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那时，我们还没有出世。但是第二次，我们就赶上了。”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秩序混乱。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照相，也劝汪精卫不要出席。汪精卫觉得一、二把手都不出席说不过去，便参加了。合影刚完，一位摄影记者突然拔出手枪，近距离向正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向第六、七胸脊柱骨——就是这颗子弹，从此留在汪精卫身上，时时发炎，最终成为导致汪死亡的主要原因。

枪声一响，众人慌忙躲避，只有国民党元老张继冲上去抱住刺客，张学良则一脚踢掉他的手枪。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她对闻讯赶来的蒋介石斥责道：“蒋先生，你不叫兆铭(汪的本名)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涨红了脸有口难辩。

经查明，刺客名叫孙凤鸣，激愤于中国丧权失地，便与几个伙伴密谋杀掉“卖国祸首”蒋介石。没想到蒋没露面，他们便对汪精卫开了火。

何孟恒深受汪精卫信任，汪遇刺，他的司机第一时间驱车去接何。何回忆：“汪精卫被送上救护车时，虽然血肉模糊，但神智清醒。他用广东话说：‘阿杰(何的小名)，不要怕，我没事，他们打不死我。’”汪精卫伤势严重，何孟恒就成了陪护，一到周末下课，便从南京赶去上海值班。

我问：“汪精卫不是与张学良吵过架吗?张学良这次可救了他的命啊!”

两位老人说：“是啊，父亲后来给二张各送了一支精美手杖表示感谢。不过，他与张学良的矛盾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救命归救命，原则分歧还是原则分歧啊。”

“河内刺汪”疑点重重

汪精卫第三次成为刺杀事件的主角，是1939年3月20日深夜。汪文惺夫妇这一次是现场亲历者。

1938年12月，汪精卫夫妇带着汪文惺、何孟恒等人，从战时陪都重庆出走，经昆明到越南河内。蒋介石派人给汪精卫送去护照，希望他远去欧洲;同时又让戴笠派出得力部下陈恭澍率人前往河内行刺。那天深夜，刺客从后墙爬入汪的寓所，冲上事先判定的汪的卧室，用斧头劈开房门，向室内扫射。但最后打死的并非汪精卫，而是与他情同手足的秘书曾仲鸣。曾仲鸣是曾醒的十弟，其妻方君璧是方君瑛的十一妹。

这次海外行刺，国内有过很多报道，行动组长陈恭澍也发表过长篇回忆录。但各种描述出入极大，陈说行动组只向汪精卫开了三枪，而有史料却说：“自动枪猛烈扫射，曾仲鸣身上中弹累累，连方君璧都中了四枪。”尽管对经过说法不一，但公认：刺客之所以失误，是因为方君璧刚来河内，于是汪将自己的卧室让出，才使他们当了替死鬼。

没想到，这种“公认”遭到了汪文惺夫妇的断然否定。

史料上说他们住的是“高朗街27号”，但何孟恒指出，他们住在高朗街25号与27号——是两个相邻、每层彼此相通的三层洋房。当年，汪精卫搬过几个住处后来到这里，汪文惺与何孟恒也是在这所洋楼结的婚。二老拿出他们画的住房格局示意图：两套房屋的一楼和二楼都是客厅、饭厅，住着亲戚、司机、卫士、厨师等十多人;27号三楼临街的前房，是整个洋楼最整齐的一间，原打算当作新房，摆着新家具;后房住着孙中山已故助手朱执信的女儿和曾仲鸣夫妇的长子。25号三楼临街的前房，是汪精卫夫妇的卧室，后房住着正度蜜月的汪文惺夫妇。

我追问：“汪精卫夫妇没有住过你们说的‘最整齐’的27号三楼前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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