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进行全面抗战的开始。

日本关东军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于8日晨召开了会议，认为“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也向参谋本部作了报告，主张“利用这一事件实行统治中国的雄图”。在东京，日本陆军省大臣杉山元大将于8日深夜命令京都以西的各师团准备复员的二年兵约4万人延期复员。海军中央部亦迅速命令正在台湾演习的第三舰队返回中国上海原来的防地准备作战。参谋本部第一部第三课作战班大部分人员彻夜待命。

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不扩大”的方针，而陆军则已计划向华北派兵，这反映了日本统治机构中的矛盾。当时竭力主张不扩大战争的中心人物是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他之所以主张不扩大，是因为他对苏联的动向极为关心。他和属下的第二课课长河边觉郎、第三课负责对苏作战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井本参谋等人当时认为：日军倾全力对苏，其兵力也是不足的;若以很大兵力对华作战，则影响对苏的战争准备。而竭力主张对华作战的人则认为，目前苏联对日参战的可能性不大;认为对华只需一击，中国就会屈服，甚至对华战争只要两个多月就可以使中国屈服。主张对中国扩大侵略的人占多数。但是，不论是主张扩大和主张不扩大，以武力吞并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方针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两派都是一致的。出现的分歧，只不过是发动战争的时机与手段不同而已。

日军参谋本部派兵华北的意见经首相近卫批准，于11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在内阁会议召开之前，于11日11时30分到14时，在永田町首相官邸首先召开了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全体一致赞同。

会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和首相近卫于下午4时20分在叶山皇室别邸参见天皇。首相上奏华北派兵事宜，请天皇裁决。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也于下午5时15分上奏海军的用兵事宜。天皇均予以批准。下午6时24分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这个声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诬说“负责华北治安的第二十九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

“第二十九军虽曾答应和平解决，但于7月10日夜再次向我非法攻击，造成我军相当伤亡……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又说：“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11日18时30分，参谋总长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出“临参命第56号”命令，命令关东军司令官将所辖独立混成第一和第十一旅团主力、航空6个中队、高射炮2个中队、铁道第三联队主力等部队派遣去华北。在此之前的晨4时半，天皇已钦定派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代替正在病中的田代皖一郎少将。

香月清司接到被任命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命令后，12日离开东京乘飞机去天津。中途曾在汉城停留，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会面。小矶要他抱强硬态度对付中国。飞机于当日11时半到达天津。当日下午2时，香月在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听取了参谋长桥本的汇报，尔后召集全体参谋开会，讨论驻屯军今后的计划。第二天早晨拟出了《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以急电向陆相和参谋总长作了报告。其主要内容为：“中国驻屯军”“连同第一次所增加兵力(包括第二十师团)准备合并使用，必要时一举歼灭第二十九军”。此外，还准备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以下七项要求：“(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的中央系统各机关;(四)从冀察撤去排日团体，如蓝衣社、CC团等;(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对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如不答应以上要求，即要求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和二十九军撤出冀察。”

日本陆军中央部在13日上午接到了《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于当晚8时确定了《处理华北事变方针》。这个方针在表面上仍然标榜“局面不扩大”、“现地解决”，但同时又决定：“当中国方面无视现实解决条件而表示没有诚意实行时，或南京政府继续调动中央军北上企图发动攻势时，应采取果断的行动。”这个方针决定后，14日，日军参谋总长又从国内抽调7个飞行大队、4个独立飞行中队、2个机场勤务中队和1个野战飞机修配厂，编成“临时航空兵团”，以德川好敏中将担任兵团长，分别部署在山海关、锦州、大连地区。航空兵团作战飞机总数达到222架。

当日军加紧从东北、朝鲜、本土向华北增兵时，日本“中国驻屯军”、驻华外交官以及特务机关长等仍然采用其一贯伎俩，以谈判等各种手段欺骗冀察当局，以拖延时间、掩护其调动部队。这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天津千方百计地设法与新上任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商谈妥协条件，而“中国驻屯军”却正在紧张地忙于进攻北平、消灭第二十九军的作战准备。7月15日，日军制订出作战计划，并报告其陆军中央部。

蒋介石决心全力抗战;宋哲元幻想与日苟和

中国政府估计卢沟桥事变系日军预谋行动，判断日本有扩大侵略的可能，因而一方面以为在华北有利益的各国不会坐视不理，企图通过外交活动加以和平解决;另一方面电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采用“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在这两种途径下进行抗战的准备及部署。

7月9日，蒋介石令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2个师和第四十军庞炳勋部、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开赴石家庄、保定一带应援;同时把派兵北上的决定电告第二十九军及正在乐陵老家的宋哲元，并要求其“速回保定指挥”。宋哲元没有遵命离乡，当日回电蒋介石：“此间战事业于今晨停息”，“华北部队守土有责，自当努力应付当前现况。职决遵照钧座‘不丧权、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宋哲元意在以谈判求得和平解决。10日，蒋介石再电告宋哲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伎，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同时又电令其“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

9日，蒋介石还电令在四川的何应钦即回南京;并致电徐永昌、程潜及训练总监唐生智，说倭寇挑衅，无论其用意如何，我军应准备全体动员。同时向全国各行营、绥署及各省市发出一封密电：“日寇挑衅，齐日(8日)与吾二十九军部队相持于宛平附近，当今通饬一体戒备，准备抗战，并调二十六路两师、第四十军、第八十五师各部迅速开保、石，以备应援。另令第二十一、二十五两师继续开拔各在案。顷据报，双方撤兵，听候谈判。但日人诡诈，用意莫测。我全国各地方、各部队仍应切实准备，勿稍疏懈，以防万一，是为至要。”这实际上是对全国、全军的动员令，可见国民政府虽然仍未完全放弃和平解决的意图，但基本上已定下了抵抗日本武装侵略的决心。

何应钦于7月10日返回南京，主持抗日军事的日常工作。从7月11日起，每天21时在其官邸召开军事汇报会议。除军政部、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航空委员会及海军司令部的领导外，各有关司、署、厅、室及兵监的负责人也参加会议。举凡有关抗战的准备、动员、部署以及后勤供应等问题，均在此讨论，重大问题报蒋介石决定，一般问题由会议作出决定，报蒋介石批准执行。

经国民党中央两次电催，宋哲元方于11日离开乐陵;但宋作为华北最高军政长官，并未返回华北军政中心的北平或中央指令其开设指挥部的保定去筹划战备、指挥作战，而是去了天津，希图与日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进行求和的接触。

何应钦得知宋哲元停留天津、无意回北平或赴保定，于12日晚以特急电催宋到保定指挥。电文说：“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位于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的中央直属部队发布了正式动员令，命令以上地区的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同时命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担任津浦北线的防卫任务。又命令平汉、陇海、津浦三铁路局集结军用列车，并命令汽船公司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

蒋介石得知宋哲元滞留天津，一心与日军谈判求和而毫无抗战准备，于13日致电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我国家和个人之人格。”并要求其“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

但宋哲元并未按政府的指示奉行，他派张自忠等往见香月清司，转达自己的态度：“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悉遵从军司令官的一切指导。”而且于13日夜下达命令：从14日起，北宁铁路列车正常运行，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人摩擦。并将此命令向日军通报。14日，宋致电何应钦：“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当冲要，故先到津部署，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实际上拒绝了中央令其先到保定指挥部队作抗战准备的命令，继续留津与日军进行妥协谈判。但香月清司对谈判并不积极，拒绝与宋哲元会见，仅派出一名少佐参谋于14日夜会见宋哲元，要宋哲元承认原拟就的《情况判断》中的七条要求。宋哲元原则上接受了日军的要求，仅请暂缓实行。宋又即派张自忠等作为自己的代表，访日军参谋长桥本，要求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处罚当时卢沟桥的营长，由秦德纯代表宋哲元向日军道歉，调走第三十七师，由第三十八师接替北平城防，允诺立即撤兵和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由于日军已经决定以武力占领平津，谈判的条件未能满足其要求，所以日本军方未予批准，仍加紧进行进攻部署。

幻想苟和是平津之战迅速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平津作战中，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曾出现许多感人事迹。如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多次率部以肉搏击退日军的猛烈进攻，负伤不下火线，仍坚持指挥战斗。但第二十九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一天即遭重创，牺牲高级将领二名，伤亡官兵5000余人，被迫放弃北平。

北平作战中歼灭日军甚少，据日军统计，仅死伤511人。连同天津作战，据日本军方当时发表的数字，自7月27日至8月3日，日军不过死伤1233人(其中军官89名)。日军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地、空协同作战火力异常猛烈，固然是中国军队迅速失利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第二十九军最高领导对情况判断失误。他们既未认清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又不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及亿万军民强烈要求抗战的意愿，企图委曲求和，希图局部解决，维持冀察的原有局面，以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且未作充分、有力的战备和应有的部署。

宋哲元到达保定后，于7月29日致电蒋介石请求处分。其电文是：“哲元身受国家重托，自主持冀察军政以来，日夜兢兢于国权保持，乃至卢案发生，终不能达到任务，实有愧于职责，并负钧座之属望，拟请予以处分，以免贻误，而挽国危。”宋哲元在8月3日公开对外发表《我军抗战经过》，文中叙述了卢沟桥事变及平津作战经过后又自责“处置不当，实应受国家严重处分”，说明宋哲元已认识到自己对平津作战失败负有责任。

从卢沟桥事变前后第二十九军的全部情况来看，平津之战迅速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指挥不当，不如说是其领导人幻想苟和的结果。这种幻想苟和的思想贯串在卢沟桥事变以来的全过程。他们不了解日军最后通牒中所提要求仅仅是发动全面战争的一种形式。即使是完全承诺了日军的要求，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仍然是要进行下去的。这是从平津之战迅速失败中应总结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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