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尤其是老百姓，是并不乐意生育的，因为养育很艰难。一般情况下，统治者要干的是想方设法鼓励大家多生育。的确，以中国古代的一些史实为例，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了。汉惠帝六年，曾经有一条诏令：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算，是指人头税，汉四年(前 203)汉高祖刘邦下令，确定民年十五以上到五十六岁出赋钱，每人一百二十钱为一算，是为算赋。就是说，结婚晚的女子，要受罚。
关于婚龄，各朝各代都有所不同，而且经常变动。再以唐代为例。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下诏：“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而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4年）则有诏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似乎过了一百年，婚嫁年龄就大大提前。但其实不然，因为前者是指这个年纪“应当成亲”了，类似于婚龄的平均数；而后者则是指“不得早于这个年龄”，是法定结婚年龄的下限。但主旨都是说，到了合适的年龄，就应该结婚，而且必须要督促大家结婚，甚至死了妻子或死了老公的，脱了丧服以后，也要尽快再婚。
还有，贞观元年二月四日的诏书中，就要求各地刺史县令，督促民间及时婚姻；鳏寡多少和户口多少，都是属于考核官员政绩的指标之一。唐制还规定，女子不授田，结婚不加赋，所以民间乐于婚嫁，就是通过经济税收手段来促进及时婚娶的意思。
以上这些，难道说的只是结婚么？当然不是，背后是想督促生育。相对应的是，当代婚姻法规定了最早的结婚年龄（男二十二、女二十）就已经比较晚了，并且在婚假、产假等多方面给晚婚晚育者以优惠和便利，其实已经就是在鼓励减少生育的政策行为了。
在古代国家，还有一种常见的人口增长的情况。每当改朝换代，大的战争结束后，生产力破坏、人员伤亡已达到惊人的程度。比缺钱更严重的，是缺人，战争减员极为严重，史籍里常见“十存二三”之说。人口快速增长是皇帝很了不得的一项政绩，说明此时生得起、养得起，无动乱。据学者袁祖亮的研究，西汉前期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约为千分之十二。在如此高的自然增长率下,“西汉初年的人口为1500万，文景之际全国已达2500多万，景武之际达3000多万，在武帝前期可能出现3400多万的人口高峰”。这才几十年的时间，人数就翻了一倍多。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达到了5900多万的高峰；几乎是200多年前开国时的四倍。
在人口增长得最快的这些年时，这些皇帝都被史书大力吹捧：吕太后时，“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书•高后纪》）夸文景之治的“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庾皆满，而府库余财。……”（《史记•平准书》）
但我并非是想说明西汉时期的政治有多开明。翻开历史一看，东汉前期人口增加也很快，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只有2100多万，到了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就已达到了5300多万；才过了48年，人口就翻了一番。再如唐代贞观十三年全国十道记3，041，871户，12，351，681口；11 年后，至高宗永徽元年，增至3，800，000户，增加了24.9 %,年均增长率高达2.04%（王育民《中国人口史》）。这个速度就很惊人。更令人惊叹的是，清初人口接近１亿，但到康熙乾隆时期，人口便爆炸性增长，1790年达３亿人以上，1851年达4.32亿人！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康乾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少，平静了若干年，但决定性的原因是，玉米、土豆、花生等重要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这两百多年的时间内，陆续传入了中国，并且迅速在中国各省普遍种植，填饱了更多人的肚子。当然，这就未必证明康乾时期有多了不起，但因为生产力得到大幅度提高，人口迅速繁衍，常被称为“康乾盛世”。虽然我对这个极权统治的特务国家的溢美之词不以为然，但不得不承认，托了农业科学发展的光，能让同一片土地上养活的人口爆发性地翻好几倍，是幸运，也是能耐。人口的增长，确是统治者的荣光。
从全球来说，据一些统计数字显示，直到1804年左右，世界人口才突破10亿人，但在这两百年的时间里，世界人口已超70亿。为什么同样的土地，几千年来才能养活不足10亿人，这两百年却能养活70亿人？决定性因素就是因为科学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促进和发展。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如此之神速，如果还以几十年前的眼光来看世界，来制定政策，忽略人本身，这不就是缘木求鱼吗？
在不久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把“40多年来我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作为一项政绩，这种思路，实在是令人愕然。其实，正如历史上一样，如今的老百姓生育和抚养孩子也很艰难，成本也很高；到时发现，最缺的资源还是人的资源，那时，哪怕政府减税、发奖金、逼大家早婚早育，变着法子督促大家生孩子，也未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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