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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纽约时报》发表了其资深记者、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的一篇文章。该文称“达赖第一次表示，他能够接受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在过去，达赖的要求是“一国两制”。事实上，在对待共产主义的问题上，达赖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他甚至曾支持流亡藏人建立“西藏共产党”。

1．达赖曾“想当半个喇嘛，半个共产党员”

早在全国解放之前，共产主义思想就已在雪域高原上传播了。20世纪30年代末，在设在重庆的国民党“蒙藏学校”中，以平措旺杰为首的藏族进步青年，曾秘密组建“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各省藏区的革命事业与西藏和平解放立下大功。

本文中所说的分裂主义的“西藏共产党”，与爱国的“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

1951～1959年，达赖曾多次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据中国藏学出版社的《事实与真相 ??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其人其事》一书介绍，1990年，达赖还曾对一位中国学者说:“我过去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有很好的关系……1954年我在北京时，还有过加入共产党的想法，当时想当半个喇嘛，半个共产党员。”支持“藏独”的台湾女作家林照真所著《最后的达赖》一书，也称:“达赖在北京时，就曾经向中国共产党表明入党意愿，而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更是满心欢喜，他说:‘我开始非常热衷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配合的可能性；愈读马克思主义，就愈喜欢。这是一种建立在对每一个人平等、公正基础上的系统，它是一切病态的灵丹。’”

1959年达赖流亡印度之后，他也并未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共产主义。《最后的达赖》一书认为达赖直接促成了“西藏共产党” 的建立:“在‘藏青会’刚成立时，达赖希望借此包容马克思主义等各种西方思潮，亦要求青年会助藏人成立政党，促使反对党的产生。而且，令人意外的是，达赖一点没有刻意排斥共产主义，甚至出资协助共产党的成立。”

当然，达赖支持“西藏共产党”的成立，除了因为他对共产主义本无恶感以外，全球冷战局势的变化是关键原因。

2．中苏关系恶化催生“西藏共产党”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逐步缓和。美国为改善对华关系，停止了对“藏独”势力公开的援助，以达赖为首的“藏独”势力不得不考虑另找靠山。

20世纪70年代的中苏关系却十分紧张，据藏族学者直云边吉所著《达赖??分裂者的流亡生涯》一书介绍，1979年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哈尔拉莫夫指责中国“占领了印度和西藏的部分领土”。这标志着苏联的态度出现了变化，此前苏联一直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1979年3月8日，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印度前夕，达赖的发言人扎西旺堆呼吁苏联给予流亡藏人“政治上的支持 ”，他在谈到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批评中国“占领西藏”时说:达赖欢迎苏联态度的这一转变。与此同时，“藏青会”为讨好苏联，还组织了欢迎人群，打着反华的标语横幅，在柯西金从机场到印度总统府的路上向他致敬。“藏青会”还将一份备忘录递交柯西金，要求苏联提供财政援助和物资援助，以便进行反对中国的游击战。这是流亡藏人第一次公开发表声明，要求苏联援助。

3．达赖给了“西藏共产党”一笔钱

“西藏共产党”存在的时期，恰恰就是中苏关系恶化和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同情“藏独”的时期。“流亡政府”的专制和腐败，也使得一些青年藏人对其失望，他们试图借助共产主义实现“西藏独立”。

1976年2月28日，“藏青会”在达兰萨拉召开辩论会，扎西旺堆说:“马克思主义是可以服务于藏族斗争的惟一意识形态，因为它可以使国内外藏族同胞在思想上获得一致性。”与会大多数人当即表示反对，只有安多顿珠支持。同年9月，“流亡政府宣传部”主办的月刊《西藏评论》称“一些流亡的左翼青年秘密在印度某地开会，讨论成立西藏共产党，有8名青年参加”。扎西旺堆后来回忆说:“流亡藏人开始建立共产党，建立者就是当初举手支持我的人，我认为流亡藏人的第一个政党应该是共产党，他们制定了章程、宣言，也向外发出西藏共产党正式成立的信息，这些人还见了达赖，达赖对他们表示鼓励，还送了笔钱给他们。”

“西藏共产党”的创始人安多顿珠曾是中共党员，曾任西藏谢通门县公安局副局长。1978年5月1日，格桑顿珠（时任达兰萨拉“西藏档案图书馆”职员）等人秘密成立“西藏共产党”，格桑顿珠出任“主席”，“政治局委员”为格桑丹增（印度新德里大学毕业生）和朗杰（曾是西藏自治区公安人员，中共党员，1974年叛逃印度）。1979年5月1日，“西藏共产党”公开成立。1979年6月15日，达赖前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参加第五届亚洲佛教徒祈祷和平会议，在出发前，他在印度的德里机场对记者表示，祝福“西藏共产党”。

4．“西藏共产党”的“藏独”纲领

“西藏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追求“藏独”、佛教和社会主义的混合，其“纲领”称:“在达赖颁布的政教合一的民主宪法指导下，为重新获得西藏独立而斗争。”“流亡政府宣传部”主办的《西藏评论》也称:“这个流亡的西藏共产党，是民族主义的，而且是反对中国统治的。”

“西藏共产党”有《劳动报》和《莲花报》两个刊物。“西藏共产党”发布的主要文章有《一种新的努力》、《西藏共产党介绍》、《〈共产党宣言〉简释》、《关于西藏共产党运动的争议》等。为了与中国共产党划清界限，还专门发表《汉共与藏共》一文。“西藏共产党”以“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为目标，试图 “将西藏变为佛教社会主义国家”。

1981年1月10日，被一些流亡藏人认为是“西藏共产党”青年组织的“鹏龙青年协会”在印度昌迪亚尔成立，其主要负责人为尼玛桑珠和降央顿珠。该协会承认达赖的领导，宗旨为建立一个“自由、独立和幸福的社会主义佛教西藏国”，最终目的是“把西藏建设成为像苏联那样富裕的国家，但到那时我们都信仰至高无上的宗教”。

5．“西藏共产党”仅存在5年

这个以“独立”为主要目标的“西藏共产党”，仅存在了5年就自生自灭了，根据朗杰自己的说法，党员最多时也不过200余人。1983年1月25 日，“西藏共产党领导人”格桑顿珠、格桑丹增和朗杰在达兰萨拉召开“常务会议”，决定“解散该党”，三位“领导人”于同年3月10日对外宣布“西藏共产党 ”解散。同年4月1日，法新社报道了“西藏共产党”宣布解散的消息。此前，“鹏龙青年协会”也于1982年3月解散。

“西藏共产党”为什么消亡得如此迅速？

格桑顿珠曾回忆说:“当我们以共产党的名义出现时……除了得到达赖的支持外，没有得到任何支持……‘政府’把我们视为破坏者。”

格桑顿珠在《关于西藏共产党运动的争议》一文中写道，西藏农奴主阶层根本无法接受“西藏共产党”的“消除被压迫人民的困苦，向资产阶级作斗争，以求消灭私有制”等观点，上层僧侣也竭力反对“西藏共产党”宣传的“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大骂“西藏共产党”是“宗教的敌人”、“中国红卫兵的变种”。

美国人类学家诺瓦克在《西藏难民》一书中也认为，“尽管达赖在某些讲话中支持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方面，但大部分藏人仍然把共产主义视为危险的、不道德的观念”。“流亡政府”对“西藏共产党”采取政治上不予支持，经济上不给资助的政策。因此，在宣布“西藏共产党”解散的声明中，其领导人宣布，“主要由于缺乏急需的财政援助，以及阶级敌人卑劣的、无休止的监视和骚扰，党的正常作用的发挥已成为不可能”。

没有获得苏联的实质性支持，其实也是“西藏共产党”消亡的重要原因。

朗杰曾说:“西藏共产党成立以来，至今未得到印度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承认，亦未获得任何援助。”“西藏共产党”曾与苏联接触，试图获得军事援助。但苏联对“藏独”的支持，只限于派出少量人员，到由藏人组成、被印度控制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中进行宣传活动。

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逐步缓和，苏联对西藏问题的立场又重新站在中国一边，“西藏共产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借“西藏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重新成为“藏独”的靠山，达赖自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向西方靠拢。于是，“西藏共产党”自然日暮途穷。现在，流亡藏人中的惟一政党是“西藏民主党”。

6．达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还在变

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达赖“识时务”地和共产主义划清界限。

1989年12月19日，他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说:“马克思主义可能在本世纪内死亡！马克思主义的寿命很短。”

1990年6月，达赖又对美联社记者说:“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不久将会垮台，我们将在10年内返回自己的祖国（达赖这里指的是西藏）。”同年7月4日接受印度记者采访时又说:“共产主义在东欧已垮，因而在中国也是必然。”

但在近些年，西欧很多国家的左翼政党执政，达赖又在一些场合表示:“马克思在经济学上不仅仅追求利润，也关心怎样将利润平均分配给大家，让所有人享受这些利益。……马克思强调世界上没有救世主，这和佛教的理念一样……如果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中作比较，我是支持社会主义的……”这套说辞，让欧洲的不少社会党人听后都争相上前与他握手，并称他为“同志”。

由此看来，达赖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屡次变化，变化的原因并非他本人的信仰，而是时局的变化。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6917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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