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六年(201)刘表礼遇民刘表的到来，并且“益其兵，使屯新野”(今河南新野县)。刘表接受刘备的来奔，又给他一部分兵马，令其驻屯战略要地新野，目的是让他防守荆州的北大门，以阻挡曹操南下来攻。从建安六年到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南攻以前，刘备一直驻屯在这里。这期间曹操河北地区忙于剿灭袁绍残余势力和稳定后方，巩固统治秩序的诸种事宜。无暇南顾。所以刘备在新野的将近八年的时间里，基本无战事。只有在建安七年和八年受刘表之命北上叶县(今河南叶县)、博望(今河南方城县西南)与曹军打了两次仗。战斗结束后，刘备仍率军屯于新野。因之此时的新野乃至荆州其他地区，相对说来尚是一派和平安定的局面。这不仅有利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更有利于刘备壮大自己的力量。他在军事上不断扩大充实力的同时，在政治上则扩大影响，注意吸收有见识和有真实才干的士人到自己的帐下，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刘备的礼贤下士，尊重人才的行动得到荆州地区豪强的拥护，一时“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多”。建安十二年，尚在家农耕的诸葛亮已是27岁的青年了。幼年时的家庭教育，少年的坎坷遭遇，使诸葛亮萌生了立志改变处境的强烈愿望。随着年龄的增长，遂注意结交荆州各地著名人士，来往的朋友日渐增多。当时颍川郡的徐庶、石广元、汝南郡的孟公威和博陵郡的崔州平都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的人士，诸葛亮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开阔了正当视野，增长了社会，对现实社会形势有了深刻的认识，因而在其思想上树立了拯救国家，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时常“自比管仲、乐毅”，于是诸葛亮在士人之中应有了一定的声望。也就是在这一年，徐庶了驻屯新野的刘备，“时先主诣亮，凡三往，乃见”。诸葛亮在《出师表》里也记载了这件事，“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茅庐之中”，这就是著名的《草庐对》，从此诸葛亮加入了刘备军事集团，中心耿耿辅佐蜀汉，直到病死汉中五丈原。刘备三顾诸葛草庐，那么诸葛亮的草庐或者说他的躬耕地，应当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汉在刘备驻屯的新野县境内，也可以说是在新野城附近的某个地方。笔者这样认为，其理由如次。首先从刘备与刘表的关系看躬耕地。刘备来到荆州后，从军队到驻兵地乃至军粮的供给，无一不是从刘表手中得到的，事实上已经成为刘表麾下的一位部将，自然要处处受其节制了。况且新野之地北有强敌曹操，南在“带甲十余万”的刘表，而自己势单力弱，不敢有半点的轻举妄动，“备时羁旅，客主势殊”只能老老实实地寄人篱下，为刘表防守荆州的北大门。
尽管刘表对刘备是“以上宾之礼待之”，然而并不信任他，此中主要的原因是刘表“惮其为人”。刘备自起兵以来的10多年里，始终没有争取到自己的固定地盘，掌握的军队数量也不多，他先后投依过曹操、袁术、袁绍等人。由于他暗中培植个人政治势力和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时间不长，不是被人驱赶出来，就是他叛离对方。因之时人如曹操、孙策兄弟以及陆逊等人都骂他为“奸猾”之人，刘备真可谓是朝三暮四的不可靠之徙，对他的为人刘表心里颇为清楚。而刘备在性格上又恰恰是个“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心胸狭窄的人，所以他对刘备在表面上虽然“厚待之”，但在内心里却是很不信任的，“然不能用”，“不甚信用”。建安十二年春夏之际，曹操北征乌桓，这时“刘备说表袭许，表不从。曹操率军北上亲征，趁其后方兵力空虚，刘备建议攻打许都，应该说这个建议是正确的，但是刘表对他怀有恭恭敬敬戒心，终于没有采纳之。为了笼络刘备，刘表有时把他请到襄阳来“宴会”一番，做做“外貌儒雅”的表示，以安抚其心，让刘备防守好北大门，但对其始终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重任之则恐不制，轻之则刘备不为用”，所以刘表不能不对之多加防范。随着刘备在新野驻屯日久，影响逐渐地扩大，刘表对他的戒心就更大了，“表疑其心，阴御之”，对其警惕性更高了，不会允许刘备随意到算了自己政治和军事重心襄阳来的。而刘备对刘表的此种态度不会没有觉察，无奈自己正处于走投无路之时，没有办法。秦汉时期有普遍实行的著名军法??“擅兴法”，此法规定：率兵将领未经皇帝或上级主将的命令擅自发兵，或是将领擅自出界、离部，都要受到军法的严感厉制裁。《汉书。功臣表》载：“?侯李寿坐为卫尉居守，擅出长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桥，……诛。”李寿乃京师宿卫军官，未经允许擅自离开长安城送客，依军法处以死刑。又《汉书。王尊传》载护羌转军校尉王尊，于押运军粮途中，遭羌族军队包围，尊以千余骑突羌贼，功未列上，坐擅离部属，会赦免归家。可见军法规定了对将领擅自出界和离都是要严惩不贷的。汉末军阀混战乃至三国鼎立时期，军阀们对各自的率兵将领和士兵都控制得极为严格，因之也都在坚持实行“擅兴法”和“士亡法”。曹操“时天下草创，多捕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孙权“时法：谋叛，刑三族”。其目的是为了牢固地掌握将领和军队，把握战机，以取得战争胜利。寄人篱下的刘备自然懂得违反“擅兴法”的结果，只能忠实职守，在刘表指定的驻军范围内活动，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刘表的命令他是不敢擅自兴兵的。
刘备屯兵新野期间，曾有两次军事行动，都是奉刘表之命而兴兵的。建安七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建安八年刘表“使（备）拒夏侯?、于禁等于博望”。说明刘备的军事行动是受刘表节制的，没有刘表的悬念他不能擅自行动。从新野到襄阳（今湖北襄樊市）直线距离有一百多华里。古代军将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莫过于骑马。刘备三顾诸葛草庐，不但是兴师动众，惊动乡里，刘表对此不会没有耳闻，这?‘恰恰触犯了他的“疑忌”，而且刘备的举动超出了新野的地界，擅离其部署，违反了擅兴法。所以刘备不会冒此风险，到襄阳的隆中去访求诸葛亮的。因此我认为诸葛亮的躬耕地不会在襄阳隆中。其次从诸葛亮的自述和史籍的记载看躬耕地。诸葛亮在《出师表》开头部分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前两句是说来荆州南阳郡的生活处境，绝非自谦之语，前已论及，我们再看后面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一句，则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汉末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百姓遭难，生灵涂炭，这是就全国动荡不安社会形势而言，是从大方面来说的。其二则是指局部地区的形势，即为南阳郡治宛（今河南南阳市）城及其周围几个城。在这个小范围里同，先后有袁太、张济叔侄、曹操和刘表等人角逐其间，一度成为军阀们争雄的战场。建安元年（196）西北军阀张济与刘表开战于穰（今河南邓县，在新野西北），张济死后其余部将由侄子张乡率领，进驻于宛。建安二年曹操进攻张绣，战斗激烈，曹操中计受伤，子曹昂战死。同年冬天，曹操再次进攻张绣于穰。建安四年曹操又一次攻穰，张绣见抵抗不得，遂降不卫生则操。由此可见，宛城地区在官度战前烟火四起，成为兵家的战场。即使在官渡战后，这里也时有战事发生。致使生产破坏，人民填死沟壑，真可谓“乱世”之局面。在遥远的古代，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普通百姓难以得到远处的任何，倘若诸葛亮不是身临其境，亲自目睹这一血淋淋的事实，并能在锋镝之中活下来，他绝不会说出“苟全性命于乱世”这句情感至深的话来的。正因为新野较之城、穰城不是军阀们激战的主要地方，诸葛亮才有幸“苟全性命”。如果是在那两个地方躬耕的话，或许他就不是我们今天要研讨的人了。因此从诸葛亮的自述，我认为其躬耕地当在新野县界内。《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王隐的《蜀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帮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昔尔之隐，惟卜此宅……今我来思，觌尔故墟。’这段文字是说在西晋惠帝永肖年间(304----306年)镇南刘弘到襄阳城西的隆中“观亮帮宅”，因之忆起诸葛亮的许多英雄业绩，使他颇为敬仰，所以命太傅掾李兴著文立碑，以志纪念。碑文中首先点明祭祀的地点是在“沔之阳”，即汉以北，古人习惯上称上山之南?北为“阳”。刘弘命兴等人到汉水以北的隆山祭祀诸葛亮，故引写出“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亮之故乡”的句式来，可见诸葛亮的“故宅”虽在“隆中”，但毕竟不是其“故乡”，他的故乡在汉水以北岸较远的地方，非登高不能“远望”也。那么这里所云之是指诸葛亮的原籍吗？我以为民。因为琅琊郡阳都县别具匠心此地有数千里之遥，不可能望见什么，只有别具匠心此较近的诸葛亮的第二故乡新野县，在登高远望时尚能依稀有所见，当然这只是要兴等人的心理活动使然。王隐记载此事发生时间距诸葛亮去世约70年，当为最早的文献霉烂，说明世人对诸葛亮的躬耕所在地，还有明确的记载或口头叙述。据引我认为躬耕地不在用不着远望眼皮底下的隆中，而很有可能就是在汉水以北的新野。诸葛亮在那里农耕生活了10年之久，人们已把称作其家乡所在地了。尽管其田宅早就成为废墟，但作为历史名人，李兴等人仍要“今我来思，觌而故墟”一番了。
最后从世人称谓习惯看躬耕地。汉魏埋藏，地主阶级的第一代军功地主完成了历史使命，历史地位由其第二代身价性地主或旧世族豪强地主所取代。是在黄流域崛起几家名族，世受皇恩，如汝南郡的袁家，弘农郡的杨家，皆为“四世五公”、“四世三公”。拥有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并且门生故吏遍天下。此外崔、卢、李、郑、王几家也处在发展过程之中。那些世族豪强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为显示其门第和籍贯的高贵，常常是将郡望标榜在前，县地称之于后，甚至只呼郡望，不注县地，以显示出身的尊贵。后世史家们在编纂史书人物传记时，也如此办理。诸葛亮在和颍川、汝南、博陵郡几位著名人士交往中，自然要受到他们的思想意识的影响，因之在《出师表》里说当年曾“躬耕于南阳”也只称郡之称。诸葛亮躬耕时期的主导思想是“以兴微继绝，克复己任”的宗法正统思想，加入刘各集团以后，其政治思想更明确，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并为之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实辅佐“帝室之胄”刘备。他言明躬耕郡望，甚至不写出自己的祖籍在何方，而把南阳帝乡当作自己的故乡，即说明了这是其宗法正统思想的真实反映，是其终生追求奋斗的最高目标，也表明了诸葛亮躬耕地确实是在南阳郡，但这并不等于说自己就是在宛城躬耕。因为宛城虽然在官渡战后复为刘表势力范围，但那里却濒临曹操统治地区，是为曹、刘两军事集团拉锯地带，刘备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到那里去求贤的，况且还有擅兴法的束缚，因此我认为诸葛亮躬耕地在宛城的可能性不大，而是在刘备驻屯的新野县境界。“诸葛大名垂宇宙”，作为英雄人物的诸葛亮，千百年来深受人民的爱戴，他一生的生活经历和创建文治武功的地方，自然成为人们追思这位圣贤者的所在，以寄托对他的敬仰之情。因此也就产生了诸葛亮躬耕地是在襄阳还是在南阳的问题，乃至争论不不休，成为一桩历史悬案。欲使这一问题逐渐取得接近一致的认识，我们不妨对力主襄阳说教引用一条重要史料，予以辨析。这条史料是《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里的一段话：“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直里，号曰隆中”。粗看起来，这段话并无问题，但结合《史记。秦本纪》和《续汉书。郡国志》等史籍来考察邓县、襄阳两地行政区划，则发现习氏之言谬矣。《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二直九年载：“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又《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三十五年载：“初置南阳郡”。南郡设置在前，南阳郡在其后，两者相隔六年。两郡行政区划据《汉书补注。地理志》注引习凿齿的《襄阳记》为“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自汉以北南为南。”唐代张守节为《史记》所作《正义》也载：“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以北。”《晋书。地理志》也记载：“及秦，取楚鄢郢为南郡，……以楚之北立为喃阳郡。”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也说：“秦置南阳郡，以在南山之南，汉水之北也。”从上述文献材料得知，两郡行政区划以汉水为界，南郡睚汉水之南，南阳郡在汉水以北。我国古代行政区划大都以江河山脉走向为划分依据，这是大家‘熟知的地理常识。《续汉书。郡国志》载襄阳县属南郡，而邓县为南阳郡所辖，由是可知坐落在汉水南岸的隆中并不属邓县辖领。既然隆中在襄阳县界内，两地双均不在邓县行政范围以内，习氏何故云：“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呢？可见他的说法是错误的，至少是自相矛盾之语，。因此以这条史料用来说明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必需要慎之又慎。除非在汉水北岸的邓县界内另有一个隆中之地，方能自圆其说。
周士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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