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甘肃发生过一起地方官员以赈灾之名,共谋作弊、肆意侵贪的大案,牵涉总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县官员113人,追缴赃银281余万两,波及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几个省,震动全国,时称“甘肃冒赈案”。
起义引出大案
这桩贪污案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就开始了,隐匿事实真相达7年之久,是循化厅撒拉族人苏四十三反清起义引发了这桩大案的彻底败露。
王廷赞万万没想到,他的一道奏折,被精明的乾隆皇帝看出了破绽。乾隆责问:“王延赞仅任甘肃藩司(即布政使),何以家计充裕?”当即传谕已经在甘肃的大学士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严密访查王延赞因何家道充裕,是否与甘肃捐监一事有染指情弊。
谷粮变银子
甘肃地处西北,灾情经常发生。清初,曾经实行过凡愿意取得国子监监生资格的读书人,须按规定数目向当地官仓捐交豆麦谷粮,取得资格的可以应试入官,时称“捐监”。遇到灾荒即用这些粮食赈济灾民。但在实行过程中,由于弊端丛生而一度停止。乾隆三十九年四月,王?望任甘肃布政使后,以甘肃灾荒连年,仓储不足,可恢复旧例用捐监粮米赈灾为由,说服了陕甘总督勒尔谨。于是,三十九年又开始在甘肃各地开捐。
干出这样大的出格事,得有个得力助手,王?望调亲信蒋全迪为兰州知府,公开授意各州县收来的银子总交蒋全迪办理。蒋全迪任职后,将监粮折成白银,并将收取的白银借灾赈的名义任意开销,仅从乾隆三十九年四月至四十二年初,开捐不到三年,就开销监粮600余万石。而这些销去的粮食,实际上折成了银子落到了贪官手中。
为了充分利用这次捐监获利的机会,私吞更多的银子,蒋全迪与王?望商议,为各县预定灾情,按照各县报灾的轻重,定出收捐数额,由藩司将预定单发给各县,由各县照单开赈。换句话说,县上想报多少,就报多少。
当时,王?望收受银子有个规矩,就是下属送银子不能让他看见,否则他是不收的。行贿的人就把银子放到酒坛里,放到菜筐里,或者通过看门人送交,王?望和他的属下自然心知肚明。为了贪赃,州府官员也在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有的直接参与分赃,有的接受贿赂,有的向上报假情况包庇下属。当时,甘肃官场有这样的话流传开来:“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是对王?望们贿赂情形的真实写照。
清官变贪官
王廷赞任甘肃布政使之前,曾做过安定县知县,也曾廉洁奉公,也曾为安定县百姓做过不少好事,至今在定西地区还有一座残留的“王公桥”,这是老百姓对架桥修路,造福一方的县官的赞誉。但他在接任甘肃布政使后,利欲熏心,与勒尔谨在捐监事情上沆瀣一气。乾隆帝派员查办甘肃案子,和?也在其中,王廷赞与和?私交甚好。和?到兰州后,王廷赞如同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请其出谋划策。和?让他交出一些银子,资兵饷,赈贫民,以掩人耳目,减轻罪责,这才有了前文王廷赞给乾隆皇帝的奏折。王廷赞上奏后,便急与省内上下官员通风报信,藏匿金银,所以当办案官员奉旨对其家财查抄时,也就所剩无几。
早在甘肃复开捐监之日起,乾隆皇帝就始终关注监粮的办理情况。乾隆四十二年初,乾隆帝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前往甘肃开仓查粮。甘肃各州县官员串通作弊,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给袁守侗“粮仓满囤”的假象。袁守侗回京复命,奏称“仓粮系属实贮”,乾隆帝信以为真。
东窗事发
四十二年五月,被蒙在鼓里的乾隆帝因王?望办理监粮“有功”,一道谕旨将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苏四十三起事反清围困兰州,和?、阿桂一行到达兰州后,在奏折中多次提到甘肃地方经常阴雨,往往延滞用兵,特别是官军将苏四十三义军逼到兰州城外华林山上,由于大雨不断,华林山久攻不克时,乾隆联想当年王?望在甘肃任职期间连年奏报地方干旱,唯独今年雨多,其中必有虚报情形。恰巧此时王廷赞、王?望做贼心虚,自愿捐银、认罚的举动,乾隆帝这才真正引起警觉。
经查,至乾隆四十六年初,甘肃省共有274450名报捐监生,收银15094750两,合计侵贪赈银2915600两,所谓监粮有名无实。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奉旨清查各地监粮,发现不仅没有贮存监粮,而且平时国库应存储的正项存粮也亏空。
乾隆皇帝发了话,“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乾隆四十六年秋七月,乾隆帝降旨:总督勒尔谨赐令自尽、两任布政使王?望和王廷赞、兰州知府蒋全迪依法正法。八月谕令:甘肃捐监一事立即禁止。紧接着,陆续降旨,将侵贪赈银千两以上的官员程栋、陈严祖等56名贪官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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