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时期，天下大乱，凡人能存者十独一二。战争四方起，硝烟九州燃。如此动乱时期，英雄豪杰、骏马雕弓，沙场上刀剑相拼、生死较量；谋臣智士、羽扇纶巾，行营中运筹帷幄、尔虞我诈。成就了一批批威武的豪杰义士，勾勒出一件件感人的英雄事迹。故事里旋音转动、瞬息万变，枭雄霸业活跃于青史之中。向者，若从宇宙中看地球，碧蓝大海岸边，独中华江山、三国时代英豪倍出、文武齐全：魏武挥鞭、霸王立业、卧龙三分、赤壁绝焰；再看那青龙刀威震天宇，丈八矛轰动地心，一张张可爱熟悉的脸孔围绕大家。此时，撇去他们鲜活的面容、矫健的身姿，且看放大亿倍的地球：能看到什么？我眼里的只有白骨、灰烟、乱刀下的腐肉、饥荒中的饿殍，英雄们用一个个真实的人类、脆弱的生命盖起了自己崇高无上的宝塔，后人记住了他们的一切。而百姓们呢，只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凡的过着一天又一天，心平气和地等待着刀光血影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性命不再属于自己，而只在于那些手持利刃的将士毫无怜悯的一挥间。幸得上苍有眼，天降十数位怜民悯众的贤守惠令于大魏中华广袤的原野上如雨萌生，获尽乱世中唯有的利益于民，造就了一场场撒播收割的动人景象。天怜百姓人亦怜，他们的到来，无数人生命得救，天下间万物重生。没有了他们，国家将不复为国家，人类也就沦为原始社会中的弱肉强食。刘馥、司马朗、梁习、张既、温恢、贾逵、任峻、苏则、杜畿、郑浑、仓慈。这些生疏而又蹩口的名讳中，透出的只有一点点微弱的光芒，虽然力量有限——但我想，黑暗的世界中也只有亮了一县，才可以亮一郡；亮了一郡，才可以亮一州；亮了一州，才可光耀天下。现代人在敬仰张文远威震逍遥、甘兴霸百人劫营、关云长水淹七军的同时，希望也会有人默念几声他们的名字，这些是我想看到的。刘馥刘馥造就了合肥城。大家通晓：三国时期合肥乃魏吴两国必争的军事要地，而在刘馥出任扬州刺史之前，那里却是一片废墟。江淮之间从董卓之乱开始就残旧不堪，经过袁术及地方小势力和贼寇的细心洗礼，合肥越发成为了苍蝇不敢逗留之所。官渡之战后，刘馥被曹公委任扬州刺史，单马造合肥空城。中国自古便是人口大国，兽能踏足地，处处皆有人。合肥城内所余不迁之民，得遇刘馥刘元颖后，生活大为不同。刘馥建立州治，恩化大行，百姓喜悦。史料记载越江跨湖奔合肥而去的可以万计。刘馥不忘培育人才、发展教育，这在汉末是不寻常见的。《三国志》上吕蒙、王平这样的“文盲”，在民间多不胜数，占人口总数多之又多。刘馥建立了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教育机构，对这些没有文化的人来说就是开赐天恩。宋代以前文武不分工，文人可上疆场，武人常念诗书，如此一来，这些学校里成长出的人才们又可以上马参军，为国效力，不仅增加了文化知识分子，还扩充了国力和军力，不光百姓们高兴，曹操张辽满宠等后来经常在合肥战场上厮杀的军官们也应当高兴，因为一群准军锋诞生。
枣祗、韩浩的屯田建议实行后，天下但凡所属曹操势力下的州县，理应都效法屯田。但官渡之战后，北方空虚成病，曹操花了几年扫灭乌桓和袁家余党，战争使民生恶化、稻田毁灭。田地破坏后，百姓依旧如董卓李郭时期一样，饿死者无数。刘馥广行屯田，在城南兴建了很多人工水灌稻，不仅解决了贫饿问题，还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史称“官民有畜”，这个成绩成为大魏政绩上的光辉一页。除了民政农业等业务外，刘馥大量巩固合肥城的牢稳，作为以后的抗战之用。大家觉得刘馥这么做是主要动向是什么呢？是他有战略头脑，知道合肥不久就为兵家要地？还是他富庶一方，可以发展更高更好的产业和设备，所以扩充自己的建设？其实都不是。他的目的是：即使合肥有战乱，有了这些守备，百姓能更安稳，城池会更牢固，不会因为战火而波及到这里本来安居乐业的臣民。事实证明：孙权出兵11次于合肥，没有一次是大获全胜而终的。而刘馥去世后合肥仍固若金汤的原因也正是当年的这番苦心。刘馥惜百姓，百姓爱刘馥，士民同出力，不怕南夷贼。刘馥的一些经济建设到了后世依然受用，而这座历史古城也无声无息地传流至今。笔者正是合肥人，想起三国时期合肥兴盛时的片断，便心旷神怡、心神澎湃。得民心，才能得天下，这句话永远受用。
司马朗司马懿之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人都是魏晋时期优秀的军事奇才，同时，在内政上也是一把手。在“三马同槽”之前，司马朗同样是国中优秀的内政人才。和荀郁、贾诩等谋士相同的是，司马朗在野之时也告知父老乡亲躲避贼乱，他们年轻之时不仅心系霸业，也身体力行地助农辅民；包括汉相诸葛孔明，年轻时也是村夫：知得苦中苦，才为人上人。刘玄德织履为生，日来夜往的都是疾苦之民，他见识到了民之所需，才能在以后的立业之中还需于民。贵族子弟如袁本初、袁公路兄弟，就恰恰缺乏这个体验，以至后来的挥霍颓废，乃至衰败灭亡，都和群众基础离不开边。话说远了。来看司马朗投奔曹公后的表现：在堂阳，史书曰：“其治务宽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和当年的刘虞一样，司马朗的行政手法也是宽以济人的。民不犯禁便是那些心地善良、知恩图报的老百姓给司马太守的回赠。古时候，特别是西汉中年以前，动不动就会因为一些小错，人就被煮了。这种现象于秦时为最。相比之下，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废除死刑真是莫大的讽刺。司马朗待民宽柔，效果会有两种：一则乱，二则定。结果为后者，不枉百姓对其爱戴有加。司马朗还恢复田地的种植，改私田为公田，和刘馥的家家有畜的景象不太一样。司马朗所治之地，人民节俭自制，都能安守本分，吃住全是公有制。此等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却在他之后失传，可惜。
司马朗自己也躬自领头，锻炼艰苦朴素的生活，让人敬佩。可惜司马伯达年未五旬，便死于军旅。就连身亡也是因为军中大疫，他因为担心士卒健康而被传染致死的。同是兄弟，似乎司马朗比其弟宣王品质高尚得多。
梁习在我介绍的这些贤守惠令里，有几位是历经几城守任治理的。在他们所辖的各个地方，都取得了好的名声和表现。其中一人叫梁习。曾在陈郡、漳、乘氏、海西、下邳几地为官，职位有所不同，但都获取了不错的好名声。在这些地方，百姓积蓄增多，人口蔓延，给国家带来了新生命。不用说，在东汉末年，土地上最需要的就是田地，那个人吃人的社会，只有粮食充足才能生活下去。那么多的田地，为什么所产粮食却不够人吃呢？中国土地养不起中国人吗？答案很简单，因为打仗，因为军队，因为粮饷。老百姓辛苦打割下来的谷子、稻子，还没握热乎呢，就被军队强行夺去，以供军需，这样便大大破坏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梁习不怕罗嗦，时常劝植农桑，以身作则，耕地于野。他声告百姓：在乱世，想活下去，不能靠幻想和等待，不能靠皇帝和地主，不能靠神灵和苍天，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去劳作，去丰衣足食。梁习不仅运用好自己勤劳的双手，还充分运用了自己聪明的大脑。他上表封任了两个屯田都尉，领着门客在路旁种菜种饭，不仅给人提供了方便，还使西北的牛马之类有余草为食，这便是一个小的生态平衡观念：牛马吃人种的草，人用马、人吃牛，牛粪也能当肥料，这样一来，军队的马匹也更强壮了，人民的食物也逐渐丰盛。所政之地风调雨顺。梁习主要活动的州域，是并州一带。三国志有载：“其政治常为天下最”。常就是曾经的意思。看来梁习能力不小。我所写的很多人都并有军事能力的，但此处只说内政，故而不提。
张既再说说另一位军政全才：张既。此人军事水平高过梁习等人，在演义中打马超那回也曾说到。张既是个美少年出身，年轻时当过新丰令，“治为三辅第一”。三辅便是雍州的京兆、冯翊、扶风。他的治理能成为三辅第一，和梁习一样，也是奇才。后来张既因为不少作战用谋等表现，当上雍州太守，也算是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了——张既正是三辅冯翊人。当时处在刘备和曹操抢夺汉中占有权的激烈斗争之中，魏国大将夏侯渊、曹洪、张合都全力以赴地抗敌作战，而后方就乱成一团了。史称陇西、天水、南安三地百姓暴动。三国时期，以西凉、南越、南蛮三个少数民族聚集地最容易出现变动，而西凉的乱事是最早的，也是最漫长的。从当年的边章、韩遂，到后来的马腾、马超以及氐王某某、羌王某某等，都是使民作动的头号人物。民族关系复杂微妙的凉汉人民往往就因为风吹草动而手舞足蹈、相互起哄。比较让人熟悉的就是诸葛亮取天水时，民各涌动、响应孔明，最后还使大魏丢了姜伯约，此是后话。
正当刘备、法正、黄忠大举杀向汉中之时，正当三郡百姓内乱不止之时，正当曹操心力交瘁，一面安抚夏侯渊、一面担心百姓造反之时，张既出现了。他一道指令下去：让三地军吏放假，帮助百姓盖房子、造水坝。这其实是个大胆而危险的决策，也是个巧妙的决策。军吏不执行公务，而去帮百姓做农事，表面上确实是浪费了军力，减弱了守备，其实这却是稳定人心的唯一之计。结果，百姓一往如常了——这个“常”当然指的是变乱以前。张既坐守雍州十多年，政绩斐然，皇上亲自诏书奖励，褒奖其使羌民归心之功。这是他理所应得的。
温恢温恢，也是历经几个郡县的治理的人，不过不在西边，而在东边。他曾为廪丘长，鄢陵、广川令，彭城、鲁相，史载“所在见称”。同时，他也是个会种田、也会打仗的人。曹操曾多次嘱咐张辽乐进，在守合肥时要经常虚心请教温恢一些地理、军政上的事情，后来张辽出奇兵、以少胜多败孙仲谋十万大军，也如温恢所策。这里主要说内政事迹，因为此人早逝，而又无特殊事件证明其惠民之才，所以就添加一下军事为乐。在他的悼词中，明确地说着：“恢有柱石之质，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为朕执事，忠于王室，故授之以万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其愍之！”多么好的一个人！
贾逵此人大家应该了解一点，演义里，他曾在石亭之战看破了周鲂的诈降计。他的孙女也就是历史上其毒其恶的著名丑女皇后贾南风。言归正传。贾逵也是小官吏出道的，比以上那些人不幸运些：因为他首次出任的小城池绛邑，刚上任就被反贼郭援强攻。幸亏贾逵为人有智略和将帅才能，坚守城池，短时间内人民免遭战火。不久，由于郭援勾结匈奴人合力攻城，贾逵独木难支，城破了。在这里，还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贾逵破城之时，城内无数乡民父老接连成队，请求郭援别杀贾逵。郭援也不是没脑子的，心想自己赢得民心的时候到了，于是给贾逵一个机会，让他投降。贾逵一动不动，坚守于自己原先的岗位，毫无畏惧，面不改色。郭援一下子丢了大面子——难道让我这个胜利者去请你这个败军之将？——于是派人把贾逵抓来，让他跪下叩头。贾逵大骂一句：“安有国家长吏为贼叩头！”果然有骨气，我也是摘抄贾逵原话。郭援忍无可忍，二话不说，命人杀他。百姓们此时一同哭了起来，纷纷说：“如果贾逵死了，我们也都不活了！”以此威胁郭援。最后郭援不敢造次、惹下恶名，于是贾逵获救。他这个气节，和高顺、庞德、张任异曲同工；他之得人心，和刘备、诸葛诞也差不多了。那些百姓知恩图报，都是大魏好子民，都是中华好儿女，都是炎黄好子孙！
贾逵为人刚毅，做事一丝不苟，有法度，有魄力，有点象汉武帝年轻时候。曹丕称帝后，北方不稳，五都之一的邺城有许多违法乱纪之民，贾逵被调去那里安民，结果不用说，涛声依旧了！不久，贾逵转任豫州刺史，管理南民。这人南腔北调都精通啊！贾逵在外，是曹休的好帮手，造船练兵，讲智谋、论天下，是吴国北伐的一个人工屏障。当时他和满宠都是吴国人害怕的对象，虽然无张文远那么让吴人恐惧，但也起到点惊诧作用。对内，贾逵不仅懂农业治理，还兴修了水利工程。可能是地出南方的关系，那里用水比用马要多得多。贾逵开发了一个有名有姓的渠道，就叫贾侯渠，挖了二百余里，又开山、又绕水的，沟通了南北商业的交流与对抗。虽然没京杭运河那么雄伟蜿蜒，但也是北方人行舟弄水的创举之一，值得记住。
任峻任峻、枣祗、韩浩，是东汉末年屯田制的创始人。其中枣祗、韩浩是提议者，任峻是主要实行者，三人都有莫大贡献。枣祗、韩浩，乃至韩浩的上司夏侯元让，都是不错的内政能手，因为枣、韩二人都没在《志》中立传，而夏侯敦又份属武将，所以这里就先不说他们三人了。任峻是曹操妹夫，和曹子孝一样，都是领亲族子弟一起来投奔曹操的，按现在话说就是曹氏公司的大股东。在人咬人、鬼吃鬼的李郭之乱时，曹操一方面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方面在考虑用什么来养天子？皇上都住破草屯子了，大家设想一下，当时还有什么能够充饥的呢？不会有人想到让典韦、许褚、曹彰三人分别去山里打老虎、牛、熊来吃吧？所以，这时，枣祗等人的绝妙建议就出来了。这里略去他们的金口玉言，就说说任峻的粗手大脚吧。史称“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这句话在原先版本的《三国志》里都找不到，必须是最新修订的书里才有。陈寿有一句惜墨良言：“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可见其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国家想要军事胜利，必须先要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的前提就是经济繁荣。魏国乃至大部分中原地区都普及实行了屯田之制，国家富饶起来了，于是吕布、袁术、袁绍、韩遂、张鲁等接连剿灭，也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因果轮回。所以，蜀之诸葛亮、吴之张顾诸陆步等，都是很重要的。
苏则苏则这人我也不是太熟悉。此人是曹操攻打阳平关时遇到的，然后让他帮忙当军队向导。汉中太守张天师投降后，苏则当上了金城太守。这地方也是个饥荒重灾区，和刘馥去合肥之前的所谓合肥城一样破旧不堪。几月后，再去那里一看呢，简直就是伊拉克变成旧金山一样了，面貌全变了、人民集中了、土地开辟了、学校建成了、牛羊增长了、粮食累积了、法律生效了、今年丰收了！苏则把自己“导游”和“教育局长”的工作一扔，开始当起了农民，亲自带百姓们种地播种，等待来年再丰收！当时，金黄色的稻谷哗哗直落满天飞，就象金星撞了地球一样！从此以后，魏国西南地区开始了和中原一样的农业形态，人们也不趋向于往大城市跑了，就象深圳崛起后、去上海的人逐渐少了一样！
苏则这次西部大开发，不仅在内部把百姓安置得服服帖帖，还和羌民有不少商贸交易，看来大魏对外进出口发展得很不错。相比清朝的闭关锁国，大魏高其一筹，外交上四通八达多了。苏则后来还劝曹丕西通酒泉、张掖等国，一视同仁、平行发展，在外交上也是很有仁心慧眼的。
杜畿此人名号虽然难读，但影响力和当时的名气可不小，被荀文若视为奇才，说他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事实证明：一向看人很准的文若先生这次也没看错人，杜畿确实在文若的推荐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曹操曾向荀?请教安定河东的方法，荀?说“今有萧何，为何不用？”这里说的“萧何”便是杜畿。后来，中原所有郡县里，杜畿所治理的河东最先安定，休养生息时间最短，而且为曹操省下了不少财力物力。杜畿遵从萧何的思想，实行无为而治，其道义法度都很轻，民有犯罪的，经过杜畿细心指导说教后也都改过自新，比看守所、公安局还管用，当时汉中师君张鲁的管教方法表面上也很象无为而治，实际上却偏袒了罪恶的根源和本质，和杜畿的方法大有不同。杜畿安抚百姓时，并不是同等而治，他选其村落中的孝子贤孙、贞妇烈女、善民顺党，优先对待，更免去他们的一些徭役赋税，以作奖励，这下使人民的从善积极性加大了，虽然“目的”有点“市侩”，但效果是起到了的。一时间，马牛羊、鸡鸭鱼、猫狗猪，都四野可见。农业、畜牧业都有所提高。百姓乐于种地，把种地当作一天之乐，把收割当作一年之快。最难得的是，杜畿开设学堂、学宫，亲自教导人们四书五经、礼、易、乐、春秋等圣贤之书。他实行道家无为政治，却一手又传授儒家忠君爱国思想，这是古代多教义融合的好表现。另外，杜畿还开设锻炼身体武艺的武场，让大家伙头脑灵活之余，还要四肢发达。几年下来，河东简直就是清华、北大。“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和梁习一样，其政治也一度成为天下第一。此等业绩，是魏国内政史上的奇葩。杜畿一生为国为民，最后在造船时死于风浪之中，为其默哀……后来他的孙子杜预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儒将，后代还有诗圣杜甫，真鼎盛家族也！
郑浑此人比较搞笑，也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在所辖之地倡导计划生育。看上去好像很荒诞，其实道理意味深长。当时，不是大户之人，都很难养活所生的众多子女，抛子弃女而活命者不计其数。再加上死亡率太高，所以很多婴儿仍在襁褓中时就被父母不得已而遗弃。三国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夏侯渊为了养活亡弟的女儿就扔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刘备为了荆州百姓舍弃了两个女儿和阿斗。这些大公无私的例子都很让人感动，却也痛入心扉，确实，生而不养，太残忍了，还不如少生！
郑浑限定了每户产子量，并根据不同富裕程度作不同的标准，使家家孩儿有衣穿、户户童子不愁食。起初，人们不服郑浑的管制，不让生孩子他们偏生，有的偷偷摸摸就抱了一窝。但他们发现服从管教的家庭得到了应有的好处之后，才知道自己错了，于是虚心改教。这些都是郑浑的方案成功的表现。郑浑比较怪，他让人们少打猎捕鱼，多种植养桑、开垦荒地，也就是多多利用未开发资源，好好保护已开发资源。他的一系列不同于人的治理手段都是很有个性的。郑浑在任期间，率领所治百姓干了不少捕贼拿赃的大案子，也受到国家称誉，最后连换几任，成为京兆尹。于是，京中一带，民生又活跃起来了。在曹操兵发汉中、与刘备作最后一次对决的时候，郑浑在后方督粮，速度犹如神州六号，非常之快，让曹操、曹洪、张合等都惊异万分。后又专心为民，防止水灾发生，建造了享誉一时的“郑陂”。京兆从此成为一片绿色花园之都：四面皆环树，五谷在中央。村落井有致，郑陂夜临江。家家无贫子，年年有余粮。农畜两不误，民富国才强。
仓慈此人所治之地最靠西边，乃是敦煌。此乃中国最西，民少人烟薄。那里和中原的经济矛盾不同。中原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矛盾，而西边主要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当时，西方豪强如董卓、韩遂等，都靠声望据有地盘，起初还服朝廷管制，时间长了，加上西方少数民族的滋扰过重，使得这些豪强地主开始过分重视自己的权力，所以越加巩固自己的势力，最后贫富分化就形成了。仓慈升任后，约束这些旧族阶级，随口割赋，使这个矛盾开始缓和，直至平等。治理西方需要有一定耐心和勇气，因为当地人民发起暴动非常频繁，前面也介绍过了，总之就是一个“乱”字。仓慈不用酷法，也不姑息养奸，他亲自审理、过问，一个人兼任了检控官和审判长。有人不服时，仓慈总是亲自去解说、安抚，阐述道理，而他面临的对象大多都是八尺西凉汉子，也就等于一个人应付几个华雄、庞德、马超，看来压力不小。最后，百姓还是服了，真心服他了，不仅称其德惠，还待之如亲人，原来不协调的气氛就此烟消云散，成为祥和的西域风情。
结束语：写了这么多，想说明什么呢？我不是什么农业爱好分子，也不是想从政、想当官，更不是三国研究学者，我只是觉得在三国乱世居然还有这么多利国利民的好人好官，心里无限的激动和感慨。我若是三国时代的普通百姓，我也希望生活在他们所治的安定之处，而不是兵荒马乱的两军阵前。因为三国的精彩是战争，是智谋，是英雄；所以掩盖了这些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的善良之心。我只希望，能够做个美梦，回到三国时代，回到这些贤守惠令的土地之中：那里有一望无际的田野，那里有清澈明亮的小溪，那里有淳朴善良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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