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上的粟裕与林彪，可谓一时瑜亮，常常令人有“千载谁堪伯仲间”之感。两人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不是一母所生的孪生兄弟，却也几乎就是对方的影子。

他们都生于1907年，只有月份的细微差别。

一个生于洞庭湖以南，是“无湘不成军”的“南蛮”;一个生于洞庭湖以北，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楚才”。他们的老家，隔八百里洞庭遥遥相望，两千年前就是一家，都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国。

他们都不够“帅”，个头也不高，“状若妇人女子”，与汉代貌不惊人的张良有得一比。久闻其名不见其人的老部下见到他们，几乎都会彻底摧毁早先高大威猛的想象，放下几许敬畏之心。

他们不只面相文弱，而且多半时间里也都病歪歪的。

林彪曾偶然雅兴，战后穿着缴获的日军军服遛马，被阎锡山的小兵蛋子当做日寇误伤，留下了一辈子的后遗症，怕风、怕光、怕声音。头疼的时候，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着头使劲揉。

粟裕更是负伤六次，两次伤在头部(三块弹片终身留在头颅内)。头疼的时候，头发都不能碰，也不能摸。他的脸总是异常通红，经常说脑袋发胀。后来还不能左右环视，吃饭时，要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

他俩的怪病还都曾差点耽误毛泽东的军国大事。1950年9月3日，国难思良将之际，毛泽东不无遗憾地电告急盼东北边防军统帅尽快到位的高岗：“林粟均有病……暂时均不能来。”

国内战争创造了最好战绩，蒋介石的五大主力各自“包干”了两个的林彪、粟裕，“卧龙凤雏左右得一”，随便哪一个不病，毛泽东的心就不用那么提到嗓子眼上。可他们偏偏都上不了朝鲜战场，毛泽东只好让他们先后前往苏联治病，另请老将彭德怀出马。

他俩早年都加入叶挺的“铁军”，参加了南昌起义，一个是连长，一个是班长。因为级别低，都没做成人民军队的创建者。朱德带他们走上井冈山，一同吃红米饭，喝南瓜汤。他们也一起跟着朱德，在井冈山弯弯绕绕的小路上，用扁担一次又一次挑粮食。

后来，他俩奔赴抗日战场，奇兵设伏，痛击日寇。虽然斩获均有限，却各自为中共仅有的两支军队来了个漂亮的开门红，振奋了中国人抗敌的决心。

一个“平型关大捷”，为主力红军改编的八路军露了脸，威名天下扬。名义上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不得不发来贺电：“有日(9月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指挥得宜。捷报南来，良深嘉慰。”

一个打了韦岗处女战，大长南方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志气，威震大江南北。蒋委员长又只好字斟句酌，驰电嘉奖：“所属粟部，袭击卫(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

再后来，他俩一南一北砥柱中流，横扫千军如卷席，都是毛泽东最倚重的爱将，掌管两支最大的野战军。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想到他们。

他俩也都让毛泽东打破了不迎送党内访客的“潜规则”，乐颠颠地亲自迎出门外，给足了面子。

蒋介石也将曾亲自嘉奖过的他俩看成劲敌，却又徒唤奈何，无计可施。他说关内的粟裕“诡计最多，肃清最困难”;关外的林彪则是“战争魔鬼”。

真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他们俩，毛泽东的觉自然睡得安稳踏实多了;而没有他们，蒋介石的头上大概也会少不少白发。

他们两人职务虽有差异，却其实都主要只管打仗。

一个虽然是东北局书记、野战军司令员，却对与军事无关的大小之事，一概不予过问，被老搭档罗荣桓称为“林总的重点主义”;一个虽然只是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却被毛泽东明令负责战役指挥，掌管全军征战事宜，被老搭档陈毅称为“华东军事主要靠他”。

他们还都吃过“豹子胆”，敢于直犯“龙颜”，向毛泽东“斗胆”进谏，甚至和他老人家来来回回“掰手腕”。

林彪情急之时，会说：“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①

粟裕虽不这么直白“无礼”，但也一身“牛”脾气，“犟”得很。毛泽东屡次三番叫他过江南下，他情知不妥，便一而再，再而三的“斗胆直陈”，不到黄河心不死。

毛泽东虽然起初颇为恼火，说：“林彪不南下，粟裕不过江，我们这个大戏难唱喽!”但他最后还是听了他们的话，成就了他们的美名，也成就了自己的美名。

他们的爱好也是一个模子。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下棋，不跳舞，没半点世人最津津乐道、喋喋不休的“儒将风度”;又都沉静好思，不喜欢抛头露面，夸夸其谈。每天的必修课就是看地图，一坐一站就是老半天，动作神情都像一母所生的双胞胎。

粟裕的特型演员谢伟才，为拍摄影片《淮海战役》，登门造访他的夫人楚青，“打探”粟裕生前的“特殊动作”，以便让观众过目不忘。

楚青说没有。一位秘书说，粟司令员有时候把椅子倒过来骑坐，双手趴在椅背上。

这当然是开国将帅群里一个极为难得的“特殊动作”，但影片《辽沈战役》拍摄在先，早把它用在林彪身上了。虽然粟裕实有其事，但艺术上雷同却不可取，谢伟才只好忍痛放弃，嗟叹不已。

林彪与粟裕，尽管像复制或者克隆出来的人，军事上的他们，却从不忌恨争宠，有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惺惺相惜。

终林彪一生，只与粟裕及老部下陶铸两个人谈得来，尤其和粟裕谈军事时，话匣子就如同拧开的自来水龙头，滔滔不绝，欲罢不能。

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这个人自视甚高，但他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②林彪之女林立衡也回忆说，林彪在高级别的军事干部中，与粟裕来往最多。

他们的相识，应该是大庾整编的1927年10月，朱德将南昌起义余部编为七个步兵连，林彪、粟裕都是连级干部，一个是连长，一个是连指导员。

粟裕到军事科学院以后，担任的实际是可有可无的闲职，没多少事可做，身心很有些压抑。极少舞文弄墨的他，闲极无聊，也开始“附庸风雅”起来。他在1964年写了一首诗：

半世生涯戎马间，征骑倥偬未下鞍。

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弹。

疆场纵横任驰骋，歼敌何计百万千。

遍体伤疤堪自勉，此生聊可慰诸先。

诗风沉闷抑郁，有当年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影子，透着一个统帅多年置于无用武之地的悲凉。

一年后的10月，林彪在上海见到粟裕。两人又清茶一杯，畅谈了许久。

林彪叮嘱他多到部队去跑跑，发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向他反映，面谈、打电话、写信都可以。

他还反复征询粟裕对部队以及国防建设的意见。

1958年以来，粟裕被限制接触部队已有八年，这时又得到了可以代表军委的林彪给予能下部队的明确指令，自然异常振奋。

他也知无不言，根据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向林彪谈了四个方面的意见，特别认为部队高级干部英勇善战重要，但更要有战略眼光。

林彪听得很入神，不住点头，说他的话很有见地。

谈话结束后，粟裕郁闷的心情为之一扫，将自己后两句诗改为：“对镜不须叹白发，白发犹能再挥鞭”，表达了随时准备再上疆场的豪迈之情。

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不久“文革”爆发，林彪走上了新的高位，成为了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政治林彪”，却又很快流星一般扫过天际，堕入谷底，横尸异域。

这位难得的军事天才，又一次以他“天马行空”的方式，与粟裕这位“谈得来”的同好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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