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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在一个民国里，我偶尔说两句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太迟了?

　　先查辞典，陈旭麓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辞典》“北京政变”条曰：“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原直系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接受国民党联合倒曹锟、吴佩孚的主张，在热河前线与奉军达成协议，于20日秘密回师北京。冯与胡景翼、孙岳等共同行动，22日将总统府卫队缴械遣散，幽禁曹锟。次日联合发布通电，主张停战；又组织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24日曹锟被迫下令停战，罢免吴佩孚。11月2日曹锟宣告退职，由黄郛组成摄政内阁。4日内阁议决清废帝溥仪出宫，废除帝号。旋由摄政内阁与清室修正优待条件，5日执行。11月中旬奉军违约入关，长江流域数省一致拥段。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次日冯通电下野，辞去国民军第一军军长兼总司令职。”

　　近代以降，武人主导的各类兵变、政变多矣，这次北京政变可有异乎？也许有的，因为这次政变的主要人物是“基督将军”冯玉祥，因为他是要和孙中山合作的，更因为他后来在中国政治角斗场中所扮演的微妙角色，所以，在相当长时期里的许多史家眼中，这次北京政变是一次革命的行动。

　　冯在政变之初发布的“安民布告”中说：“嗟我无辜同胞，何堪再罹兵戎？”“推重国内贤家，共同解决内争”，“军人不干政治，义惟绝对服从”云云，宣告他发动兵变的目的是制止内战、停止军人干政、推重贤能共建国家。这些话也常常被视为一个旧军人天良激发思想转变后的肺腑之言。至于为什么驱走一吴佩孚，又来一愈加凶恶蛮横之张作霖，为什么掀下曹锟，又请一段祺瑞，为什么政变之后内争却愈演愈烈，为什么军人干政始终尾大不掉，为什么同胞之苦难更加深重等等问题，只好归结为革命的不彻底了。

　　恕笔者眼拙，实在不能从这次北京政变中看出什么革命色彩，也实在弄不懂冯玉祥与张作霖合作，其对国家民族之意义就一定胜过他在吴佩孚手下做事。当年的冯之大将鹿钟麟后来回忆这次政变，曾详加分析冯与直系在经费、地盘方面的矛盾，和他政变后对自己实力和地位未有扩展反受掣肘的苦恼。如果认同这种说法，那么就一定会顺理成章地得出一种判断：北京政变和中国近代史上的其他一些政变一样，不过是各派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利益再分配罢了，而所谓国家人民实未与焉！

　　对这样一起拆滥污的事件，本来是不会有向来爱惜羽毛的胡适的身影的。可事实是，胡适偏偏卷了进去。这一切都因为溥仪出宫。

　　从前面引述的辞典条文看，“溥仪出宫”实在只是北京政变中的一个小小枝节，对当日在京城握有重兵龙蟠虎踞的冯玉祥来说，简直等于搂草打兔子，顺带的功业。也许是因为北京政变中先后登场的各色政治人物太多，各种事件太让人炫目，溥仪出宫一事在现代史上的影响被大大低估了。

　　而且就在当年，许多富有远见的人物对此也是漠然视之的，查阅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日记、年谱等资料，他们关于1924年的记载也许提到了冯玉祥、吴佩孚等名字，而溥仪出宫一事却全然在他们视野之外，哪怕就是事件的主角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可以绘声绘色回忆自己在军事政治上的种种部署，但关于驱逐清室却只有“最有意义”等寥寥数语。这其实符合一般人的思维的：废帝早已过气，能给当时人们生活带来直接影响的只会是风云际会的实力派政客。

　　而胡适是一个罕见的例外。1924年11月5日，也就是溥仪出宫的当天，胡适致信给时在黄郛内阁中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表示“抗议”（以下所引胡适来往书信均见中华书局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信中说：“我对于此次政变，还不曾说过话；今天感于一时的冲动，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胡适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此信于11月9日在《晨报》上发表，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胡适一时几成众矢之的，连他的好友、向来与其思想接近的人如朱经农、周作人等也不赞成胡适的态度，朋辈中周作人的一封致胡适的信可称代表，他说：“这次的事从我们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的行为，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虽然说不上是历史的荣誉，但也决不是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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