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皇帝御驾亲征，理应具有攻则必胜、战则必克的战斗力。吊诡的是，应该发生的事情从未发生。隋炀帝三征高丽，不仅损兵折将，而且终因穷兵黩武引发内乱，以至于江山易主。唐太宗以盛世雄兵东征高丽，却坐困于“东瀛小夷”，不得已班师而还。讽刺的是，庸碌无为的唐高宗李治，竟然成功征服高丽，而李治，恰恰没有御驾亲征。英明之君，亲征而败;庸碌之主，放权反胜。这里面藏着什么玄机?

公元611年，隋炀帝以高丽王“藩礼破阙”，决定备兵讨之，化“蛮夷之乡”为“冠带之境”。次年，天下雄兵如期集结，这时，隋炀帝问后来官至太史令的庾质对战局的看法。庾质说战之必胜，但是只有一条，皇帝不能亲征。隋炀帝闻之不悦，悻悻地说，你要是害怕，自可留此。遂决意亲征。

庾质担心的事情，果然马上就发生了。大军进渡辽水，围辽东城。隋炀帝临战下了两道诏书，一曰“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庸专擅”，相当于夺了将军的兵权，违背了“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统兵原则;一曰“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这是摆高姿态，我王者之师，吊民伐罪，非为杀戮。

两道诏书铸就了高丽人的护身符：隋军如攻城甚急，高丽人就宣称投降，诸将便不再进攻，先驰奏炀帝，等诏令传来，城中守御也重新搭建完备，再度抵御隋军进攻。如此循环往复，隋军无论如何攻不下辽东城，隋炀帝始终不悟。结果，最初九军度辽，凡三十万众，班师回朝时只剩下二千七百人，损失惨重。

隋炀帝败在他的过度干预，他把自己的触角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将军们噤若寒蝉、动辄请示，不能随机应变、便宜从事，又怎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隋炀帝把自己的干预视为胜利的关键，实际上却是失败的渊薮。公元644年，唐太宗率大军亲征高丽，眼看就要直抵平壤城下，不料大军在安市这个地方受阻，一时无法前行。这时有高丽俘虏进谏说，安市人顾惜其家，未易猝拔，乌骨城守将垂老，不能坚守，不如移兵进攻乌骨城，朝至夕克，其他小城，必然望风投诚，然后收其钱粮，鼓行而前，直指平壤。这本是曲线救国的一招妙计，诸将也欣然同意。

唐太宗将从之，长孙无忌独曰，“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侥幸。”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怎么能做出乘人之危这样令人不齿的事情呢?一番道德说教，唐太宗遂放弃曲线救国，并力攻城。结果，安市久攻不下，屯兵日久，粮食将尽，而早寒、草枯水冻，将士多不适应，于是不得已铩羽而归。唐太宗败在他的道德洁癖：既然是天子征伐，就应该有天子气度、皇家风范，然而，“兵者，诡道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也”，哪里有那么多光明正大、器宇轩昂?阴谋诡计是没有道德属性的，所以马基雅维利才比喻说，君王应该兼具狮子的凶残和狐狸的狡诈。

在隋炀帝首次东征56年之后、唐太宗首次东征24年之后，唐高宗李治居于深宫、遥定高丽。当时唐高宗“欲自将大军”，皇后武则天不同意亲征高丽，唐高宗遂罢亲征。

御驾亲征是否一定导致失败?从史料来看，这样的例子的确很多。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道，“苻坚不自将以犯晋，则不大溃以启鲜卑之速叛;窦建德不自将以救洛，则不被擒而两败以俱亡;完颜亮不自将以窥江，则不挫于采石，而国内立君以行弑”，基于此，王夫之得到结论，“天子讨而不伐”。

当然，御驾亲征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失败的例子仅仅像显影机制一样，呈现出御驾亲征的某些弊病。对领导者而言，如果给下级干预太多，甚至大包大揽，权力向上面集中，责任向下面分散，下级就会跟隋炀帝手下的将军一样，一切唯上、失去自主，结果反而没有效率。“讨而不伐”是一种胸襟，更是一种智慧。老子曰，无为而无不为，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谁知有时候，亲为反而无为，无为反而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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