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流亡于旅顺、仍沉浸于恢复大清帝业的肃亲王善耆迎来了他的第38个孩子，他为这个小生命取名爱新觉罗·显琦。90年后，当“公民金默玉”回望当年身为肃王府的十七格格时，这位最后的格格，也完成了对中国最后一代王朝的记忆和见证。
　　
　　旅顺和大连当年也是清朝遗老遗少聚集的地方。父亲到了旅顺后，恭亲王溥伟也追随他到了大连。恭亲王溥伟特别崇拜我父亲，他也赞成父亲，认为不能锁国。恭亲王长得漂亮极了，真像个王爷的样子，不像我父亲是个小矮人。他小楷写得也漂亮，问他《红楼梦》哪一回写的什么，他随口就能说出来。父亲去世后，他特别疼我，认我为干女儿。我在恭王府行四，是“四格格”。恭亲王也是对清朝念念不忘，1931年跑到沈阳去拜祭清祖先陵，后来又跟着溥仪跑到长春“满洲国”，没几年就死了。现在大连还有恭亲王的房子，我几个哥哥也在大连买房子住，现在大连黑石礁一带还有一套，据说已经变成了饭店。
　　
　　爱新觉罗·显琦
　　
　　刚到旅顺时我们家还是一个大家族，都已破落成那地步了，还有两百多口子人呢！父亲是为了他的复辟梦而到旅顺的，但对那几位夫人来说，旅顺太小太闷了，哪能跟北京比呢？父亲在时她们不敢动，但我们家吃的、喝的、用的都从北京运。父亲一死，几位夫人很快回了北京，有几位哥哥去了大连，这个大家庭很快就散了。
　　
　　没落皇族
　　
　　我在旅顺待到13岁。我毕业那年，溥仪的“满洲国”也成立了，我去长春上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学。那时我几个哥哥在“满洲国”谋得了一官半职—同母的大哥金宪立任“齐齐哈尔市长”，后来他跟人闹别扭也不干了，要去日本；当时川岛芳子也在长春，哥哥们也怕我受她影响，就把我一起带到日本了。
　　
　　我们到日本被安排读日本的贵族学校。一起去留学的都是满清后代，比如婉容的弟弟润麒，溥仪的妹妹、醇亲王府的三格格都是我们同学，他俩后来成了一对夫妇。润麒年轻时候特别淘气，一不高兴就掏出枪冲天上放两枪，不过后来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他的脾气也变了。前一段听说他还好好的，没想到出门摔了一跤，就死了。
　　
　　那时我们家是被川岛浪速控制着的，川岛浪速是利用我们家起家的。父亲当年为了复辟找到他，父亲在世时，他“王爷长、王爷短”的，拍父亲马屁，他过去就是个三等翻译官，中国话也不怎么样。川岛浪速就怕我父亲一个人，他看透了我们家，哥哥们都无能，年纪大的几个哥哥都抽大烟，年纪小的还在上学，父亲一死，我们家也没什么人顶事，整个家就被川岛控制了。
　　
　　我很小的时候见过川岛浪速，他到过旅顺。记得有一次吃饭时他突然把袜子脱了，往后一扔，那时候我不知为什么就对他有些反感，觉得他真下等。川岛浪速掌管我家很长时间，他对父亲的几位夫人不敢不恭，她们回北京后，川岛每个月定期给送生活费，那几位夫人什么也不懂，只要给生活费、生活不成问题就不过问了，还感恩戴德地喊他“川岛大人”。后来大奶奶、三娘、二娘等都相继去世，川岛浪速就一点点掌握了我们家的财产，我们在大连、天津都有不动产，最终都被他控制了。
　　
　　从格格到平民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我被迫中断了两年的大学生活，从日本回到北京自己家的那所老宅，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长住，也是我记忆里最无聊的时期，什么事情都没有，在家里憋坏了，王府井一天能逛好几次。
　　
　　我关于人生的所有梦想也因为那个动荡的年代而破灭。我曾经设想自己做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甚至去做歌唱演员，但长辈们觉得，身为一个王府里的格格，怎么能四处抛头露面呢？我喜欢骑马和打网球，为了玩起来方便，在19岁生日那天，我剪了一个短短的男式头发，那张照片被照相馆放大了放在橱窗里，被我一个哥哥无意中看到了，他特别生气:格格的照片怎么可以随便挂在外面让人看！
　　
　　从小我对钱没什么概念，从不接触钱，也不必拿钱，要什么有什么，大了以后也不用我管钱，哥哥们早给买好了。他们从几百样里挑几样好的，拿回来给我挑，哪用得着我花钱呢？到了民国时期，开始实行记账。去东安市场逛，大家都知道这几位常去的客人的身份，说这个小姐是什么府的，那个人是什么市长的女儿，他们也都知道我是肃王府的小格格，我一去他们就“您随便拿”，喜欢什么就说送回家里，也不用自己带回家。到了节假日、旧历年算账，家里的账单一叠，到时自有人算账，但谁给的我都不知道。
　　
　　此前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我剩下的大半生，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度过。1948年，哥哥成了众多匆匆离开北平城人群里的一员，留给我的是100块钱、6个孩子，外加一个老保姆和她的女儿，一家9口的生计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既没结婚，也没孩子，为了维持生计，我开始陆续变卖家中的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等。为了谋生，我还给海军织过毛衣，3天1件，但还凑不够一家人的菜钱……在这种窘迫中迎来了一个新的政权。
　　
　　我被分配到北京文史馆做馆员。当年在日本学习院的那些同学设法找到了我，分隔几十年，她们说我一点都没变，还嘻嘻哈哈的。我拒绝了他们让我去日本定居的邀请，我还是那个想法，我毕竟是中国人。现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们这一辈，男的是“宪”，女的是“显”，下一代女的是“廉”、男的是“连”，现在这些后人有姓金，有姓连、廉，姓什么的都有。以前是皇上赐给8个字，可以用八代人，这8个字用完了再给8个，现在也没人给排了。我们家到“连”就没了。那个曾经显赫的皇族，已完完全全是这个民族彻底翻过去的一页了……
　　
　　爱新觉罗·显琦（金默玉）-中国最后的格格
　　
　　出生
　　
　　金默玉出生的时候，父亲肃亲王善耆已经在东北流亡6年了，他给这个最小的格格起名叫显琦——一块宝玉。
　　
　　金默玉没有赶上肃王府的鼎盛年代。那时候北京有一句话：“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墙，肃王府的银子用斗量。”传说当年由于银子太多，每年肃王府都要晒银子，怕银子发霉。肃王悠闲地坐在屋子里喝茶，对管家说：“去，查查，银子少没少。”管家出去点点，回报说：“没少”。肃王点点头：“再晒。”第二天，肃王又对管家说：“去，查查银子少没少。”管家又出去点点，回报：“没少。”肃王再点点头：“再晒。”如是几番，管家领悟过来，带着几个管事的，一人撮了一簸箕银子带回家去，回头禀报：“银子少了。”肃王点点头：“那收起来吧。”那应该是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的事情了。那一年，出逃的善耆奉命回京与各国军队谈判，回到东交民巷那所200年传下来的肃王府时，他被通知：这里已经是日本使馆了。就这样，肃王府从东交民巷搬到了东四十四条。
　　
　　幼年
　　
　　父亲去世的时候，金默玉刚4岁。肃王的风光大葬，一直到金默玉成年，依然被旅顺人津津乐道，那是一个王爷的葬礼：灵柩的颜色是鲜红的，棺木是坚硬的金丝楠木；从肃王即位的那一年开始，这灵柩就早早地预备下了，每年上漆一次。送葬的队伍很长，按照规定，抬灵柩的人要64人，加上路上换班的那套人马，一共128人。队列的最前面是如海的“金山”、“银山”、“马”、“车”；为了赶制这些供品，旅顺所有纸店里的存货都被抢购一空。送葬的亲友多达数百，由于队伍过长，从旅顺家中赶到火车站整整用了一天时间。灵柩用火车经奉天、山海关到达北京，袁世凯亲自在车站迎接。送灵的时候，撒的纸钱多得把路面都埋住了，街上挤满了拣纸钱的穷人。
　　
　　不论历史上对这位末代肃亲王有什么评价，金默玉始终认为，父亲是开明的。北京的东安市场、第一所女校、第一家电车公司、第一所公共厕所、第一所警察学校均出自善耆的建议。1911年，各省代表联名请愿，督促朝廷早日立宪，摄政王载沣震怒不见，满朝官员中，只有肃亲王迎见代表，表示赞同立宪。1910年，汪精卫刺杀载沣未遂，将被斩首；肃王从中斡旋，将斩首改为监禁。但善耆也有他自己的固执：清王朝灭亡后，善耆率家族200余人逃命旅顺。身在旅顺的善耆做了一件其他王爷不敢做的事：他把历代的肃王传下来的敕封金册，抵押给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换来100万日元的赞助经费，在满蒙王公中招募武装，成立宗社党，一心以复辟清朝为念。1916年，袁世凯暴亡，善耆支持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率众3000人叛乱。
　　
　　旧日习俗
　　
　　整个童年，金默玉都在旅顺的宅邸里度过。在那所宅邸里，姐姐们关起门来，梳了两把头，把手举到和发髻持平，练习前清的礼仪，一练就要练半天——没有了皇上和太后，祖宗的牌位还在，逢年过节，一定要拜祭；同族的亲戚也还在，请安的时候，失了礼节，就成了大笑话。说起那些清宫戏，金默玉觉得可笑：“动不动就‘喳’、‘喳’，你‘扎’谁呢？那字儿念‘zhe’。”
　　
　　在肃王家里，吃饭是件大事。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哥哥们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身后站着伺候的仆人。吃饺子时候，仆人们会端出一个大盘子，依次递过去，一人一次只准夹一个，夹多了便失了身份。女孩子们更不能表示出狼吞虎咽的样子，尤其是在宴会上。在宴会上，金默玉和姐姐们甚至不会去夹远处的菜——那种不雅观的事情通常由奶妈代劳，奶妈们会递给她们一个小盘子，一样菜夹一点在里面。这当然会吃不饱，但是不能流露出来——她们要坚持到回家去，由奶妈再给她们开小灶。
　　
　　对这些规矩，金默玉的哥哥姐姐们都无条件地遵守下来。违反的后果是可怕的，有过这样的先例：大福晋房里的二哥哥，过年打牌的时候偷了兄弟们的牌，被肃王赶出了府。肃王说，王府里不能留这样没有“德行”的人。
　　
　　家族叛逆
　　
　　金默玉算是个小小的叛逆者。王府的规矩，每个格格都有一个奶妈和一个“看妈妈”。格格出门，总会有一个奶妈或者看妈妈看着。金默玉去上学，奶妈也跟着她去；她觉得别扭，坚持不要奶妈。和她大多数哥哥姐姐一样，13岁到19岁，金默玉是在日本的贵族学校里度过的。19岁，她对未来有了自己的打算，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或者歌唱演员。王府里的长辈们被她的想法吓坏了：一个王府格格，怎么能出去抛头露面做职业妇女呢？
　　
　　职业生涯
　　
　　十七格格显示出了和父亲一样的固执。1937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她被迫中断了在日本的学业回到北京。这是她第一次在北京长住。直到88岁，金默玉还要抱怨这种生活“让人窒息”：“哪受得了啊，一天到晚什么事都没有，憋坏了，王府井一天能去好几趟。”她终于瞒着家人找到了职业：一家日本人开的钟纺公司请她去当顾问，薪水很高，又不用坐班：“有一天我到公司去，看见大家从楼梯上下来。我想大家是去打防疫针，那时候经常会打各种防疫针。我就和他们打招呼：你们是打针去么？他们都笑：金小姐，现在5点钟了，我们下班了。”在那时候的照片上，她像一个真正的职业妇女一样，烫着时髦的卷发，眉毛描得细细的，穿着碎花旗袍。微微有些胖，一副心满意足的大小姐样子。还有一张照片，是19岁生日那天拍的，穿着旗袍，却剪了一个短短的男式头发。她说，把头发剪成这样完全是为了玩起来方便。那时她喜欢骑马和打网球，都是当时最时髦的运动。
　　
　　那张照片曾经被照相馆放大了放在橱窗里，她的一个哥哥无意中看到了，震怒：格格的照片怎么可以随便挂在外面让人看！照相馆的人吓坏了，才知道这位姑娘原来是肃王家的格格，赶忙用镶金的相框镶了，恭恭敬敬抬了送到肃王府里来。
　　
　　那应该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现在想起来，她脸上的笑容还久久不去：薪水还没发下来，就被她预支光了：亲戚朋友们上公司来买东西，一律挂她账；女同事们下班了，她请她们去吃西餐。到了月底一算，她反而欠公司的钱。那时，她根本不知道，有一天，她要靠给海军士兵打毛衣来维持一家9口的生计；有一天，她一个月只能拿到十九块五角钱，吃一碗面，都要在心里飞快计算。
　　
　　生活巨变
　　
　　1958年2月1日，金默玉入狱。她的房东，一位前清举人的女儿检举了她，她的入狱让她的丈夫、画家马万里濒临崩溃。他们是在1954年，由于一位画社老板的牵线相识并结婚的。这是金默玉的第一次婚姻，大喜那天，旗袍是借来的，请帖是马万里亲自用毛笔写的。金默玉说，那一天，看着大红的喜帖，她忽然有了感慨：“我怎么这么就把自己嫁出去了？”如果没有革命，她或许已经像她的姐姐们一样，嫁给了某位蒙古王爷。她们是满蒙联姻的重要工具。但是金默玉不想像姐姐们一样。在北京的时候，她拒绝了家里人的提亲，她冲着他们喊：“我的事，你们谁都不要管。”
　　
　　那时候，她觉得：“男人们都太不成器。”善耆把他的儿子们都送到了国外，他们读的是国外最好的军事院校。在金默玉看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军事院校里只学到了一身大爷脾气，有几位哥哥还抽上了大烟。东四十四条的房产、旅顺的房产、大连的房产一点一点都变卖了。他们把卖房子的事情托给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这个日本人却私吞了一半财产，到1949年哥哥们去了香港，留给金默玉的全部财产就只有100块钱。
　　
　　艰难生活
　　
　　这场婚姻，一半是仗义，一半是无奈。为了养活包括大哥的四个孩子、二哥的两个孩子、老保姆和她的女儿在内的一家9口，昔日的十七格格开过洗衣坊，用上好的肥皂，一个月下来，买肥皂的钱比挣得还多。给海军士兵织过毛衣，用的是在日本贵族女子学校里学来的技巧和款式，三天织一件，终于能挣出一家人的买菜钱。织毛衣剩下的线，舍不得丢，攒起来，攒了一年，给小侄子织了一件毛衣，欢喜得逢人便说：“我赚了一件毛衣。”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胡同口杂货铺的老太太，看到她走进来就追着问：“钱什么时候给啊。”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她办起了四川饭馆，饭馆就开在院子里，北京当时有40万四川人，这家四川饭馆一下子火了起来。但没想到，合办饭馆的那个南京老头，盯上了单身的她，一天到晚缠着她。只有结婚，才能让她摆脱这个老头的纠缠。
　　
　　嫁给画家
　　
　　金默玉是马万里的精神支柱，遇到她的时候，马万里流落北京，觉得国画没有前途，一意自杀。金默玉让他有了作画的地方，也有了一个家。1966年，为了不连累马万里，金默玉申请离婚，她要面对的，是一个人度过15年的刑期。
　　
　　“监狱让我彻底了解了中国社会。”88岁的时候，她这样评价她的监狱生涯。
　　
　　她曾是那样的欢欣鼓舞地迎接过新中国的来临。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天，在租来的东单四合院外面，她靠着砖墙，看一队队士兵打着绑腿，身板笔直地从街上走过去，心里特别欢喜。她想，以后街上再也看不到挎着舞女的酒气熏天的大兵了。她诚心诚意地要当一个街道积极分子，跟着大家拿着玻璃瓶瓶和竹夹子，到各家厕所去，翻开砖头，挖出砖头下的蛹。1954年，她的饭馆被公私合营，她成为中央编译社的一名职员，每月拿60元工资，她回到家里，开心得哼起了《我的太阳》。
　　
　　如果1949年，她和哥哥们一起走了，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些事，但是她不后悔。她说，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她有一个家庭教师叫加藤。加藤告诉她，高尚不是别人笑的时候你不笑，高尚是一种品德。高尚的人，一年中必须找一天闭门思过，想想有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你认为正确的，就坚持到底，不要管别人怎么想。
　　
　　金默玉说，她这一生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有两件，一件是没有去香港，一件是在监狱中没有陷害过任何一个好人。
　　
　　结婚
　　
　　1974年冬天，在天津茶淀农场，度过了15年监狱生涯的金默玉在用一把比她还高的大铁锹费力地挖着苹果树下的冻土，手掌流血了，但她不做声。在监狱时候，她的痔疮磨破了，血浸透了棉裤，她也不说，只是等活儿干完，悄悄地找地方换了。她知道，她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人民内部矛盾，她是大资产阶级的小姐，汉奸川岛芳子的妹妹。
　　
　　一位讲北方话的上海人给手掌流血的金默玉带来了一把自制的小铁锹和一本日语版的《人民中国》，也给她带来了第二次婚姻。金默玉答应了他的求婚，因为她希望能在农场里分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她厌恶身边的那些女劳改犯，她们中有人曾是舞女，每天早上起来要喝几大杯酒，用别人听不懂的话喃喃地咒骂；有人用红纸把嘴染得通红，游手好闲。
　　
　　晚年
　　
　　犯病
　　
　　1976年，跟丈夫回上海探亲的时候，金默玉病倒了。X光片上显示，她的脊椎有9节都坏了，病历上写了“脊椎骨质增生、骨髓炎、腰肌劳损”等一系列病症。农场给她办了病退，每月工资随之只剩下了19元2角，连吸烟的钱都不够。在监狱里，腰疼得受不了，或是累得支撑不住的时候，她就吸烟，到后来，一天能吸一包。何况，还要给丈夫在上海的母亲寄钱。
　　
　　生平第一次，金默玉想到了求人。按照她的性子，她是死也不求人的。50年代在北京，代代跟在她家的保姆白妈拉着她掉眼泪：“格格，您这是从天上摔到地下了。”金默玉大笑：“这不是还没摔死么！”60年代在监狱，腰疼得拿不起放在地上的铺盖，就用脚去移；没有了梳子，就用牙刷把头一点一点地刷过去；衣服破得没有替换的，就用碎布在上面缝出小花来；无论处境如何，外表一定要整整齐齐的。90年代在美国探亲，一位侄孙女苦苦请求这位姑奶奶住到自己家里去，她就是不去。“我不愿意麻烦他们。”但是在1979年，她写了生平第一封求人的信，收信人是邓小平。
　　
　　在信里，金默玉不是要求平反，而是要求一份工作，她还记得信里的内容：“我如今已经干不了体力劳动了，但是还干得了脑力劳动，请给我工作。”信回得很快，告别北京生活40年后，金默玉终于可以成为北京街头市民中那最普通的一分子。她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孩子，在一个女人最好的繁花似锦的年华，她一个人在监狱里做猫头、做鞋、做玩具剑，干得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虔诚。
　　
　　好在，这十几年，没有让她毫无收获。在监狱的时候，她帮助别的犯人写材料，听到许多她从前想象不到的故事：一个妈妈为了保住祖传的房产，失手把儿子打死了；一个无辜的女学生被认定成杀人犯。她想，如果大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人对人的理解就不会这么简单和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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