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创建的前夕，专门组建了一支150多人的便衣保卫队。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年轻、忠诚，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甘当无名英雄，为共和国的初创和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建立了功勋。

便衣警卫重心移向中南海

大约在1949年的8月，中共中央领袖与中央机关开始向中南海搬迁。毛泽东正式迁移中南海究竟从哪一天开始计算，一直难以找到确切的文字记载。因为从6月15日后，毛泽东工作完毕没有回香山，而是留住中南海的情况多了起来，因而安全警卫工作的重心，从此逐渐就由香山转移到中南海了。

据当时在北平纠察总队的李明回忆：“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纠察总队就先在中南海驻守了半年，后来中央警备团的几个连接替纠察总队守卫中南海，便衣保卫队也派了一个分队在中南海执行任务，纠察总队就陆续撤出来了。”

那时，北平街面上最多见的就是人力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不多，小轿车就更少见了。所以当中共领袖们频繁在城里活动，小汽车队一出现，进进出出中南海，就显得十分抢眼。

一些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早就盯上了中南海。他们一看到路上的小汽车多了起来，就分析可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来了，多次准备进行暗杀活动。特别有一段时间，西单长安大戏院前，有时候晚上停靠的小汽车特别多，由此可以推测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那里看戏，特务们便蹲守在那里，寻找下手的机会。但由于中央首长身边的警卫很严密，使特务分子根本无法靠近行刺。

毛泽东那时也很爱外出看戏。为了保证他的绝对安全，每当他到戏院的时候，有关方面都要在沿途和戏院周围布置警戒，便衣队队员也参与执勤。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们，都身着便衣，散坐在戏院里的观众席位，每时每刻都提防着意外的发生，而戏院里的其他观众很难辨认出他们的真实身份。

由于长期生活战斗在山乡农村，搬进中南海之后，毛泽东不太习惯这里的生活环境，而且毛泽东还有一个难以忍受的情况，就是感觉非常“不自由”。他出入中南海都得向叶子龙报告，身边还得带一大帮警卫随员。

毛泽东在中南海没住几天，就有点憋不住了。有一天，他突然对身边的卫士李家骥说：“小李，咱俩儿去北平郊区走走，怎么样?”

李家骥为难地说：“不能去，会出危险。我担不了这个责任。”

“不用怕，我突然出去，他们不知道。我不相信坏人的耳朵就那么灵，我们马上就走。”毛泽东想出其不意地“冲出”戒备森严的中南海，到郊区走走看看，和老百姓聊聊天。

这下子让李家骥陷入两难，他既不能违反中南海的警卫规矩，又不好不服从毛泽东的指示，怎么办呢?

迟疑有顷，李家骥无奈地说：“主席，我和您不一样，我必须执行规定的纪律，不然就要挨领导的批评、处分了。”

听李家骥这么一说，毛泽东也沉默了，继而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个规定没有错，但把我和群众分隔开不行啊!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我是共产党的主席，人民的领袖，见不到人民还算什么主席、领袖呢?我们共产党人，各级领导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离不开水，离开水，鱼就渴死了。”

过了片刻，毛泽东又感慨地对李家骥说：“唉，我这个主席不如你们好，我没有自由啊!”

违规带枪进入会场的某部军长

1949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

中共中央决定在北平的先农坛召开庆祝大会，中共中央5位书记都将出席这个纪念大会，毛泽东还将在会上发表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讲话。

7月1日那天，奉命负责保卫出席大会中央领导同志安全的便衣队队员们，按时来到了先农坛的庆祝会现场，并迅速站到了各自岗位上。庆祝会的主席台就设在体育场坐西向东的位置，在与会代表大都进入会场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也来到了会场。

就在这时，担任会场内警卫的便衣队队员接到大会门卫打来一个电话，报告说：某部一位军长违反规定带枪进入会场，因不听劝阻而被门卫下了枪。但那位军长不服气，和门卫发生了激烈争执。

此事直接关系大会的安全纪律，便衣队队员们立即通过秘书处工作人员向主持大会的周恩来做了报告。周恩来接过电话直接与那位军长通了话，在询问他的单位和姓名后，周恩来严肃地说：“不准带武器进入会场是中央的规定，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每个参会同志，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你为什么要违反?”

那位军长得知与他通话的是周副主席，知道闯了大祸，赶快向周恩来检讨并承认错误。周恩来这才缓和了一下口气说：“若不是看在你是刚从前方回来的，认错态度比较好，今天不但要下你的枪，还要将你扣起来呢。现在，我准许你回单位继续检讨，听候处理!”

周恩来放下电话，还特地走到便衣队队员们面前，夸奖道：“好啊，你们这种认真、负责执行中央规定的精神，值得表扬。”

这时，毛泽东的汽车开来了。他在警卫战士的护卫下走上主席台，和全场的同志们一道欢呼：

“庆祝党的28岁生日!”

“中国共产党万岁!”

欢呼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整个先农坛体育场都沸腾了。

这是一个热烈的、隆重的、庆贺胜利的、激情洋溢的大会。大会圆满告结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陆续离开了会场。

细心的周恩来却没有忘记刚才受到批评的那位军长，他拉过便衣队员刘满昌，对他说：“请你把刚才那位在门口闹事的军长张振武找来。”

张振武军长一路小跑而来。他40岁上下，身材魁梧，面带威严，在长征时期他就是红军营长了，因作战勇猛，后升任为某部军长。不久前，他才从湖南前线调回北京。

周恩来伸出手来和张军长握了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向他询问了前线的一些情况，继而问他对刚才的事有什么想法?

张军长激动地说：“报告周副主席!是我错了。向您承认错误后，我也向负责门卫的同志做了自我批评。我原来片面地认为军人应该枪不离身，对中央规定开会不许带武器的安全考虑并不理解。所以犯了错误，我再次向您检讨。”

周恩来说：“你能很快认识错误这很好。共产党员，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必要。希望你回到部队也以这个事件来教育广大干部和战士，使我们的部队成为既能打仗，又会建设，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今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需要这样的军队来?I卫。”

说起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者美杰仍心有余悸，“李敖毫发无损，可我们的人一个个狼狈不堪，衣服撕了，眼镜腿也折了，身上还青一块紫一块的。”

李敖这才开始重视安保。

者美杰与李敖

后来去上海，他索性和者美杰等人同住一个大套房。

也因此，者美杰和李敖有了交情。彻夜长谈时，李敖教他怎么处事，怎么读书。

听说他准备写本书，李敖笑着和他击掌为证：“好!你写，写完我给你写个序。”

临别，李敖还给他写下赠言：“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现在，俩人时不时还在电话里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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