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初，北京一夜之间封闭了全市所有的妓院，并对妓女进行集中收容改造，这种断然禁娼的方式，被称为“北京方式”。2000年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高度肯定了这项成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3000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

1949年11月21日晚，冬日北京的街巷渐渐地沉寂下来，但八大胡同却正是迎来送往的热闹时分。晚饭刚过，胡同里来了些穿干部服的人，他们将各个妓院的老板和领家(俗称“老鸨”)叫去派出所开会。这并不是第一次集中开会，老板、领家虽心有不满，却并不反抗，乖乖地去了。

大约8点左右，突然有几辆卡车疾驰入胡同口，“嘎”地停下。从上面冲下来带枪的解放军战士和穿制服的民警，他们堵住每一个妓院的门口，熟练地登上房顶，占据最高点，其余的人则迅速守住大门口、天井以及街角。

这一日，北京市所有的妓院一夜之间被查封，无一漏网。

行动由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亲自指挥。就在此前，当天下午5点，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晚上8点开始行动，天亮前就把全北京244个妓院全部封闭，把1200多妓女集中起来。”时任北京市妇联联络部副部长、现年已89岁高龄的张洁?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60

年前的事情，思路仍清晰。

第二日，《人民日报》即发表评论文章宣告：从此，在人民的首都，妓院绝迹，妓女解放。

但是，对于妓女们来说，她们并不知道被“解放”意味着什么。

一名妓女对着站岗的战士敞开上衣

查封妓院的当晚，北京各处的妓女们被送到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来。

“封闭妓院之前，市妇联抽调了10个人，市政府、公安局、民政局各单位抽调了一些女同志，一共80多人，成立了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当时是市妇联副主任杨蕴玉负责，我协助她。中途她走了之后，就是我来负责。”张洁?说。

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的指挥部就设在八大胡同的春艳院，下设8个分所，集中在八大胡同的两条胡同：韩家潭和百顺胡同，任务是教育改造妓女，将她们变成社会普通劳动者。

教养院工作人员的年龄普遍偏小，都在20岁上下。二所所长裴棣25岁，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调来,后来成为著名女作家的柯岩20岁，大学刚毕业的孟睿才18岁。孟睿刚剪了男式头，显得更瘦小，担心自己压不住场。曾做过地下学生工作的裴棣问她：“你身上穿着什么?”“列宁服。”裴棣说：“这就行了，这身列宁服，就是咱们的身份。”她们忐忑不安，为自己打气，因为后面有一场未知的战争。

好容易把妓女们分到各个所，分了屋子，安排妥当，工作人员们就在被搬空的妓院床铺上开始工作。床铺潮湿阴冷，又是性病传染点，她们在床上洒了厚厚一层六六六粉，呛得直打喷嚏。

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裴棣就听见从一个屋子传出哭声，紧接着，“哇——”，全所一百多妓女全部开始号啕大哭。

一早赶到教养院来报到的柯岩，也见识到了同样的场景：扑面而来的是一片哭天抢地的号叫，一个个花红柳绿，又披头散发、捶胸顿足。

事情报告到指挥部，等张洁?赶到时，眼前已是一片乱象：又哭又闹的，上房逃跑的，寻死上吊的，往外冲的，还有凿墙洞的，无所不有。

“之前妓院的领家、老板造谣说，共产党要把她们送到东北去配煤黑子，共产党要共产共妻，一个人配十个伤兵等等，所以她们很害怕，不知道把她们集中起来干什么，”张洁?说，“当时每个所里有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是为了保护她们，以免从前的地痞流氓再来骚扰她们，但她们以为是来看押她们的，所以第一天反抗情绪特别激烈。”

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裴棣负责的二所又出了状况。就在工作人员去打饭时，一名妓女突然对着站岗的战士敞开上衣，战士当即背过身去。半裸的妓女喊：姐妹们快跑，解放军不敢向我们开枪!裴棣和教管员们见势不好，拔腿往大门口冲，站岗的战士也回过神来，但仍挡不住妓女们疯狂的外涌。

裴棣情急之中大喊：你们就是跑出去，也会给送回来!散居在外面的暗娼，今天也要被送回来，你们能跑到哪儿去呢?

后来裴棣知道，当时有妓女曾出主意想掐死工作人员再各奔东西。

“当时给她们讲政府的政策，为什么封闭妓院，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人民大众的政府等，但她们根本不懂，也听不进去。后来吃了点东西，稍微休息休息，我们就去各个屋里看她们，跟她们聊聊，安抚情绪。”市妇联主任助理、时任一所副所长陈心濂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除了妓女的情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的情绪也需安抚。据柯岩后来回忆，每次所里开会，解放军战士都哭，因为许多妓女佯装不小心，往他们身上泼脏水，然后凑过去摸他们的脚。

连管教干部都用不上的盘尼西林

“现在回想起来，对她们最有效的安抚，是归还了她们的个人财物。”如今已80有余的裴棣家住南城，身体很好，每天早晨仍保持游泳的习惯。

查封妓院时，所有人都不能将财物带出。有领家、老板企图通过妓院里的茶房把妓女们值钱的首饰送出院外，都被一一拦下，查清主人，加以封存。

重返社会

半年后，改造工作基本结束，妓女们可以由家人领回家,可以出去结婚,也可由政府安排工作。但是教养院也有一些条件。

“家里来接的，一定要有当地政府的介绍信。结婚的对象一定要有正当职业，不是无业游民。而且保证生活，不能再做暗娼。”张洁?说。“到1950年6月底，有596人与工人、农民、摊贩结婚，379人被亲属领回家，有62人被吸收进剧团和医院，最后剩下209人，政府为她们买了82台纺织机器，办了一个新生棉织厂。”

裴棣因为怀孕，提前离开教养院，1955年又随丈夫到新疆工作。1959年，她回北京办事，到中山公园看淮北抗洪的展览。“上面有张大照片，看起来特眼熟，后来发现就是我所里的一个河南小姑娘，她在苏北救灾当了英雄模范，挺好的。”

时隔不久，裴棣又在电车上偶遇了另一名妓女学员。她身穿灰白干部服，很自然地与裴棣打招呼，说话与姿态已毫无当年的风尘痕迹。她笑说她后来学了医，在同仁医院工作。

当时的社会对妓女多怀同情之心，能平等看待，但也有人心怀疑虑。在张洁?的印象中，有一个妓女学员叫张金香，年轻貌美，有一副好嗓子，人称“郭兰英”，后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招走。但1952年，她又被公安局当野妓收容，嗓子也坏掉了。“据说是剧院里有人看不起她，怕她有病，总和她保持距离，后来就跟嫖客跑了，沦为野妓。”张洁?如今回想起来，仍一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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