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在红军的连续打击下，刘湘喘息未定，蒋介石乘机以一纸手令剥夺了刘湘的军事指挥权，并调薛岳部到达成都附近，此前为堵截红四方面军而由甘入川的胡宗南部也已控制了川北地区。

刘湘对蒋介石进入四川颇多顾虑，对其驻南京代表邓汉祥说:“红军西来的目的……假如他们的目的在于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红军只是假道，那就更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更不必说。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

当蒋介石提出要调10个师的中央军入川协助作战时，刘湘以川人与客军之间容易产生矛盾为由予以拒绝。1935年1月蒋介石派军事委员会行营参谋团2000余人进驻重庆，声称其任务是督导“剿匪”。这使得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

蒋介石在川军遭到红军打击导致一系列失败的时候，仍然命令中央军嫡系精锐吴奇伟部三个师在后方南充待命，周浑元部两个精锐师在绵阳待命。直到川军阻挡住红军的进攻以后，蒋介石认为此时应该介入配合川军消灭红军主力，不能让红军留在四川境内。蒋介石就下令中央军吴奇伟、周混元配合川军反击，将红军打出四川。

1935年之初，蒋介石以协助川军追剿红军为名，派贺国光率领参谋团进入重庆。参谋团的牌子很快换成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的牌子，专管川、滇、黔、康西南各省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不久蒋介石以帮助刘湘统一川康为借口，亲自入川主持，下令行营主任为顾祝同，行营秘书长为杨永泰，贺国光改任行营参谋长。其目的是想直接掌握川、康两省实权，蒋介石、刘湘的矛盾因此公开化。

刘湘暗地联络广西、云南、广东的反蒋势力，密谋倒蒋。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另一奇观，蒋介石命令康泽率领特务组织别动队进入四川，搜集四川各路军阀的情报，刘湘的言行很快就通过康泽的别动队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

四川军阀刘湘对康泽的别动队特别窝火，出钱筹组起四川的特务组织，除监视康泽、贺国光的活动外，处心积虑地破译蒋介石与在四川的贺国光的参谋团、康泽的别动队联系的密码。

当刘湘获悉他们与蒋介石的密电内容后又气又恨，也不断给贺国光的参谋团、康泽的别动队出些难题，搞一些小动作，弄得贺国光、康泽难受至极，蒋介石干生气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1935年6月，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进入夹金山，肯定会被荒凉的高山、寒冷的气候冻死，于是，他在成都召开川中高级将领训话，暗中把薛岳中央军的吴奇伟、周混元两个军及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直辖各师部队，调到成都附近，形成蒋介石嫡系控制四川的局面，强迫刘湘执行裁减川军的命令。

刘湘通过蒋介石的密电对其洞若观火，当着蒋介石的面对其一箭双雕毒计顺水推舟，明里说把将川军360个团减为270个团;而且将他的120个团减为96个团，把剩余的部队编为24个保安团，其实刘湘的实力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有所扩大。在军费上刘湘更巧立名目，把钱搂在自己钱包里，其他四川军阀则敢怒而不敢言。

这时候，蒋介石在得知红军胜利翻越夹金山后，急需让刘湘替他追击红军，只好把整治刘湘的事情暂时放在一边，以期刘湘与红军两败俱伤;而命令薛岳统领10万中央军扩充实力，调到成都附近，坐等收取鹬蚌相争之利。

在蒋介石心目中，只有杨森对他最忠诚，因为杨森当时通过薛岳向他表示:“外人总认为朱玉阶(朱德别号)当年在我二十军干过，怕第二十军有赤化分子潜伏，其实我二十军反共不会落在友军之后。我确信全军上下是不会受朱玉阶的影响的。”

蒋介石对杨森很策略性地表示相信，因此，在1935年6月红军翻越夹金山期间，杨森率领第二十军、第二十一军、第二十八军各一部追击红军，在占领芦山、宝兴翻越夹金山向懋功前进的时候，于灵关附近要隘与红军后卫接触，该部夏炯旅截获一部分红军伤病员。杨森有意摄影后大加宣传，称为“灵关大捷”，向蒋介石邀功。

坐镇成都的蒋介石获悉这一情况，认为杨森反共积极，马上通令嘉奖，并进一步收买杨森，借杨森对付刘湘等四川军阀。

刘湘通过破译蒋介石军队的密码，得知蒋介石把矛头进一步指向他，对蒋介石更加深恶痛绝。

由于刘湘破译蒋介石的密码，因此，对付蒋介石就更有办法。虽然蒋介石交给薛岳“剿共”的任务没有完成，但他借长追红军之机，成功地帮助蒋介石完成统一西南的任务。

在红军长征前，西南各省军阀割据一方，蒋介石的中央势力很难插进。薛岳借追红军之机，堂而皇之地直入大西南，并且调动西南党政军力量共同“剿共”。由此，他成功地赶走了王家烈，收编了黔军，完全控制了贵州;与龙云结盟金兰，利用龙云的滇系对付桂系;统一收编了川军，压制了刘湘，扶持了杨森等新川军将领，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影响直接到达边陲。

这正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而且客观上也为抗日战争时期把大西南作为大后方打下了基础。实际上戴笠对刘湘早已怀有戒心。他唆使四川军阀部队的一个将领对刘湘进行监视。据这个将领汇报，刘湘已向其将领们发布密电指示，命令他们向湖北宜昌调遣部队，与对抗蒋介石的韩复榘部队接头。

刘湘本人也通过无线电通讯与韩复榘本人保持直接联系，但军统一直没有能够破译他们的通讯密码。然而，范绍增向戴笠的电码译员送去了刘湘部队早期使用的一份电码本，使戴笠的人得到了破译电文的关键启示。破译的结果使军统得到了能够向蒋介石证实这两个军阀密谋的足够证据。

蒋介石迅速予以打击。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亲自到开封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以此诱骗韩复榘赶到河南省会，戴笠的部下在那里将他逮捕，押送汉口受军事法庭审判，并于1月24日被行刑队枪决。

与此同时，刘湘不久便死在万国医院的病床上。

其实，刘文典性情枯涩，除了读书治学，他只爱好一口云腿(云南火腿)，一个云土(云南烟土)，人称“二云居士”。清华迁到云南后，当地盛产的云土，实在是让人们饱了口福。怎奈当时教书匠实在是穷，饥不择食。有一次，他实在是穷得不行了，忍不住就私自跑到中越边境的地方给一个生意人做笔杆子，为其母撰墓志。在那里吞云吐雾了四个月之后，他才带着进账的五十两银子回到学校。不承想，他居然被系主任闻一多逮个正着。闻、刘本来就不是一条心的。这可好，回来就让刘某人下岗了。

刘也着实不客气，大闹起来。陈寅恪也帮着说情，无果。刘遂卷了铺盖搬到云南大学去了。“联大”解散时，闻一多遽然下世，他刘文典还活着。别人都回清华、回北大、回南开去了，独他一人还窝在昆明。料不成，这一窝，他往后就要在这里打发余生了。

建国后，在领导的关怀下，刘文典成为云南省仅有的几位一级教授之一，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全国大禁鸦片，可人们却异常宽容地允许了刘文典的这一口爱好。后来，为响应政府号召，老汉终于摔掉了那根大烟枪。他开始改抽“大重九”。此物当时是三千元一包的名牌，一般人自然消受不起，只有他还抽得风风火火。不少学生趁机揩油，一边和他搭讪，一边就摸他一根烟。他瞥见了，只是嘿嘿一笑，不以为意。他依然是那个受人拥戴的刘文典，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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