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报纸报道台湾公娼馆生意萧条的程度，已经到了日落西山的地步，只差没歇业走进历史了。过去，“性工作者”也曾抗议游行，要争取工作权，要求政府不要禁公娼。看着照片中破落的娼馆，徐娘半老的娼妓……忽然觉得，她们当初抗议时一定没有想过：比政令更严酷的其实是市场。
　　
　　翻开《金瓶梅》，妓女似乎是无所不在的。西门庆和朋友喝酒玩乐在妓院、过生日在妓院、谈生意也在妓院。喜庆时妓女也被请到家里来弹唱助兴。事实上，明朝中叶，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之后，民间开始变得富裕，而妓女的增加，也就是其中的一个相随而生的现象。谢肇在《五杂俎》里，曾描写：
　　
　　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而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
　　
　　不但如此，嘉靖到崇桢年间，甚至有人举办各种“莲台仙会”之类的妓女选美大会，品评名妓，订定“花榜”，分列次第：女状元、榜眼、探花……热闹的情况一点也不逊于今日的选美或选秀。
　　
　　同样是“性工作者”，明代的妓女为什么如此受到欢迎？在《金瓶梅》第五十八回写到西门庆过生日，叫来了妓院新秀“郑爱月”，众妻妾们好奇地对她的评头论足时，透露了一些有趣的讯息，我们且看：
　　
　　潘金莲且揭起他裙子，撮弄他（郑爱月）的脚看，说道：“你们这里边（妓院）的样子，只是恁直尖了，不像俺外边的样子翘。俺外边尖底停匀（比例合适），你里边的后跟子大。”
　　
　　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潘金莲）恁（怎么）好胜，问他怎的！”
　　
　　一回又取下他头上金鱼撇杖儿来瞧，因问：“你这样儿是那里打的？”
　　
　　郑爱月儿道：“是俺里边银匠打的。”（第五十八回）
　　
　　看得出来，郑爱月身上不管是鞋子、头饰的款式都比潘金莲时髦，才会惹来向来对自己“衣Q”品位自负的潘金莲如此不耻下问。
　　
　　这点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原来明代的妓女在许多方面都比家里的老婆有竞争力。这些竞争力不只表现在容貌、穿着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文化水平上。以西门庆家为例：大老婆吴月娘虽然出身官宦，却不认识字。反观郑爱月，虽然出身妓院，但由于专业训练的缘故，她不但能够弹曲唱词，还能欣赏诗词。这不稀奇，明代很多妓女甚至能文能武，还能写诗跟客人唱和。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很多男人上妓院，与其说去发泄性欲，还不如说是去追逐“浪漫爱”。毕竟他们十几岁就成婚了，在拥有三妻四妾的情况下，“性”资源并不缺乏。反倒是这些男人娶老婆凭的是媒妁之言，很多人一生是不需要跟自己的老婆谈恋爱，也没有机会谈恋爱的。
　　
　　一方面有“谈恋爱”的需求，另一方面则在容貌、才艺、时尚流行上都提供了比家里的女人更好选择的情况下，难怪男人对妓院趋之若鹜了。
　　
　　从某个角度来看，明代妓女的定义和今日妓女的定义是不完全相同。这也是两者兴衰的原因之所系。一定要换算的话，公式大概是这样的：
　　
　　妓女（明）=性工作者+名模+流行歌手+选美佳丽……
　　
　　明代的娼妓业拥有了那么多充满潜力的可能，可是到了今天台湾的公娼，把所有的这些可能一个一个抛弃，只留下了“性”工作，这个最具实用价值、却也最不值钱的发展方向。难怪要走入偏门。
　　
　　明代的娼妓之所以有身价，道理和Ipod、LV、Gucci……这些名牌硬是比别人贵是一样的。从400年来公娼由盛转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美学、风格、文化这些向来被我们的传统当成是“缺乏实用价值”的观念，原来也是一种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经济实力。有实用价值固然好，但加上时尚、美学以及文化想象，价值更是得到乘方的效应。少了掌握这些观念的能力，我们只好一直为这些名牌做代工，赚取微不足道的蝇头小利。
　　
　　或许这是阅读《金瓶梅》中的妓女，难得的一点建设性启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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