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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根据地的某村，在村选举大会开会之前，公民开小组会，检讨与批评上届政府的工作。 （沙飞/图）

黄道炫有个数据：抗战开始时国民政府军投入敌后游击的部队有六七十万之众，抗战结束时剩下十二三万；中共在战争初期投入三万，抗战结束时发展为一百二十万。

“本来就是咱们的东西，现在又给买回来，这就值钱了……”《中国抗战——晋察冀根据地抗日影像》出版沙龙上，两位“晋察冀二代”小声嘀咕。

2015年7月，《中国抗战——晋察冀根据地抗日影像》出版。该书辑录的照片绝非孤品，它们的底片现存解放军画报社，书的出版却颇有一番曲折。抗战结束后，美国左翼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把一批晋察冀根据地的照片带到美国。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这批照片一直封存于洛杉矶一家教会地下室。1970年，定居中国的斯特朗去世，她的个人物品被拍卖，其中147张关于晋察冀的照片被摄影师乔·施瓦兹买下。2015年，中国出版机构听说这批照片的存在，设法联系到乔·施瓦兹的后人。

《晋察冀根据地抗日影像》主要来源于《晋察冀画报》。1942年7月7日，《晋察冀画报》创刊。创刊号中英文双语、四色印刷，初印1000册，重印1000册。印刷设备经秘密交通线从平津运来，摄影师是因拍摄鲁迅遗容、葬礼闻名的沙飞及其战友。负责印刷的师傅来自北平的故宫博物院印刷厂，他们每人每月的报酬是8斤白面，20元边币。这个收入水平高于总编辑沙飞，沙飞每月的津贴是边币5元。

《晋察冀画报》的发行渠道隐秘而畅通。1998年，沙飞的女儿王雁采访作家魏巍，魏巍回忆，1940年，他在河北平山县看到晋察冀根据地组织的百团大战摄影展，照片湿漉漉的，似乎刚冲洗出来。位于平山县碾盘沟村的《晋察冀画报》可送至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重庆，甚至委托国际友人送到国外。

照片提示了历史的丰富样貌：百团大战、雁翎队、八路军克复察南蔚县，在平津线上打到天津万国水闸；日军“三光政策”之下的难民、骸骨、瓦砾；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乡村无记名投票选村长、露天的竞选宣传；被人群簇拥的“子弟兵的母亲”，边区的美展、壁报；到访晋察冀的英、美大使馆武官，燕京大学的外籍教授……

出版于1940年的《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记载，华北敌后根据地曾牵制日军在华兵力的五分之二，十九个半兵团，使其不能“确保占领地”，活动囿于交通点线之间。

在图片说明之外，《晋察冀根据地抗日影像》收录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道炫的一篇论文，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形成过程：

中共最初提出游击战时，华北战场还有大批国军，所以中共游击战的定位是在国民党部队的侧翼配合，背靠陕甘，进可攻退可守，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山区站稳脚跟后，1938年1月，陈再道率领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五百多人进入冀南平原地区。在当地几乎没有正规武装的情况下，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在二十几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这让毛泽东看到了平原游击战的可能。

李公朴把晋察冀称作“民族解放的灯塔”。当年曾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向“灯塔”汇集。

1943年晋察冀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288名参议员中，共产党党务人员41人，学者、文化人、科学家、医生等名流学者54人，约占到会参议员的19.4%。“‘土八路’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其实‘八路’一点都不土。”在《晋察冀根据地抗日影像》的出版沙龙上，黄道炫说。

目前，黄道炫的研究课题是“抗战中的中共”。在此之前，他研究中共苏区“为什么会走到1934年”。“那是一个失败的案例。（抗日）根据地是成功案例。但我不会采取传统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叙事逻辑。生活是复杂的，历史也是复杂的。任何对历史的线性简化都是有问题的。”黄道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6131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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