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晚，江城武昌。在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起义士兵用一支普通的“汉阳造”步枪，射出了一颗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子弹。这惊世骇俗的“第一枪”，划破了沉闷的夜空，引发了对大清帝国的最后致命一击——这就是后来被誉为开启“共和之门”的武昌辛亥首义。

100年后的今天，蛇山脚下，黄鹤楼东，一座红墙红瓦的两层西式楼房静静伫立。这就是当年湖北军政府旧址所在地，武汉当地人称它为“红楼”。眼下，辛亥革命纪念馆正在重新装修，故而大门紧闭，但还是有不少群众在门外拍照留念。

当年，湖北新军的枪声在武昌城骤然响起时，几乎没有多少人会预料到这枪声将会在历史的坐标上刻下永恒的印记：埋葬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时代，开辟一个民主共和的新时代。

那些改写历史的大事件，时常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武昌起义爆发犹如平地惊雷，起义新军一夜苦战，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第二天一早，在汉口租界区沿江堤岸上，英、法、日、德、俄等国的外交官们用望远镜眺望对岸武昌城情况。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蛇山上的警钟楼顶端，原本象征清政府的黄龙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面高高飘扬的九角十八星旗，这是革命军的旗帜。

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曾说，大清帝国是一具用丝绸包裹起来的木乃伊，看似华丽，但体内血液循环实际已经停止了。武昌起义就是最后的致命一击，让它魂飞魄散，形神俱灭。

这致命的一击，多少带有一种偶然性和猝发性。起义前，革命领导人之一的孙武在研制炸弹时发生意外，爆炸引来巡捕搜查，起义机密泄露，大清帝国军警按照名单展开搜捕，起义高层领导人或亡、或伤、或逃。“与其等死，不如拼死一干”，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群龙无首的状态下，被迫提前起义。

百年之后，当人们回望辛亥革命的历史时，一些人因此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和成功是偶然的。对此，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金冲及提出，历史的发展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总由当时的客观大趋势所决定。这就是必然性。至于某些重大事件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怎样发生，又有着偶然性。必然性总以偶然性作为它的补充和表现形式。

“偶然现象的背后，蕴藏着必然的规律。”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冯天瑜说，武昌起义的胜利，绝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

武昌首义爆发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南方发动了10多次武装起义，主要还是以留学生和会党为骨干力量，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因此星星之火迅速被清廷扑灭，皆以悲壮的失败而告终。就在武昌首义5个多月前，广州黄花岗起义惨败，100多名革命志士英勇捐躯，孙中山扼腕痛惜曰：“吾党精华，付之一炬。”而湖北革命党则把重点放在了对湖北新军的渗透上，他们把这叫“抬营主义”，也就是把新军成建制地从清朝方面抬到革命党方面来，此一进程发端于1903年。

在今天的武昌昙华林一带，还存留有不少北欧建筑风格的老房子。当年，吴禄贞、蓝天蔚等革命党人经常在此聚会，纵论革命形势，提出了“抬营主义”，到新军中去运动。“吴禄贞认为，在新军基层发展势力，要慢火炖猪蹄，让火先从底下烧起来，一旦举事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特意从澳门赶到武汉参加黄埔论坛的吴禄贞的侄孙女吴厚悌说，这一创造性的思想为武昌起义奠定了坚实基础。

“湖北新军有一镇(相当于师)一协(相当于旅)的兵力，战斗力仅次于被称为中央军的北洋六镇。他们都是由张之洞一手创建的。”冯天瑜说，经过8年深入细致的工作，到武昌起义爆发前夕，湖北新军16000人中，支持革命的占1/3，同情的占1/3，真正顽固不化、效忠清廷的只剩下1/3。

晚清重臣张之洞痛恶革命，在担任湖广总督期间致力于洋务运动，以求挽救大清帝国的颓势。他创建了新军，兴办了汉阳铁厂、枪炮厂、造币局等近现代工业。他不曾想，他的湖北新政后来却为武昌起义提供了“人、财、物”的支持。辛亥后裔卢纲说，武昌起义爆发后，起义新军迅速占领军械库和藩库，里面储存枪支数万、白银2000余万两，这些为辛亥革命的持续进行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后来，孙中山在评价张之洞时，不无幽默地称其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曾经入张之洞幕府20余年的辜鸿铭晚年也说过一句蕴含机锋的妙语：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即张之洞)的合作。

忠于清廷的张之洞组建的新军、培养的知识分子，最终成为大清帝国的掘墓人。“这说明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冯天瑜感慨地说，终结帝制，走向共和，这是时代的选择。(记者杨祖荣摄)可贵的“第一枪”

评价武昌辛亥首义，人们的共识是它打响了击落封建皇冠的第一枪。通过这字面上的表述，我们知道辛亥首义的重要性，却很难想象这第一枪打响之艰难与伟大，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无法切身体会到当时的社会环境。

作家陈忠实在《白鹿原》这部小说中，描述了这么一个细节——白氏族长白稼轩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后，不无惶惑地说：“没有皇帝了，这日子咋过呢?”在一个君主专制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心理并非虚构，在当时较为普遍。在封建习俗根深蒂固的情况下，革命党人敢于向帝国权威挑战，不单要埋葬一个腐朽的旧王朝，还要改变“皇帝轮流做”的王朝更替规律，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主共和政体，这不仅仅需要胆识，更需要有深邃的目光。

我们要向辛亥革命先辈致敬。他们所开创的历史功绩，犹如在荒芜原野中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虽然这路有些粗糙，坑坑洼洼，还没完全修好，但它是通往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门。后人需要做的，就是把这条路修得更宽、更平坦，在上面更好、更快地阔步前行。我们看到，先辈们当年未竟的理想事业，在今天的中国正一步步变为现实，这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

打出武昌起义第一枪者起义后马上叛变

武昌起义爆发前夕，起义消息泄密，多名革命志士相继遇害。危难时刻，程正瀛挺身而出，冒险犯难，对着清廷的忠实爪牙、工程营二排排长陶启胜举枪一射，打响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首义第一枪。吊诡的是，这位在推翻清廷的历史关键时刻立下重大功劳的程正瀛，后来竟沦为了可耻的革命叛徒。

程正瀛，字定国，湖北武昌人，清末在湖北新军工程兵八营当兵，曾任工程营革命大队部参议。武昌起义原定于1911年10月6日，谁知计划泄露，起义只好延期至10月11日。这期间，又出事了。孙武等革命党人在俄租界的宝善里制造炸药，不慎发生爆炸。爆炸后，大火一发不可收拾，浓烟从窗户、屋顶冒出，四邻大呼救火。引来了俄租界的巡捕，搜走了未及带走的起义名单、旗帜、文告、弹药、印信等。

湖广总督瑞在接到俄租界转来的起义名单、旗帜和文告之后，立即下令关闭武汉三镇城门;另外，军队停止一切外出和休假，加强管控。瑞严令按照名册抓人。武昌顿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革命党人人人自危。

情势万分危急，起义只好提前。10月10日，工程营革命同志在营代表和革命军大队长熊秉坤的带领下，决定率先发动起义。

起义的导火线很快出现了。当晚，工程营二排排长陶启胜带兵巡哨，发现金兆龙、程正瀛等革命党人正擦枪装弹，就斥责说：“你们想干什么?”金兆龙一语双关地说：“预备不测”。陶启胜大怒，上前抓住金兆龙说：“你想造反吗?”金兆龙说：“反就反，你能怎样?”陶启胜叫护兵逮捕了金兆龙，金兆龙大呼：“再不动手，等待何时?”

程正瀛持枪射击，打中了陶启胜，陶启胜带伤逃跑了，因伤势过重而后死于家中。

这就是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的第一枪。这一枪之后，人声沸腾，枪弹如雨。武昌起义爆发了。

听到这第一声的枪声后，工程第八营的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各持手枪，前来弹压。程正瀛开枪又打中了右队官及司务长。阮荣发见程正瀛连毙两人，正欲跑时，忽又被程正瀛一枪毙之。程正瀛不仅打响了首义第一枪，且击毙了陶、阮、黄、张四人。

辛亥革命胜利后，程正瀛荣膺原国民革命政府授予的“一等功臣”和获得“首义第一枪”金匾。

在武昌起义中担任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总代表的熊秉坤，1918年在上海寓所写的《武昌起义谈》中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二排长陶启胜竟不听乃弟劝，反率护兵二名，径奔余棚，意欲先发制人。呵下士金兆龙：汝造反乎?金答曰：‘老子即造反，汝将奈何?’陶唤捕，金与陶扭，金不能胜，即呼曰：‘吾辈今不动手，尚待何时?’同棚程定国(即程正瀛)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也。”熊秉坤的这些文字都写于首义后不久，属于“实录”，极为可信。

那么，“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者程正瀛为何后来鲜为人知呢?原来，程正瀛并非真正的革命党人，他所打响第一枪完全是偶然事件造成的。武昌起义后不久，程正瀛就投靠北洋军阀，成为残害革命党人的反动势力的帮凶，后来终于被革命党人贾正魁诱捕，将他灌醉酒后抛入长江淹死。他的“打响了武昌首义革命第一枪”之功，也随之被人们选择性地遗忘，很少有人再提起。

其好友金兆龙也不是什么好人，他在武昌起义中倒是表现得极为勇敢，武昌起义后却因不满起义军现状而离队。中华民国成立后，金兆龙被授勋章，但很快他就投附了北洋政权，得授“湖北税务缉私队长”的肥缺。曾任湖北督军差遣员兼陆军部候差员、武汉总稽查处侦探员，与革命党人为敌，人们都弃而远之。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金兆龙被免职，后一直默默无闻。“九一八事件”爆发后，金兆龙再次复出，任湖北省“清乡”总局黄冈县团佐，后于1933年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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