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皇帝
公元467年，拓跋宏生于当时的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两年后被立为太子。
虽已入主中原，但拓跋部仍保留着过去早婚的习俗，拓跋宏出生时，其父献文帝拓跋弘年仅14岁。拓跋部建立北魏后，学会了中原王朝维持皇权统治的某些做法，并定为制度严格执行。比如后宫产子，一旦该子被立为太子，其母就要被赐死。其用意在于避免皇帝年幼即位，大权落到母系外戚手中。因此，拓跋宏在两岁多被立为太子时，母亲思皇后李氏即被“赐死”。这一野蛮的做法不仅给拓跛宏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仿佛预示着他日后家庭生活的凄凉与不幸。
由于拓跋宏从小失去亲母，因此便由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也非血亲，只是名义上的祖母。她是汉族人，“性聪达”、“粗学书计”。受过封建传统文化的教育。地性格坚强，做事果决，颇具政治家之风采，《魏书·皇后列传》说她“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拓跋宏父亲拓跋弘即位时，年仅12岁，北魏孤儿寡母，政局不稳，冯太后初露锋芒，收捕擅威作福的专权丞相、车骑大将军乙浑，平定关中叛乱，临朝称制，掌握了朝政大权。
拓跋宏刚一出生，冯太后即摆出“罢令，不听政事”的姿态，阿政权交给其父拓跋弘。当献文帝拓跋弘亲政后，开放山泽之禁，开仓救济灾民，带兵北步伐柔然，很快就显出了他年轻有为、桀骜不驯的风姿，权欲旺盛的冯太后便再也坐不住了，干预北魏政事也就成了地的家常便饭。这自然会引起献文帝的不满，加之他们并非亲母子，于是，一场司空见惯的宫廷权力斗争于不知不觉间就爆发了，结果自然是根基深固、极富政治谋略的冯太后获胜。《魏书·天象志》对此写道：“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是为孝文帝。”
拓跋宏即位时只有5岁，在平城皇宫的太华殿前举行隆重的登基大典时，他是被人抱上皇帝宝座的。一个年仅5岁的小娃娃，冯太后自然不会担忧什么，也就再度临朝听政，将一应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她也在因忤逆而“禅位”的献文帝身上汲取教训，将年幼的孝文帝按照她心中想象的模式加以引导、塑造和培养。
拓跋宏的血管里流着的虽然是鲜卑族拓跋氏的血液，但他从小受到的却是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围绕在他身边的大臣也是一批具有极高文化修养的汉族上大大。他自幼爱好读书，手不释卷，天分极高。《魏书·高祖纪》说他“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讶涉”。冯太后还亲自创作《动诫歌》、《皇诰》等文章督促他阅读、背诵，将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等封建道德思想传授给拓跋宏，并用自己的言行感染、影响他。比如冯太后生活节俭，“不好华饰”，对待下人比较宽慈，拓跋宏也依样仿行。
儿时的生活积淀在拓跋宏内心深处，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此后，拓跋宏一辈子爱好诗文，并创作了大量的诗赋文章(约40卷)；他为政勤奋，励精图治，个人生活相当节俭；他提倡封建伦理道德，讲究孝悌、仁义、忠信，不仅身体力行，也要求臣民如此。这些，都是他日后推行全盘汉化政策的内在基础与指导思想。
当然，拓跋宏并未完全放弃鲜卑习俗。况且，当时南北对峙，战争频仍，也需要帝王具有带兵打仗的卓越能力。因此，拓跋宏在习文的同时，也练就了一身武功。他从小善射，“及射禽兽，莫不随所志毙之”；臂力也好，十多岁时即能以手指弹碎羊的肩骨。
如此成长起来的拓跋宏既具骑射武功，又富汉文化修养，可谓是文武兼备之才。
先行者
拓跋宏的父亲献文帝“禅位”时只有19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退位后的他总是蠢蠢欲动，不甘心变得一事无成。随即，他就以太上皇的身份亲自率兵出击柔然，并不断地巡视各地，“国之大事成以闻”，还将冯太后罢黜的一名旧臣重新起用。所有这些，自然又引发并加深了他与冯太后之间的矛盾。宫廷斗争更为赤裸、血腥而残酷，争斗双方往往不择手段，置血缘亲情于不顾，让对方倒毙在一片惨淡的血光之中而后快。冯太后与献文帝之间不存在血缘关系，迫他逊让退位、送上一顶太上皇的头衔就已经是手下留情很不错的了。可献文帝毕竟年轻，未能领悟到冯太后的深远用意，还是一个劲儿地在“太岁头上动土”。于是，献文帝便成了冯太后眼里的一根“肉刺”、脚下的一块石头，公元476年，冯太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毫不客气地将献文帝杀了。
这一年，拓跋宏10岁。
献文帝一死，冯太后即被尊为太皇太后。直到她于公元490年去世为止，一直都在临朝称制，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
还好，冯太后临朝听政是以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政治家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她不仅按自己心中的理想培养新皇，还将整个北魏纳入自己构想的框架与模式之中。她的目标相当明确，一是进攻南朝，并乘其内乱之际，出兵夺取了淮北的大片领土，将北魏的边界推进到淮河一带；二是改革内部，采纳汉人王朝的礼仪制度治理国家。小小的改动无关痛痒，当然也就起不到什么作用，难以达到有效的目的，而大刀阔斧的改革必然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及顽固坚持鲜卑旧俗贵族的反对。于是，冯太后果断地处理了一批政敌，将他们或处死或免爵或流放。然后，她依靠冯氏家族成员，重用宦官及汉人官吏，拉拢鲜卑元老，在自己身边培植了一批可靠的亲信，巩固权力，加强改革。
在冯太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颁行俸禄制。
游牧民族南下的目的就是为了抢掠财富，他们往往“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氏族首领为了鼓励士兵作战勇敢，一是听凭劫获之物归于个人，二是论功行赏，“班赍将士各有差”。这样的政策大大激赏了将士打仗的兴趣，人人冲锋陷阵、个个争死效命，很少发生退缩、叛变与逃跑之事，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后，仍保留着过去的遗风一百官没有俸禄，收入主要还是依靠掳掠与赏赐。北方统一，战争与掠夺的机会少了，于是，官员公开贪污受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北魏吏治腐败，财政匮乏，国家机构遭到严重蛀蚀，鲜卑贵族贪图享受，昔日的犷悍善战之风也在逐渐消失。历代皇帝对此深感不安，多次下诏惩治不法官吏，可根本解决不了官员腐败这一老大难问题。
公元484年，孝文帝下诏实行俸禄制。俸禄每三个月发放一次，以每年十月为起始。同时，对贪污行为制定了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俸禄制推行后，加强了北魏的中央集权及封 建化进程，确曾起到了保证官吏日常生活、杜绝贪污搜刮的明显效果。它不仅是孝文帝改革的前奏与先声，也是北魏根除游牧奴隶制残余，接受汉族官僚政治制度的表现与象征。
就在俸禄制实行一年并取得明显成效后，北魏又在经济上采取了一项相当重要的改革——均田制，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对现有土地实施分配与调整。这一制度对豪强大族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一些限制，从他们手中夺回了大量劳力，分给农民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它使得耕者有其田，满足了广大农民的部分要求，对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社会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土地改革制度，经历了北魏、北齐、北周、隋，直到唐代中叶才告终止。它在古代持续了约300年，并影响到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
这些改革制度表面上以孝文帝拓跋宏的名义颁布施行，其实都是由冯太后拍板，起主要决定作用的，还是冯太后。
随着孝文帝的一天天长大，他与冯太后的关系也日渐微妙并复杂起来，问题的关键当然还是在于一个字——权。作为封建制度的最高统治者，权力就是一切，甚至比生命更加重要。冯太后权欲极盛，且生性猜疑，她看到一天天长大的孝文帝越来越“聪圣”，担心将来难以控制，“不利于冯氏”，又打起了废掉皇帝的主意。于是，她将拓跋宏关在室内，三天不让人送饭。时值寒冬腊月，拓跋宏仅穿一件单衣。冯太后召集大臣讨论，打算另立咸阳王禧为帝，因为遭到不少元老大臣的激烈反对，不得已而作罢。同时，她还命令内官监视孝文帝的言行举止，每十天报告一次。一次，宦官密报了孝文帝的“过错”，冯太后大怒，立即传来拓跋宏，狠狠地打了他数十大杖。孝文帝无法反抗，只好“默然而受，不自申明”。拓跋宏生性聪颖，深深地懂得忍让之道，不像他父亲那样血气方刚，才没有扩大他与冯太后之间的矛盾。如若不然，以冯太后之坚毅与谋略，哪怕大臣“固谏”再厉害，也会将他从北魏的皇帝宝座上一脚踢开了。
公元486年，孝文帝年满20，已经长大成人了。于情、于理、于势而言，冯太后都不便继续临朝听政，她不得不将权力的“魔杖”交给拓跋宏。于是，“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这才正式主持朝政，也开始亲自动笔起草诏册。
拓跋宏亲政后，冯太后并不是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但起主要作用的自然已是孝文帝了。在拓跋宏为皇的28年时间里，对权力的执掌应该分为三个阶段：一、5岁登基到20岁时，大权完全掌握在冯太后手中；二、20岁亲政到24岁时冯太后去世，他与冯太后共掌朝政；三、从24岁到33岁离世，政权归于拓跋宏一人，这一阶段也是他大刀阔斧全盘汉化之时。严格来说，孝文帝真正执掌北魏朝政的时间也就不过八九年时间。但是封建皇帝的九五之尊使他从小就在大臣及民众心目中树立了一种无尚的威严与凛然的形象，一旦大权在握，他就显出了一代英主的勃发雄姿。
冯太后于公元490年去世，时年49岁。冯太后死后，拓跋宏十分悲痛，5天没有好好进食，一日三餐仅吃小半碗米粥，丧服也一直不肯脱下。尽管冯太后立下遗嘱，要求丧葬从俭，但孝文帝还是将她的丧礼举办得相当隆重，并表示要遵照古礼，守孝3年。在遭到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的强烈反对后，才勉强作罢。
孝文帝之所以要在冯太后的丧礼上大做文章，一是因为他确实对冯太后怀有较为浓厚的感情，尽管冯太后责斥过他，还想废掉他，但他总是认为“养育之恩，诏教之德，寻之旷代，未有匹拟”；再则，孝文帝想通过丧礼的形式，将汉族的封建礼仪文化、忠孝仁义以身示范地落到实处；同时，他也想通过葬礼向文武大臣表明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将以更迅速更坚决更彻底的方式将冯太后的改革方略执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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