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流氓一般被称作“光棍”，“没头鬼”，“刺虎”，指的是一批从农村分化出来的无产者。他们活跃于城市与四乡市镇，不靠打工，做生意度日，专门凭籍打劫，扛帮，告讨混日子众所周知，明代自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之风日炽，农村产业人口开始分化，自耕农这些小土地所有者失去了全家赖以维持生计的土地，被迫流徙城市。据当时人的记载，这些编氓的去处，主要有做官绅家人，官府衙役，逐末经商、游手好闲这几条出路。

前面三种人，在一般人的眼里虽然也算作游惰之民，但毕竟还有业可从，有所事事。即使如明代北京被叫做“闲的儿”的人，虽然也无恒业，但遇到别人搬家移居，他们就帮忙，藉此获取一些养家糊口之资。这些人都不属于流氓的范畴。只有游手好闲者，整日无所事事，才堪称名副其实的流氓。 明代的流氓别称绰号很多，大多以结帮成党的形式出现。南京的流氓，有以结帮人数的多少而取绰号者，如“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也有以所执器械取绰号者，如“棒椎”、“劈柴”、“槁子”这些称呼即是。北京的流氓，有称作“刺虎”者，也有称作“闯将”者，成群结党，横行街市间。北京通州张家湾是一个热闹的去处，那里的流氓自称“郎头铁脸”、“阎王太岁”、“先锋土地”等名号，来往于上下码头，欺侮良善，吓骗钱财。山西太谷县有一名叫杜文翥的流氓头子，自号“都太岁”，手下恶少分别叫“十虎”、“二贤”、“八大王”。他们大都在神庙里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合伙做坏事。

从这些五花八门的名号中我们可以看出，明代的流氓大多属于不识文字的下层游民，所以他们取名只能从现成的旧小说或各种传说中模仿，或者假充英雄，或者故意弄作凶恶丑陋，借此在地方上开出一片自己的领地，站稳脚跟，欺压市民百姓。 明代流氓无固定的职业，骗、抢就是他们的发财秘诀，但骗、抢的形式也各不相同，不但渊源有自，而且后继有人。口中喊着圣号，倒地撒泼，这是一般无能流氓惯用的伎俩，不算有甚本事，更多的流氓还是变换各种花样，乘机抢骗。 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类

(一)开“访行”，替衙门访查，从中获取钱财。
访行明季，主要盛行于苏州、常熟，嘉定一带。上官访拿州里的豪蠹，单枪匹马不行，还必须假借耳目，而一些奸人流氓就充当如果有人打算陷害怨家，就暗地里贿赂访行中人，让访行中人将怨家的名字列入豪蠹之列，罗织罪状，暗设陷阱。等到上公堂对簿，上官虽然心里知道内中有冤情，但因查无实据，也不好擅自开释罪名。当时把这些称为“造访”。造访之人，一般需推举一人为宗主，而其他人争相附和，一倡百和，竞相标榜，名日“访行”。在最初的时间里，访行还只能造访衙蠹，还需要仰仗地方乡绅的鼻息，窥伺官长的喜怒。到了后来，徒党日多，声势越大，乡绅、官府反而受其牵制。追溯访行的源流，其势力至邵声施统辖的时代才开始兴盛。邵声施创立保生社，手下的党徒有朱灵均、邹日升、陆惠云等，都自号“干儿”。当时。皆府先后将他们捕杀，只有朱灵均一人漏网。于是他招集旧人，汲引后进，重新扩充势力，其内部有八大分、八小分之说，号称中兴。一至王九玉执掌访行，访行开始各立门户，党徒一分为二，有南北部之称。等到九玉毙于狱中，手下党徒竞相雄长，其中的领袖人物不下数十人，访行至此达到极盛。访行与官府狼狈为奸，百姓惧之如虎狼。当时常熟有谚语日：“有饭吃不如饿，有衣穿不如破；莫逆前，避访蠹。”于此可见访行横行之一斑。有些流氓刁徒常常身上背着一个黄包袱，头上插着黄旗，自己根本没有冤情，但还是假称有事控诉，直入衙门，挟制官吏。有些无籍棍徒，更是私自串连勾结，将不关于己的事情捏写本词，声称要告状，靠恐吓得财，或者代人捏写本状，教唆或扛帮他人告状。如此种种，都是明代流氓借官府与法律诈骗钱财的伎俩。

(二)开设“打行”，以充当打手来获取钱财。
自嘉靖以来，由于沿海苏州一带海寇倭乱频兴，官府招集武勇之人，一些市井恶少乘机群聚，奋腕称雄，号称“打行”。打行初先盛行于苏州，其后流传至松江。自万历八年(1580)以后，打行之风达到极盛。打行在当时又有“撞六市”的别称。打行中流氓恶少的所作所为，大致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诳骗抢夺财物。有些乡下人持物入城买卖，打行中人就设计诳骗，到无人处骗取财物，若乡下人不从，就公开抢夺。二是：为人所赂，替人扛打。如两家成仇，一同赴官理讼。一家贿赂打行，打行就出人替这家打仇家，使被打者无所控诉。这种群聚殴人，大概就是打行其名的由来。打行打人也各有法，打手之间转相授受。打行流氓打人时，一般预先定下打中对方某处要害，或者是胸，或者是肋，或是下腹，或是腰背，以此确定中伤的期限．使挨打者或三月死，或五月死，或十月一年死，预定日期大致差不离。这样等到死者家属到官以杀人告理，此时已过了保辜限期，打手也不会以命抵罪。三是：打手大白天公开在地方上偷抢，被人抓住扭送到官，在途中正好遇到同党，救解脱去，抓人者反而受到欺侮凌辱，这就是当时所称的“炒盐豆”。四是采用”扎火囤”的方法，借女色定下骗局，引诱一些浪子冶客上钩，撞破奸局，假装要上官告理，迫使这些好色之徒以私了的方式了断此事，以此骗取钱财。在苏州一带，打行的势力是很大的，即使官府也对他们惧怕三分。嘉靖三十八年(1559)应天巡抚翁大立刚莅任苏州，发檄府县，命对打行流氓严加惩治。打行中人虽感到有点害怕，但还是打算给巡抚一点颜色看看。十月，翁大立携家眷来苏州驻扎，打手们就埋伏在小巷中，等大立的轿子一到，打手一起跳出，迅速批打大立的脸颊，随后如飞鸟般地逃去。此后，地方搜捕更紧，打手们更加惴惴不安。于是互相歃血为盟，以白巾抹额，人人手持长刀巨斧，深夜攻吴县，长洲、苏州卫狱，劫狱囚自随。其后又到都察院，劈门攻入，巡抚翁大立率妻子跳墙逃走。至天将晓，打手们冲出衙门，斩关而出，逃入太湖中。

(三)采取“撞太岁”的方式，赚人财物。
明代北京有无赖子数十人，时常活跃于吏部前，窥探听选官吏与监生的行迹。当他们打听到这些人打算贿赂内外官吏，以此求得美缺，但苦于行贿无钱时，这些无赖就乘机而入，将他们带到富家借金，并且替他们代为行贿，其实有时是真去了，有时根本没去行贿，乘机侵吞贿金。一旦官得美缺，这些无赖子就将此视为自己的功劳，向获选官吏索取钱财，这在京师被叫做“撞太岁”，苏州一带叫做“卖厅角”，而江西又把它叫做“树背张风”。有时官吏无钱偿付，他们就执凭据给当选的官吏，一同前往任所，取得偿金往往多于原银数倍。有时无赖也为交易做中间人，借此索取私赠，在当时被称作“打夹帐”.

(四)开设赌场，聚众赌博。
北京城里的刺虎，白天横行市肆，强行夺取买卖人的货物，夜晚经常聚徒开场赌博，过一种荒淫无耻的生活。赌博输钱，就沦为偷盗，将偷盗来的衣物典质于印子铺，抵取财物，苟图自活。幸运者可以借赌博玩弄花招，乘机赢钱。但即使是赢家，他的钱财也会在花天酒地的生活中浪费殆尽，同样也会堕落为偷盗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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