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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革是不行了

趴在历史的门缝边缘，看一个王朝的花开花谢盛极而衰，最明白的看法是从它的开场看起。其实，北宋这个王朝的开场是非同寻常的。

就像京剧舞台上的亮相，赵匡胤一上来走的就不是常规的路子。他半推半就地让那件黄袍披在自己身上，咿咿呀呀开唱一段霸王戏，一个王朝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开张了。

好在赵匡胤的全局控制能力比较强。他带着赵式的非典型性思维，带着陈桥那些有功之臣的理解与不理解，急中生智地演绎了杯酒释兵权，强行“排除”了一个帝国臆想中的危机。这样精彩的桥段，看客是不得不齐声叫好的。

当然看客始终还是捏着一把汗。因为真实的危机依旧存在。西夏、契丹还有南方的那些小国，在随后的五十多年里，它们一直像定时炸弹一样，时刻挂在北宋的头部、腰间以及其他敏感部位，令这个王朝到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是这些，演员赵匡胤都已经无暇顾及了。作为一个开场的头角，赵匡胤可以说不落俗套地完成了他的表演。至于他的子子孙孙们能不能将戏接着演下去，并且演好它，这要看他们的演技如何，他赵匡胤是不想管也管不着了。

没想到接下来出场的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以及他的皇子皇孙们。他们依次出场，开始了中规中矩的表演。但是他们的表演大多乏善可陈，看得看客们昏昏欲睡，直到1067年，19岁的宋神宗坐到了这个位置上。

宋神宗时代的北宋已经是内忧外患了，但是19岁的宋神宗却想有所作为。

因为19岁是激情洋溢的年龄。

年轻的宋神宗充满豪气地问年长的宰相富弼：国家怎样才能富强？边患何时可以尽除？富弼却向他叹气：皇上刚刚即位，应该布德行惠，这个国家20年之内最好不要打仗，我们打不赢也打不起啊。

因为国家军队里到处都是“注水兵”，所以打不赢。“注水兵”说起来由来已久，北宋一向执行“荒年募兵”政策—荒年时饥民激增，为了不让这些饥民造反，政府决定花钱买平安，把他们都收编入军队，但他们光吃粮不打仗，便形成了“注水兵”。神宗时的国家军队多达150万人，却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稍有战斗力的都被派出去布防西夏、契丹还有南方那些小国的进攻了，剩下的就只能靠国家养着。打不起是因为国库里没钱了。国库里的钱主要有两大用途，一是养兵，二是养官。北宋的官员队伍比较庞大，真宗时有一万多人，到仁宗时就达两万五千人，最后到神宗这儿就突破三万人了。虽然政府几次喊着要精简干部队伍，可每次精简过后，人数不减反增。庞大的官员队伍使北宋的财政负担不堪其累，再加上特权阶层合理避税，国库要不空虚那是不可能的。

宋神宗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走到了一个拐点上，不改革是不行了。

但是改革就能救国吗？北宋的改革说起来也不是自神宗始，若干年前就有范仲淹改革了。但范仲淹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在当时的体制内太极拳根本就掀不起什么波澜，很快地，他就收手了。仁宗时代的包拯则以三司使总领的身份厉行改革，他在调查了全国范围内土地兼并情况之后，提出要重新丈量土地的口号，目的是让大地主大权贵们如实交税。但是包拯的口号没有被落实，这个喜欢使铡刀的铁面高官痛苦地发现，很多人对他的改革举措阳奉阴违。大地主大权贵们团结起来跟他干，而仁宗总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结果包拯的改革无疾而终。

由于改革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总是以激情始以党争终，从而成为官场生态新陈代谢的促进剂，于是北宋王朝的改革在神宗时代就成了一个人人避谈的关键词，只有神宗自己还对它充满极大的热情。

这个时候，王安石开始声名鹊起。

王安石是改革派的理论大师，以大谈改革为荣，以墨守成规为耻。

最重要的，他有白眼向天的性格。一向生活在理想和逻辑世界当中，追求完美，不通人情世故，也不屑于人情世故。

这样的性格，神宗喜欢—因为一个过于讲究人情世故的人，是不能做改革者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神宗的性格和王安石有点像，喜欢充满激情地做一件看起来很美的事。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四面楚歌

在文人扎堆的北宋，王安石的名声一向淹没在司马光、欧阳修、苏洵甚至苏轼等人中间，更别提年长于他的范仲淹了。

但是公元1069年，王安石就像一颗大彗星，拖着长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啸而来，搞得北宋政界文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一年也是熙宁二年，王安石49岁。在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考察和考虑之后，神宗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改革大计。

但是神宗万万没有想到，即便在他的委任状下达之后，反对王安石的声音依旧此起彼伏。

首先出来反对的是当年以弹劾文彦博一举出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者唐介。唐介说王安石“虽好学却泥古不化，议论迂阔而不切实际”，这样的人出来改革，天下要为之大乱。唐介此时的身份也是参知政事，和王安石同级。这两个人如果不和，改革注定要胎死腹中。想到这一层，神宗的头都大了。为了力保王安石，神宗决定对唐介所说的任何话都如过耳之风。

另一位反对王安石的人是御史副相赵忭。赵忭此前和王安石有过节，作为御史，赵忭经常和王安石为一些空洞的理论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两人有些不愉快。现如今，赵忭见皇上如此器重王安石，觉得在朝廷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便找了个借口要出知杭州。神宗乐得朝廷少一个反对派，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还有一位反对者是官员吕晦。吕晦写了弹劾王安石的奏章，指责王“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这一下神宗生气了，你用这些词骂王安石不等于骂我吗？人是我提拔的，难道我眼睛瞎了？！神宗于是下手条要吕晦撤回弹劾王安石的奏章，没想到吕晦不仅不撤又新写了一份措辞更强硬的奏章，神宗一气之下就让他走人了。

这些反对者级别虽然不算低，但影响似乎都不大。在朝野影响最大的反对者应该是司马光了。司马光人品其实很不错，是个忠厚长者。王安石改革之前，神宗曾经向司马光询问对他的看法。司马光说：“介甫（王安石）独居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但此后不久，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看法大变。由于河朔闹灾，朝廷拨了些抚恤，国库开始空虚，司马光便建议国家要勤俭节约。按常理讲，司马光的建议是没错的，但王安石却认为他谨小慎微，不想着开源只想着节流，不是大丈夫所为。王安石甚至尖锐地指出：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理财之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自饶”。

王安石就是这样，一点不通人情世故。不管司马光曾经对他有过多高的评价，他该说的话就是要说。好在司马光不是小肚鸡肠之人，他并不恼怒于王安石迂直的态度，而是对王氏理论提出了疑问。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只有一个定数，不在民间，就在公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司马光的疑问可以说清晰地呈现了二人之间关于经济理论方面的巨大分歧，王安石没有明白无误地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事实上王安石也没法做到明白无误。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王安石只是大致搞明白了一个方向，水深水浅还得试水者自己去亲身体会呢。不过在当时的情境下，有一点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司马光不愿意做王安石改革的一路同行者，而只愿意做他改革理论的一路争锋者。针对王安石改革均贫富的目的，司马光以及苏辙都认为贫富自古不均，这两者互相依存，就像阴阳乾坤万世永存一样，是天下稳定的基础。如果贫者要变富，富者要趋贫，势必会天下大乱。面对这样激烈的反对，神宗一声叹息，在熙宁三年刚过完年不久，下了一道谕旨：禁止青苗钱对富户的抑配。这道谕旨等于对“青苗法”的实施打了个大大的折扣，让理想主义者王安石的心情大为郁闷。

王安石一郁闷，马上就表现了出来。他称病不来上朝，还上奏说要辞去现有职位。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其实非常符合一个理想主义分子的性格特征：追求完美，偏激，容易走极端。但王安石所做的一切在司马光看来却多少带有向皇上示威的意思。司马光是谁？他是翰林学士，行使着代皇上批复奏疏的权力。当他看到王安石那充满意气用事的辞表时，一向充满正义感的司马光就代表神宗皇帝义正词严地批评了王安石。王安石这下是真的生气了，他再次上了一道辞表，非常正式地表示要辞职不干。神宗一看这两人针尖对麦芒地干上了，那叫一个头大，但考虑到目前还是以改革大业为重，便旗帜鲜明地支持王安石，以“诏中之语，失于详阅”的手札，隐约批评了司马光。

司马光顿觉心灰意冷，他九上辞表，一心求去。终于，在王安石改革正轰轰烈烈的关键时刻，司马光归居洛阳，著书立说，成了这场外强中干改革的一个沉默看客。他绝口不提政事，也不再评价王安石的为人。司马光的辞去，重重打击了神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帝王之道在于平衡万事万物，对于一权独大的王安石，神宗开始生出戒备之心。他不顾王安石的反对，大力提升御史中丞冯京和三司使吴充的地位，而这两人都是坚决反对新法的人。王安石明白，这场改革怕是要无疾而终了。

老天也不作美。就在此时，天象还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从熙宁六年七月到熙宁七年四月，京城滴雨未下，朝野纷纷传言，这是老天爷对王安石改革的不满，只有废止改革，天象才会正常。四月初六，神宗神情严肃地下诏宣布：暂停“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八项新法的施行。

诏下后不久，倾盆大雨就从天而降。神宗当时震惊异常，呆若木鸡。王安石也在雨中呆若木鸡。这场带有警示意味的雨可以说彻底浇灭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王安石一声叹息，泪如雨下。

改革的最后失败其实来自王安石集团内部。因为这个在史上被称为“熙宁新党”的王安石改革集体汇聚了一批来路不明、各怀理想或野心的人。他们在王安石的旗帜下，在历史狐疑的眼神背后，从事着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改革。他们是—

吕惠卿。这个人特别值得注意，因为他的仕途生涯和王安石的仕途生涯恩怨交集，是对王安石个人命运影响最大的人。吕惠卿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经过欧阳修的推荐，王安石对此人如获至宝。在这场改革的开始，吕惠卿也确实对王安石投桃报李，王安石改革中的“青苗法”和“募役法”就是他牵头搞出来的，但是到最后，野心家吕惠卿背叛了王安石，也背叛了这场改革。

程颢。理学家，当朝著名哲学家周敦颐的学生。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恢复古法，强调抑制豪门大户，是王安石改革集团最初的理论旗手及策划人。刚开始王、程二人在改革理论上的分野还不算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程颢以王道仁义之心求发展的改革理论和王安石取法先贤富国强兵之术求发展的改革理论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两人打起了口水战。王安石说程颢“公之学如上壁”，程颢回击王安石“参知之学如捉风”。口水战打到了这个地步，已经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畴，严重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争论的结果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程颢负气出走。

曾布。曾布是王安石好友曾巩的弟弟，时任翰林学士兼三司使，在王安石改革集团中的主要任务是和吕惠卿一起策划相关法案。由于吕惠卿不容人，曾布因此与他结怨。但导致曾布走人的直接原因还不是吕惠卿，而是另一个姓吕的—提举市易司务的吕嘉问。吕嘉问与吕惠卿走得近，存在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经济问题。神宗因此密令曾布去调查此事，曾布一时头脑发热公报私仇，回来向皇上汇报时夸大了吕嘉问的罪行。神宗一怒之下，将此二人都革职了。王安石改革集团从此没有了曾布的身影。

其实抛开具体的人事不谈，单从历史的大法则入手，也可看出这场改革实在是以一人敌千万人的游戏。王安石设置的“青苗法”规定：政府在插秧期以低利贷给自愿借资金的农民，农民收获时再以两分利息还给政府。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政府的资金，杜绝豪门大户的高利贷，这样一来，豪门大户失去了获利的机会，自然要将怨恨集中到王安石身上了。

当然“青苗法”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这个“法”最大的问题是操作性极差。“青苗法”虽然规定政府只取二分利息，但农民最后实际付出的包括手续费在内的各种费用却高达七八分，这样一来竟比高利贷还高出许多，农民从“青苗法”中没有取得什么好处，自然也就无法从这场改革中受益了。

还有“方田均税法”。一直以来，豪门大户兼并大量的土地却不纳税，王安石却要丈量他们的田地，追查田地真正的主人，再要他们如实纳税。这种以一人敌千万人的游戏，无异于虎口夺食，王安石因此得罪了天下的豪门大户，此举也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

开场难，收场更难

王安石走了，一个王朝轰轰烈烈的改革似乎就要这样草草收场，但是神宗却发现这场改革开场难，收场更难。

改革的缘起是因为存在内忧外患，为增强国力不得不改。而现在经过这一番充满争议的改革之后国力不但没有增强，还搞得举国形势一片混乱。一句话，内忧外患更严重了。如果就此不改革了，这个王朝将岌岌可危，如果继续改革以图自强的话，那么后王安石时代，谁才是力挽狂澜之人？

神宗思来想去，觉得还是非司马光莫属。司马光老臣谋国，而王安石性格毕竟太偏激，差点误了国事—不，已经误了国事！神宗有了这一层考虑之后，马上下诏起用司马光。

但司马光却还在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他在写那本著名的《资治通鉴》。直到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写完了，司马光才再次出山。只是司马光从洛阳出发的时候，神宗已经去世了，而司马光本人也已71岁，改革接下来该怎么改，北宋人民心中都没底。

司马光来到京城，接见他的是只有十岁的宋哲宗。十岁的小皇帝什么都不懂，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太皇太后是个守旧的人，她希望一切都再回到从前。但是司马光对她说：“先帝（宋神宗）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也不可变。”毫无疑问，写完《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个务实的人，他想在新法和旧法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以避免社会的剧烈震荡，并最终使北宋这条破船还能稳稳当当地开下去。起码在他有生之年，司马光是不希望这个王朝变天的。

但是司马光很快就发觉，北宋这条破船绝对不可能稳稳当当开下去了。他的中庸之道也让他彻底成了一个孤独的人。首先向他叫板的是章和蔡确。章是王安石改革集团的硕果仅存者，又是名儒邵雍的得意门生，苏东坡的至友。此人恃才傲物，却也深得欧阳修的赏识。在王安石归去后，章接过改革大旗，和宰相蔡确一起，力推新法。他们俩不断牵制司马光的温和路线，并视其为头号政敌，这让司马光苦恼不已。而另一方面，太皇太后和她身边的旧派人物也对司马光的温和路线颇为不满，冷眼看他身陷尴尬境地而不出手相助。

为挽回大局，司马光说服文彦博和吕公著两位元老重臣和他一起力推温和路线，总算是将章等新党成员全部赶出京城，但是太皇太后和她身边的旧派人物却在此时“复辟”成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精疲力尽的司马光最终只捡拾了一地鸡毛，还有舆论对他的无情指责。

很快，这个年迈的老臣也步王安石的旧尘，归去来兮。北宋王朝最重要的两个改革人物在“改革者决没有好下场”的历史潜规则作用下偃旗息鼓，不再是这段激情正戏的主角。高潮已经过去，高潮永远过去，接下来，这个王朝差不多可以看到那个呼之欲出的阴影了—死亡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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