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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权力值”是我杜撰出来表示官员权力之大小的一个词。我们知道，权力关系就是一种等级关系，权力体系就是一个等级结构，权力自然有大小之分；但权力无形，既不能用尺子量，又不能用秤杆称，一个官员掌握多大的权力值，很难衡量。

古人发明的品秩，不妨视之是一套标注权力值的符号系统。一般而言，官越大，品秩越高，比如依明代官制，知县（相当于县长）是正七品官，知府（相当于市长）是正四品官，布政使（相当于副省长）是从二品官，六部尚书（相当于中央政府部长）是正二品官。假设我们将七品官的权力值定为五十，每提高半品，权力值相应增加十，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四品官的权力值是一百一十，从二品官是一百四十，正二品官是一百五十，一品大员则是一百七十。由此我们可以画出一条箭头向上的权力值曲线，品秩越高，权力值越大。

不过，有时候品秩也未必与权力值成正比，比如明代废宰相之后，相权实际上掌握在内阁大学士之手，但终明一代，内阁大学士只是五品官。清代将大学士的官阶提至一品，但相权已转移到军机处大臣，大学士的权力反而大不如前朝了。

官员的俸禄也可以看做是权力值的计量符号。因为官员俸禄之多少，依官阶之高低而定，大官的工资多一点，小官的工资少一点。比如在清代，七品官的年俸是四十五两白银，四品官是一百零五两，二品官是一百五十五两，一品大员则是一百八十两。这条工资曲线与上面的权力值曲线大致上是重合的。当然我们不能说，清代的一品大员，其手中权力只值一百八十两银子。官员收入远不止这个数目。清代自雍正朝开始，在正俸之外另发养廉银，一二品大员每年的养廉银有一两万两，七品小官每年也有几百、上千两。所谓养廉银，依我看来，就是向官员赎买“腐败权”的费用，所以，养廉银数额之多少，通常也暗合官员权力值之大小。

但是，用俸禄（含养廉银）来衡量权力值也会有失漏，比如未列入正式国家编制的差役、胥吏，这些人不领俸禄，但这绝不表示他们的权力等于零，晚清名臣郭嵩焘说，“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可见清代胥吏势力之盛。胥吏、差役好歹还算是公职人员，像官员的私人随从，连非正式公职人员也谈不上，但他们实际上也攥取了部分权力。他们的权力，不是来自皇帝的授权与制度的安排，而是由私人之间的请托、假借或窃取而来。

不管是品秩还是俸禄，如果用来测量权力值，都容易漏掉那些无名分、非正式的权力。明代内阁大学士秩轻而权重，但大学士的正式身份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名分上并无领袖群僚、把持朝政的权力，所谓的“相权”是名不正言不顺的。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非正式权力，我称之为“隐权力”。清代的胥吏、师爷、长随，所攥取的通常也是隐权力。我们知道，一个官员的实际权力，等于正式权力加上隐权力，品秩与俸禄所标示的只是正式权力，隐权力则是无法通过品秩或者俸禄体现出来的。

那么，能不能找到一个不会遗漏隐权力、可以反映实际权力值的“测量工具”？我觉得，一个官员的实际权力值大致可以用他的收入来表示。这里的收入，包括正式收入，如正俸、养廉银，也包括那些灰色收入，如各种陋规、税收提留，还包括官场上的黑色收入，即贿赂款、贪污款、勒索款等。权力是可以赎买的，赎买权力的“赎金”构成了官员的大部分收入。养廉银是国家财政支付的“赎金”，陋规是请托者支付的“赎金”，勒索款则是直接由民脂民膏支付的“赎金”。权力值越大，“赎金”就越高。当然，这个说法只对“千里做官只为财”的官员有效（像海瑞这样的清官，显然是无法用其收入来测量权力值的），也忽略了官缺的肥瘦对于官员收入的影响。不过，用权力“赎金”的概念，可以将一个人的隐权力标注出来。

二

清代衙门的长随（即官员私人雇用的家丁、奴仆，如跟班、门子者流），是典型的隐权力集团。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借鬼吏之口说：“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其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此处的“官之仆隶”，就是指长随。长随出身卑贱而把持权柄，无官之责而有官之权，这种非制度化的权力就是一种隐权力。

长随的隐权力可以有多大呢？古人早已列了一条算式：“宰相门子七品官”，就是说，给宰相看门的家奴，其权力不亚于七品朝廷命官，尽管任何摆在台面上的法律文本都不会规定“××衙门的长随＝×品官”。当然，隐权力是因人而异的，用品秩来划一加注，未必准确。考虑到长随弄权无非是为了中饱私囊（正式编制内的官员，可能还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之类的抱负），因此，长随的权力值也直接表现为“私囊”的饱涨度，所谓“以权谋私”，“权”与“私”是成正比例关系的。

晚清笔记《清代之竹头木屑》（作者佚名）收录了一则《甲乙二商》，说的正是长随窃权柄以谋私利的事，对我们分析长随的权力值很有启示。我先将这则官场轶事转述出来：

有甲乙二人，在汉口做小生意，二人相要好，但生性都很狡猾。一日二人商量：“我们辛辛苦苦，没赚到多少钱，不如捐个官做做，或许有发财之望。”甲说：“我们各捐一官，财力不足，且不能相助，不如以我之名捐官，你出资助我。”乙觉得有道理。两人出资凑得三千两银子，大约甲出七成，乙出三成。乙问自己可以谋个什么差事，甲说：“你不懂书算，不如当一个门子？”乙在市井中，曾经出入衙门公馆，对官爷的仆人视若帝天，能够做门子，已经很满足，所以欣然答应了。甲遂捐了一个候补巡检，至广东候缺。但甲自捐官后，待乙颇傲慢无礼，乙很是不满：咱们是合伙人，你以为真是主仆吗？但捐官的钱已交给甲，不能就此罢休。于是悉心交结同类诸前辈，请教蒙蔽把持之法。不到二年，甲得补五斗司巡检，乙随他赴任。五斗司为粤东巡检首缺，乙没花几天功夫就与地方的痞棍混熟了，凡巡检应得款项，多为乙所截取，且多方营奸利，甚至伪造甲手书，向富人讹索，甲均不知情。六年期满，甲升官去任，偶然见乙腰囊甚富，大为奇怪，追问不放，乙虽遮遮掩掩，却隐然有得意之色。甲知有异，乃乘人静时请乙过来，说尽好话，始知乙数年所敛之财，已倍于甲。甲得悉后甚为悔恨：早知道，他来当官我来当门子好了。

在清代，巡检是知县或知州的属官，设有司署独立办公，执掌缉捕盗贼、盘查奸伪之职，从九品，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是个芝麻大的小官。但捐这个从九品小官要花三千两银子，按晚清粮价折算，相当于今天五十万元，而清代的九品官，一年的俸禄（含养廉银）也就几百两银子，看起来收益似乎抵不上成本。但甲乙二商合股捐官，本就存“发财之望”，岂会做亏本生意？可见巡检的实际权力值，远远超过正式俸禄所显示的区区几百两银子，也不止是三千两股本的数目。

甲商是这次捐官的大股东，所以得了官位；乙是小股东，当了门子。门子，又称司阍、门政、门丁等，类似于现在机关单位传达室的看门老头，但细究起来，以前的门子，地位其实不如今天的看门老头，因为现在机关单位的门政一般都列入正式编制了，而以前的门子，只是官员的私人奴仆而已，属于“贱民”之列。那么，一个九品芝麻官的家奴，能有多少权力呢？在上面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门子乙比巡检甲更擅以权谋私。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乙生性狡诈、熟谙蒙蔽把持之法，其实深究之，他的敛聚全然得益于巡检司署门政的半公共身份，得益于他与巡检大人的特殊个人关系。倘若不是把持官衙门权、与掌权者关系亲密，任你贪念再炽、手段再高，也未必有搞腐败的“福分”。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官衙门政在权力链条中的关键地位。以前的官员深居简出，办公之公堂与生活起居之内宅同在衙门之内，日常公务的处理，还有官场上的人情往来与某些隐秘的私下交易，一般都得在衙门内进行，这个衙门入得入不得，就看门子有没有刁难你。如果门子有意刁难，他有许多法子让你吃闭门羹，比如不给通报、谎称老爷外出或不见客等。常言道，“大人易见，小鬼难缠”。“小鬼”指的就是门子，“难缠”则显示了门子的权力的能量。门子还负有传宣长官命令、传递公文进出、召集吏役升堂等职责。可以这么说，门子虽是下人，却把据着权力系统的出入口；虽无公职，但半边身子伸入了公共领域。难怪时人说“门权最重”。

门权当然可以换钱，给门子送上“门包”就是对门权的赎买。在清代，送“门包”已经成为官场惯例，这也说明门子的权力已获得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普遍承认。清人张集馨所著之《道咸宦海闻见录》记录有一事：张氏初任福建布政使时，前往拜见总督庆瑞，因为“门包”的银子欠平六分，竟被督府的门子立时掷出，只好令家人再加一钱送去。现在机关大院的看门老头恐怕难以想象从前门政大爷的威风了，因为如今官场上的许多交易都可以在酒店里、高尔夫球场乃至情妇的别墅里完成，办公室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门子所具有的隐权力转移到司机、秘书身上去了。

门政在权力链条上的位置既然非比寻常，担此“要职”者，自然非掌权者之心腹亲信莫属，就如现在的领导拣司机、秘书，必选自己的嫡系。与掌权者的密切关系，无疑让门子的权柄更重，因为关系网络正是隐权力的重要来源，离关系网络的权力中心越近，就越容易假借或请托到权力。一只站在老虎背后的狐狸，足以让百兽惶惶。晚清封疆大吏官文任湖广总督时，人称总督府有“三大”，什么是“三大”？就是妾大、庖丁（即厨子）大、门丁大。原来官文的庖丁乃官文座师、御前重臣肃顺所荐，所以骄横跋扈，连官文也奈何不得；而官文的小妾则自恃受宠，也能左右政事，当时湖北巡抚胡林翼为笼络官文，走的就是这姨太太的后门；至于门丁，自然是官文亲信，又把据门权要害，也是属员们得罪不起的人物。

《清代之竹头木屑》收录的这则《甲乙二商》，不知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其事，不过，这类“门子坐大，富比主子”的故事，在晚清官场上其实并不乏其例。据光绪年间进士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记载：“旗人做官必听门政指挥；其发财亦赖门政。即罢官归来，所有家私统归门政掌握。门政吞剥富于主人。”门政之所以能富于主人，全赖于这样一种畸形的权力结构：官员听门政指挥，门子等于成了官员权力的非正式经纪人。

三

“甲乙二商”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继续将后半部分的故事转述出来：

且说甲升补他缺后，因为摊上一个清水衙门，很快将之前捞来的银子花得七七八八，暗想这非长久之计，所以找乙商量：“咱合资捐个知县当当如何？”乙意欲与甲互易主仆之分，甲知其心意，主动提议：“这回你来当知县，我呢，愿供执鞭之役，捐官的钱则你出七成我出三成。”乙心想我历练了这么多年，别人可不易欺我，且当官的威风自己还未曾尝得，当然巴不得如此。于是乙换了名字，至京报捐知县，次年当上了四川万县的知县。甲则称病辞官，成了乙的长随。万县是个肥缺，乙甚得意，时常对甲吆三喝四。甲稍有所欺蔽，皆为乙发觉，甚是怅憾。想不当这鸟差事吧，则捐官的银子已交乙，又不能索回。后来甲发愤钻研欺蔽之术，又向诸老辈虚心请教，不数月尽得其术，造诣甚至在乙之上。甲浸渔冒滥，无所不至，乙均不能觉察。久之，乙见甲服饰稍奢，很是奇怪，细为查察，始知甲已积至十余万金。这日，乙置了酒席招待甲，与他讲和：以后公见，仍行主仆之礼；私见则仍为友朋。至于捞来的银子，无论多少，一概平分，以示公道。不到四五年，两人均分得三十余万两银子。而甲因以前私营之故，独多得十余万。二人深知官场险恶，见好就收，弃官从商，合股做起了食盐生意。每提及从前互相欺蔽之事，二人都觉得笑乐，还感叹道：“要是当初咱都当长随，只怕现在更富得流油了，那些官爷人前威风八面，殊不知其实被长随牵着鼻子走。”

清代的州县长官，一般都需要雇用数个至数十个长随，除了前面提到的门子，还有“稿签”（相当于办公室主任）、“跟班”（相当于秘书）、“钱漕”（负责税收）、“管监”（看管监狱）等，县官之所以要重用长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正式的公共组织无法支撑权力系统的正常运作，县官不能不倚重自己的私人班底。虽然县级权力系统中设有正式编制内的佐贰官，如县丞、主簿、典史等，还有大量编制外的吏役，但这些人不值得信任，反而需要用长随来监控他们。这种“假私济公”的结果，就是造就一个“假公济私”的隐权力集团，让长随坐大。“假公济私”是一个公共权力被用于私利的过程，从前一个过程转入后一个过程，只是半步之遥。所以要禁止长随窃权谋私，难乎其难，饶是知县乙历练多年、经验老到，还是被长随甲蒙蔽，最后只得与甲讲和，共享权力“赎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长随甲因之前私营，又比知县乙多捞了十余万两银子。

需要指出的是，长随获利多于主人，倒不能说明长随的权力大于县官，而是反映了，权力系统的公共权威极容易被接近权力中心的内部人截获。权力运行的科层化程度越低，权力被窃取或假借的机会就越大。而且，我觉得《清代之竹头木屑》的记载可能有点夸大其事，一个县衙的长随，四五年时间竟然捞了四十多万两银子，折合人民币六七千万元，这个数字太吓人了。

不过，长随事实上的收入即使没有甲商这般惊人，但如果假借、窃取的权力足够大，“赎金”确是非常可观的，晚清学者冯桂芬曾估算，在江苏的一个县，一个管税收的长随，可以从漕粮征收中贪污上万两银子。看来一个县衙长随的最大权力值，至少也值上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也有受穷的长随，据瞿同祖先生的研究，“长随的经济地位千差万别，大部分人都很贫穷，但有一些却相当地富有”。我觉得，这是因为隐权力是因人而异的，假借不到隐权力的长随，收入自然寥寥可数。

顺便再来看看知县的权力值。如果按清代的正式年俸加养廉银计算，也不过是一千多两银子。显然，这严重地低估了知县的实际权力值。我在民国学者蒋梦麟的一篇文章中找到一个比较真实的参考值。蒋梦麟说：“以我的故乡余姚县而论，就我所能记忆的，没有一个知县在我们的县里任职一年以上。正常的任期是三年，一位知县如果当上三年，大概可以搜刮到十万元叮当作响的银洋。”十万元银洋，相当于七八万两白银，平均每年即有二三万两的收入。这个远远高于县官正式俸禄的权力值，还可以从晚清笔记上得到验证。据《清稗类钞》记录，山阴人蒋渊如与四名朋友合资捐官，蒋当了知县，友人则分别充任师爷与长随，五个人舞文弄法，狼狈为奸，每年敛取不义之财多达二十多万两银子，平均下来，每人也可分赃三四万两。

官场上的灰色收入与黑色收入分配，反映了一种更接近真实的权力分布。即使我们计入肥缺与瘦缺的差异性因素，官员收入的数目字仍能比较周全地体现官员的实际权力值，因为官员的实际权力，等于正式权力加上隐权力，能染指肥缺之人，通常也是隐权力资源比较丰厚者。一个长年在清水衙门不得寸进之人，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他的隐权力资源着实可怜；而且，官员要搜刮地皮而不被查参，也离不开隐权力系统的庇护，“朝内有人好做官”嘛。只有在现代宪政的框架下，官员的权力分配与薪水设定实现制度化，隐权力机制难以起作用，权力不被赎买，腐败甚少发生，那么，以收入数字来测量权力值，才变得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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