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唯一一位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将军;毛泽东称他为“共产党的大特务”——他就是有着“中共特工王”美誉的李克农李克农是我军功勋卓著又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高级将领。

上世纪20年代，在毛泽东、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年轻的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逐步显示出了非凡的地下工作才干。他的一生从此与中共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他本人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李克农被毛泽东授予上将军衔，成为一名从“寂静战场”上走出来的特殊将军，并获得了“中共特工王”的美名。

上演“整特务”的好戏

李克农，祖籍安徽巢县，生于芜湖。1917年，18岁的李克农在北京参与《通俗周刊》的发行工作，后因张勋复辟，被迫回到芜湖。“五四”运动后，李克农参与领导学生运动，192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芜湖右派策划反革命政变，李克农获得情报，使得中共芜湖特支及共青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主要骨干得以安全撤离。这是李克农送出来的第一个情报，而他以后的工作很多都是围绕情报工作展开，送出的情报，挽救的同志，不计其数。

1929年12月，李克农经组织上批准考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就是徐恩曾。同年，国民党组建特务组织，任命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即调查科主任。与此同时，中共方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组建中央特科。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遵照周恩来的命令设法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并组建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往来宁沪之间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中央特科联系。

特务头子徐恩曾对这一切毫不知情，还十分得意自己拥有三名干将：贴身机要秘书钱壮飞、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

1931年4与月26日，当钱壮飞得知顾顺章叛变后，迅速将情报交由他的女婿刘杞夫送到上海李克农手中。李克农瞬间察觉情况万分危急，必须以最快速度将情报交给党中央。李克农是和时任中共情报部部长的陈赓单线联系的，而此刻不是他们定期碰面的日子。形势危急，已经不容许半点拖延!李克农灵机一动——可以先找到江苏省委，找到省委就可以找到陈赓，这样情报就可以送到党中央了。

从钱壮飞得到情报，到李克农将情报及时传递给党中央，再到周恩来等果断决策紧急撤退，通过环环相扣的一连串动作，我党得以免受摧毁性打击。国民党特务军警大规模搜捕，结果扑了个空，陈立夫哀叹：“抓住周恩来，只差五分钟!”在南京的蒋介石极为恼火，破口大骂：“娘希匹!”

顾顺章事件之后，李克农的身份暴露，国民党的特务多次密谋抓捕甚至暗杀他，都以失败告终。而身体敦实、一副书生长相的李克农，还多次上演“整特务”的好戏。有时候看到有特务扮装成黄包车车夫来盯梢，胖乎乎的他立马坐上车去，专挑难走的路，累得车夫叫苦连天;看到有服务生东张西望，一脸“特务相”，他就故意写几张纸条扔掉，引得特务满城乱窜。

1941年4月，毛泽东曾对李克农的女儿李冰说：你的父亲是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和张国焘“捉迷藏”

党中央撤离上海后，李克农来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担任江西省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途中，李克农还是唯一一个拿相机的人，可惜他拍过的那些珍贵的胶卷当时没有条件冲洗，在国民党搜查八路军贵阳办事处时遗失，是他终生的遗憾。

到达陕北后，李克农主要负责与东北军的联络工作。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他曾前往东北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并与东北军达成秘密协议，建立电台联系。1936年，李克农和刘鼎密切合作开辟了“瓦窑堡—肤施(延安)—甘泉—洛川—西安”地下秘密交通线，加强了苏区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通过这条线路，李克农用张学良提供的卡车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送到苏区。在斯诺后来出版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纪录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红军领导人的风采，其中也有李克农的传奇经历。

不久，李克农离开陕北，转战武汉。

1937年4月8日，汉口日本租界89号，这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也是中共长江局机关所在地。时任秘书长的李克农收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发的一封电报——“张国焘借祭黄陵之机擅自到西安，并不住办事处!”电报中还报告说，国民党方面已安排张国焘乘火车去汉口。李克农将情况反映给周恩来，决定在汉口截住张国焘。

当晚，李克农等人分乘两部小汽车到火车站拦截张国焘。晚7时，火车准时到站。李克农等四人分别站在车厢门口，瞪大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可就是没见到张国焘。他们又走进车厢分头去找，也未见张国焘影子，只好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李克农估计，因为林伯渠知道张国焘要坐火车到汉口，张国焘怕中共方面有人去接，就又回西安了。周恩来说：“有可能，但你们明天照样去接。”

4月9日，李克农等人又按时来到火车站，还是没有见到张国焘。4月10日，仍然空手而返。4月11日，李克农给大家鼓气说：“今天再去接一次，一定要把他接来。”

晚7时，当由西安开来的客车到站后，他们四人又分头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终于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发现了张国焘——车厢的一头，坐着一个面带愁容的中年人，此人正是张国焘。李克农一见，急忙走上前去，十分客气地对他说：“张副主席，我们是周副主席派来接您的。”张国焘一听马上露出惊恐的神色。护送张国焘的两个国民党特务，见李克农身后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八路军军官，心里害怕，不敢做声。李克农等人把张国焘和他的警卫员张海请下车，要他们坐上小车去办事处。张国焘执意不肯去，一定要住在外面。

周恩来等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批评和劝说，希望其回心转意。可张国焘去意已定，不但对任何好言劝说都听不进去，还多次借机逃跑。李克农和张国焘就在武汉街头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而张国焘每次都被李克农找到，并接受新一轮的劝告。中央最后决定给张国焘三条出路：回延安工作;向党请长假，休息一段时间;永久开除党籍。

张国焘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而张国焘叛变后，仅被安排在戴笠手下做特务工作，几年之后，张国焘和李克农这对昔日战友还正面对抗过，张国焘唯有一声叹息：“碰到李克农，算我倒霉”。

李克农作为我党早期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其特殊成就不仅在于他是建党初期的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还在于他能根据中国特色制定出情报保卫工作的正确原则。

解放后，李克农认真总结了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当时，苏联克格勃专家来华介绍经验，认为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气愤地反驳：“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在北京逝世。美国中央情报局庆幸从此少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在国内，各界公祭，周恩来主祭，极尽哀荣。董必武曾赋悼诗“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

(来源：《环球人物》2008年第19期 特约撰稿 肖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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