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桥老流氓”案，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震动京师的大案，据老人讲，这个团伙专门入室强奸妇女，兼做抢劫，活动于朝阳区，通州区，顺义等地。在我刚出生不久就有关于这个作案团伙活动的传说，直到我十来岁，粉碎四人帮已经数年，仍然不断有关于它的传闻。在这个团伙活动最猖獗的时候，通县朝阳的工人都不肯上夜班，要在家守护媳妇孩子。共发生380起案件，警方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历时10年，却束手无策，最后在偶然机会+机缘巧合下才告破了。
“‘双桥老流氓’?谁让你找我问这案子的?”老孙瞪了萨足有半分钟，忽然眼睛一翻，厉声问道。
就这一声，萨差点儿把采访的笔记本儿扔了。
老孙生得豹头环眼，燕颌虎须，寒暄的时候慢声慢语的没觉得，这冷不丁一发威，二目如电，那感觉活活让你想到西门庆碰上了张翼德……
这什么比方阿?
算了，我承认让老孙唬得阵脚有点儿乱。
还好带我去访老孙的那位老大过来帮忙了：“孙队，你别拿预审那劲儿啊，他没进去过，不适应。是我让他找你的，这案子不是你破的吗?不问你问谁啊?”回头一拍老萨肩膀，“行，兄弟，没给我丢人，孙队破南口枪击案的时候，一瞪眼把嫌疑犯都吓尿裤子了……”
我靠，你知道他这毛病不提醒我?!
“双桥老流氓”案，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震动京师的大案，共发生380起案件，警方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历时10年，却束手无策，最后在偶然机会+机缘巧合下才告破了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老孙看人和正常人不大一样。正常人看人就是两只眼睛看，老孙看人，眼睛在看，浑身的肌肉都跟着眼神走–后来才知道，这是外勤刑警做老了做出的毛病，让他盯上，下一个动作就是随时往上扑!
“不要紧，你跟他讲吧，不然他老把咱们写得跟五通似的。你跟他说说这个案子，让他知道知道咱们难受的日子是怎么过的。”那位老大苦笑道。
也难怪老大这个表情。日前老萨写过一个反映刑事侦破的系列《京师四小名捕》，其中情节取自北京警察的案件甚多。结果一位南方警界大佬进京视察，专门找了我那文中描述的一位京师捕头相面，双方掰了掰手腕之后。大佬说还好还好，老兄做事总能比他人深一步，果有独到之处……但好在你还是警察，这我心里就踏实了。真照那本书里写法你肯定不是警察，是妖精太岁!跟妖精太岁做同行，老哥我要抓狂地。
其实并不是老萨写的不真实，关键问题是专挑了过五关斩六将的买卖开张，让人感觉京城捕头破案跟掰玉米棒子似的手到擒来，难免让内行觉得怪异了。
于是，这位老大跟我说，咱北京警察啊，威风八面的时候有，秦琼卖马的时候也有，你得了解这个。
我说我倒是想了解阿，要不你带我访访，谁有破得特艰难的案子。比如，你吧，你有没有?
别，别扯我，我这儿的案子好像还真没有太难的。
那……对了，“双桥老流氓”那案子你有熟人吗?那案子最后破了吗?
“双桥老流氓”?老大沉思良久，说我想起来了，那案子最后是破了，破这案子的还是我一哥们儿……
就这么着，找到了孙队。老孙是13处1科出身的，这个处曾经号称“天下第一处”，专破大案要案，“双井老流氓”的案子，正是交由他们经管。
有老大解释，老孙总算是放了心，他说不是我小心过度，这案子，第一牵涉面太广，不知道你是从哪个路数来的。我怕生事;第二这案子……当警察的我们不愿意提，它丢人啊!今天你到双桥地下通道那儿去看看，有一个修车的，那就是我同事，唐山人，非常好的一个刑警。破这个案子破伤了心，一直就没缓过来，后来干脆辞职修车了。对了，你怎么知道这案子的?
既然人家问了，我就得如实交代–俩天字号的刑警守着，我倒想不如实交代也得成啊!
“双桥老流氓”，是北京文革中开始出现的一个著名流氓团伙。据老人讲，这个团伙专门入室强奸妇女，兼做抢劫，活动于朝阳区，通州区，顺义等地。在我刚出生不久就有关于这个作案团伙活动的传说，直到我十来岁，粉碎四人帮已经数年，仍然不断有关于它的传闻。“后海小混蛋，双桥老流氓”，是谈文革时期北京治安问题时，民间常常说起的两大话题。“后海小混蛋”的传说毁誉参半，或曰其罪恶累累，或曰其义薄云天，至今在“好人圈”里难以定评。不过，“小混蛋”影响有限，因为他在文革还如火如荼的时代就死于一次震动京师的斗殴，而且死得十分惨烈，至今在“坏人圈”里提起“小混蛋”的死仍然少不了人竖一下大拇指。而“双桥老流氓”则如同不死怪物一样始终隐藏在人们记忆的阴影中，在这个团伙活动最猖獗的时候，通县朝阳的工人都不肯上夜班，要在家守护媳妇孩子。听说这个团伙先后作下两百多起强奸抢劫案，影响之恶劣不言而喻。既然说到北京警察有秦琼卖马的时候，那，这个案子，应该算了吧。
老孙抽着烟听我说这个案子，最后说，成啊，还有人记得这个案子呢，都快三十年了，我以为早就让人给忘了呢。你说的，还真有几分对得上。不过，你说的有两处不正确。
哪两处?我问。
第一处，“双桥老流氓”强奸抢劫连环案，一共三百八十起，每起受害者少则一人，多则五人，并不是两百余起。
第二处，“双桥老流氓”并不是一个团伙，其实，这所有的案子，作案者都是一个人……
什么?!一个人做了三百八十起强奸案?这怎么可能?
老孙苦笑一声，说你觉得邪吧?我也觉得邪。其实，这案子还有一个代号，叫“十八里店飞毛腿”，因为它最早发案的地方，在朝阳区十八里店，作案的那小子，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就叫“飞毛腿”。
一个人，做了三百八十起强奸案。我觉得邪，老刑警孙队也觉得邪。但是没办法，事实如此。对这个曾让京城捕头们困扰了十年的奇特案犯，老孙给了一句评价–“他的想法，从来没跟我们一样过。”
这大概也是抓捕“飞毛腿”最让警察们头疼的地方了。
实际上，因为这个案子前后牵涉太广，除了老孙提供的材料，我特意和其他警界人员进行了核对和交流，以保证其内容的可信。比如，我曾和一位已经退休的老警务人员问起，这三百八十起案子，是否都是他一个人做的，会不会有别人的案子混在里面。那位同样熟悉此案的老警察很坚决地表示，没错，都是他一个人干的。事实上，“飞毛腿”最后被擒，正是因为警方通过技术手段，已经确认这些案件都是一人所为，所以才能够通过作案手法的比对将其归案。
这位老警察还谈到了一个细节–在预审的时候，“飞毛腿”居然对三百八十起案件(实际上有些案件如果不是他交代，受害人都没有报案)中每一起的细节记忆清晰，补充了大量警方不掌握的线索，甚至多次和警方斗智斗勇的前后经过都能叙述清楚。起初，有些警察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后来才逐渐理解–“飞毛腿”的作案，酷似吸毒，从最初的偶尔作案，到后来则变成不能自拔。每次作案对他来说都是生命中最刺激和最有快感的事情，总要反复回味。甚至到不作案，简直就过不下去的地步。人对自己经历的这种极刺激的事情总会记忆特别深刻。你若问他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他也记不住。
从哪儿说起呢?老孙挠挠头。
这案子，最初不是交给我们13处的。老孙说。
最开始抓“老流氓”的抓法很不正规，主力极有时代特色，叫做“首都工人民兵”，那动作简直跟打个战役似的。
工人民兵，最初是我国作为预备役部队建立的准军事部队，跟美国的国民警卫队一个性质，只是人数最多的时候高达两千万，这就没一个国家能比了。在特殊的时代，工人民兵很快从单一的预备役部队变成了万能胶和多面手。搞宣传，派民兵，抓特务，派民兵，来外宾，派民兵，开批斗会，派民兵，连教街道老太太认字，都用过民兵。在文革公检法陷入相对混乱的时代，工人民兵在北京更成了类似今天武警的角色，经常被用来应付突发事件和治安恶性事件，虽然装备和训练远不能和正规人员相比。
让民兵抓“老流氓”，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招儿。
“飞毛腿”案第一起，发生在1972年夏天。当时报到革委会，情况是有一案犯蒙面裸体夜入十八里店一农村民宅，强奸了一个带孩子的年轻媳妇。受害人半夜惊起，连案犯的身高体态都说不清。
不久，就发生了第二起，这次地点在靠近今天朝阳区边缘玛钢厂收费站，也是农村，案情几乎相同，唯一区别是案犯自称“老流氓”。此后，这样的案子接连发生，都是强奸，顺便盗窃，作案范围以朝阳区双桥为中心，方圆大约10里，最远的到通县，顺义等地，每一次案犯都自称“老流氓”。面对一系列恶性案件，当地治安部门束手无策，引发了极大震动，“老流氓”的称呼也不胫而走。
案子很快惊动了当时首都的一把手吴德同志。
有人说文革时候治安好，其实中国的老百姓老实，我们的治安一向不错，不是文革开始，治安变好--文革叫动乱那可不是白叫的。
文革是个复杂的问题，在这儿咱们就不讨论了，咱们说这案子。
因为治安一直不错，吴德听汇报，知道自己辖区竟然还有如此无法无天的人物，大为吃惊。吃惊之后就是严加部署，要求务必将其捉拿归案。
吴德是在冀东军区当过政委的，指挥部队习惯了千军万马，抓“老流氓”一出动就是三百工人民兵。
搁现在，要在双桥这么干，吴德同志自己可能就进去了。要知道，在北京动用三百名武装力量绝对是个大事儿。九十年代，北京有一位公安局副局长碰上一起硬茬的案子，出动了九十九名防暴队员(一共一百个，他留了一个看家)下手。这九十九名身穿防弹背心的防暴队员手持微冲，训练有素，沿着长安街风驰电掣而去。任务倒是给他们完成了，局长同志的检查也开始写了。写了无数次都不能过关，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才算深刻呢?
最后担任审查的老大总算看在同行份儿上给了局长同志一个底–“九十九个实枪核弹的防暴队员，中南海都能让你冲进去了，你自己想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有这个底，局长才明白自己捅了多大漏子。
后来碰上这位局长同志，老萨实在忍不住，问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您那九十九个防暴队员，要是真的冲中南海，能冲进去吗?”
局长大人属于那种很实诚的人，嘿嘿一笑，说：“冲，大概是冲得进去的，能不能出得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文革的时候，对武装力量一样看得严。不过，抓“老流氓”的时候，双桥还算是北京远郊的地方呢，所以吴主任还能打打擦边球，过一把打战役的瘾。
抓“老流氓”出动三百民兵面子实在是够大的，要知道，国民党空中高手叶常棣少校被击中跳伞，抓他才出动了五十呢。
在谈“老流氓”这个案子的时候，我曾经问过老孙。说这个案子迟迟不能破获，是不是和当时公检法被砸烂，治安案件的侦破不正常有关?
老孙说这个倒是关系不大，因为当时投入了大量的力量来想抓他的。这种投入不亚于今天部督大案的力度。老孙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当时下面是乱成一团，但较高层次还有一批骨干顶着，一旦出事，而且上边想解决，还是有专门的力量来解决问题的。比如，这案子后来交给一处，那就是上边下了决心，集中警力办案的情况，至于抓不着……抓不着这个话怎么说呢?反正你不能说不怪我们太无能，实在是那谁太狡猾什么的吧……
问题是，出动三百名工人民兵固然声势不小，但抓“老流氓”毕竟不是攻山头，李云龙的招儿，似乎有些文不对题啊。
可老孙对吴德主任这一招评价一点儿也不低。所谓蛇有蛇道，狼有狼道，只要用对了迫击炮也能把鬼子飞机打下来。吴主任的招儿破案固然不正规，但和他的身分很符合，人家是游击队出身的，打这种人民战争有经验。
老孙说你可别小看游击队出来的，我们13处8科，专门处理跨国案件的，第一任科长张黎明，原来就是房山游击队的队长阿。
不知道吴主任是不是按照抓鬼子特工队的法儿琢磨的，三百名民兵撒出去，在几个被认为“老流氓”可能作案的村子重点设防。这一设伏还真准，第一天，“老流氓”就撞了网。
说起民兵抓“老流氓”，公安干警的看法是一半佩服一半惋惜。
佩服，在选择设伏地点出色，应该说，对“老流氓”下一步可能在哪儿作案，当时的推测是很准确的。此时的“老流氓”还没有后来那么狡猾，工人民兵设伏的几个点，其中一个，他当晚就去作案了。说他撞网就是这么回事儿。后来警察再设伏，这小子可就没有这么痛快来的了。
惋惜，是民兵毕竟没有受过公安训练，抓捕失败。用现在电子游戏的说法形容，这等于给对方增加经验值呢。干警对案犯，如同猎人对野兽，这属于天敌。问题是如果你老给他送经验值，那野兽久练成精，变成《西游记》里头那种怪物，人会的他都会，人不会的他也会，那猎人可就麻烦了。
那一次，工人民兵奉命设伏，但是中间出了一点问题。因为指挥行动的是军人出身，注重保密观念，所以第一设伏人员不进村，在村外设伏，第二，设伏的村子里，只通知到村干部，一般老百姓并不知道民兵要在他们村儿抓“老流氓”(此后设伏，都通知到每个村民)。
结果，“老流氓”到某村作案，他黄昏进村，民兵还没到位，半夜作案，民兵在村外的野地里，仿佛给他站岗，直到他作案完毕，跑了，受害人惊魂甫定，喊叫起来，民兵们才恍然大悟村子里出事儿了。
不过，到底是准军事部队，发现出事儿了，民兵们马上打开手电筒，点亮火把，在村子四周开始追击搜捕。指挥部也立即调动其他几个村设伏的民兵跑步向该村前进，封锁其四面通道，抓捕“老流氓”。
从他作案完毕逃走到受害人喊叫，也就几分钟的时间，“老流氓”能跑多远呢?民兵们在周围的田野中开始拉网搜索。黑夜中，不断有人发现目标，但尽管调动人员围追堵截，始终没有抓到。外面抓得热火朝天，指挥部里的人员却渐渐皱起了眉，只见代表犯人的小旗一会儿插在村东，一会儿插在村西，一会儿在村南，一会儿在村北，一会儿过了河，一会儿又回到村边，范围不断扩大，甚至有同时在两三处发现目标的。
听到这个叙述，我的感觉是足球场上同时出现了三四个范巴斯滕，个个走位飘忽。
指挥部明显感到已经对抓捕失去了控制，只怕今夜难有收获。
不出所料，一直忙碌到天亮，一无所获。负责行动的指挥员站在村口四面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只见这个小村子四面阡陌纵横，一马平川，连个碾盘之类的藏身之处都没有，就这么个地方，几百名民兵搜了一夜，可说即便一只兔子也给搜出来了，可“老流氓”愣是踪影皆无。
指挥部得出结论，此人或是在民兵尚未合围之前，已经从拉网的缝隙中逃脱，或是在夜间和民兵接触后每次都跑过了围追堵截，最终突围而去。
这小子跑得也太快了。失败之余指挥员深感沮丧。
万般无奈民兵们只好向上报告抓捕失败，恼火的上级这才想到破案毕竟应该是公安部门的事情。
13处被委以重任。民兵撤离两个小时之后，13处组长常占魁带几名侦察员，乘一辆拉嘎69吉普车赶到了案发现场。
从这个情况来看，我推测13处早已经在注视这个案子(按文革前的正常程序，所有凶杀，强奸，爆炸这类大案，都是13处的)，并悄悄做了准备。只是上级不发话，自己也不好插手，所以他们才能一得到命令在极短的时间内到达现场。
或许，也有想来一个专业的“闪电战”，给公检法系统争口气的意思。
别说，专业人员就是不一样，到达现场仅仅几分钟，13处就弄明白了昨夜“老流氓”的行踪。
他怎么跑出民兵们的包围的?
答案是–他根本就没跑。
受害人房后有几堆秫秸杆，侦察员们很快在那里发现了案犯曾经隐匿过的痕迹。
“飞毛腿”被捕后供述，那一次，他作案完毕刚离开现场，受害人就叫起来，周围立刻人声鼎沸，自己根本就没法跑。没法跑的情况下，此人回头就撞进了受害人家的秫秸秆堆，在里面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醒来，看看周围已经无人，还方便了一下，才悠悠然赶去上班。
民兵缺乏刑事办案经验，没有搜索现场，只是向外拉网追赶，出现了“灯下黑”的问题。令人扼腕的是，根据对案犯留下的排泄物内部温度进行测定，此人直到侦察员到达之前一个多小时，还藏在秸秆堆中!
只差了一步!
至于民兵在夜间发现和追踪的目标，也基本弄清–指挥部当时下令其他各村民兵赶来支援，不相统属的大量人员集中于同一块搜索地域，夜暗中很容易出现把“友军”当成目标的情况。这种误会引发的人员调动又造成新的误会。人多反而增加混乱，这就是世界各国古代军队的优秀统帅，在组织夜战时都十分谨慎的原因。民兵们整夜都在自己和自己捉迷藏。
对当日情况形成报告后，这个案子正式交给13处进行侦破。
当时13处业务很强，不久就总结出了“老流氓”的作案特点--
从发案情况来看，“老流氓”作案的区域主要集中于当地农村地区。当地农村的住宅大多为单独院落，彼此之间略有距离，案犯作案时有较大的空间。侦察员们还发现，当地住宅的一种建筑特点，给案犯提供了方便。当地习俗，房屋的窗户上半部糊纸，下半部为玻璃，没有挂窗帘和锁门的习惯。因此，案犯很容易踩点和观察目标的活动，确认其家中有无男子。
当地虽然是农村，但男性青壮年大多在京郊工厂，如朝阳焦化厂等地上班，很多人需要上夜班，家中只有妇孺。案犯袭击的，主要是带孩子的单身少妇。当地人一般都住东屋，案犯从西边无人居住的房间拨开窗户进去，到灶间脱衣服，只用黑纱蒙面，进入女性住屋实施犯罪。作案时通常先把刀放在孩子脖子上，说“我是老流氓，让我玩会儿，不然我杀了你孩子。”
此人作案颇为疯狂，有受害人一连被他侵犯三四次的情况(据说当时有位参与侦破的痕迹专家称其有“返祖现象”)。作案结束后，他退到堂屋，穿好衣物后逃离。
有时，也袭击单身女性，或多名女知青宿舍等，兼盗窃财物。
然而，警察们也发现这个案子颇有令人挠头之处，那就是案犯作案的时间间隔毫无规律可言。有的时候，警方集中警力进行侦破的时候，他顶风作案，有的时候，却又长久沉寂。这和有的惯犯一段时间不作案就会难以忍受而去犯罪，或者一次犯罪后满足而较长时间不去犯罪的情况完全不同。
这孙子作案怎么一点规律也没有啊?侦破经验丰富的13处老手们，对此也感到茫然。
这个古怪的规律直到案犯被抓捕归案，才算弄清。
原来，此人作案的前提竟然是--和老婆吵架。
所谓的“老流氓”和妻子在性生活方面不太和谐，但并不是每个有这种问题的男人都会弄到要出门作案的地步。关键是每次他和妻子吵架之后，就会变得十分冲动。而他冲动的方式并不是满院子举着菜刀乱转，而是出去作案。
于是，就会发生他下午和老婆吵架，晚上去作案，半夜回家老婆气怒未消，又吵起来，结果他又出去作案一次这样的事情。
知道他作案的诱因居然是这个，警察们估计要上吊的心都有。对苦苦搜寻其作案规律的警察来说，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小子在挑衅专政机关。
其实，他倒还真没这个意思，只是夫妻打架这种事儿，哪有规律可言!
事实上，办案中警方确曾把他列入犯罪嫌疑人之中，有便衣警察在他住宅附近监视过，曾亲眼目睹他们两口子打架。但是谁会想到两口子为了袜子没洗干净这样的事儿吵架，会引发一起强奸案呢?!
说起来，既然已经把他列入嫌疑人了，怎么还没能把他抓起来呢?实际上警方曾经非常靠近案犯了，但从逻辑上的不合理之处，又使警方一直没有走出最后一步。这和他给警方产生的误导有关。
首先要说明一点，在警方进行侦破过程中，被列入嫌疑名单的人远不止他一人。警方在工作中不断排除，不断寻找新的嫌疑人，总的方向是试图逐步缩小嫌疑对象范围。
这个过程中，他就被放到外围了。
当时“老流氓”作案，有一个特点是经常顺手盗窃。但是，当时的农民颇为贫困，在今天的贼看来，并没有什么贵重得值得一偷的东西。“老流氓”盗窃属于不管不顾，有什么偷什么的类型，有一次竟然作案后把人家一口袋七十斤大米偷走了。
因为已经确定案犯每次作案都是步行，不使用交通工具。所以，扛着七十斤大米能走多远，警方分析了一下，画了个三公里的圈，认为这个圈里面的嫌疑人显然作案可能更大。
不幸的是这个案犯的家，是在案发现场十几里外，也就是说距离超过五公里--谁会背着七十斤大米走五公里呢?那还不得累死?开句玩笑说，扛七十斤大米走五公里，费这个劲还不够车票钱呢。
偏偏此人就是这么干的!
一是体力，一是思维，此人都很是与众不同。
这样，虽然没把他从嫌疑名单上排除，可是也没有把疑点向他身上聚焦(还有一个原因，后面也会讲到)。
“老流氓”的思维与众不同，这一点让警方万分头痛。
比如，13处接手案件之后，曾提醒当地居民做好自我防范。但是，几个月下来此人却一直没有作案(这段时间他家庭和睦，没有吵架)。老百姓毕竟不是军队，还要过日子生活，略一放松，他又来了……
再比如，他到某村作案，警察随即赶到，调查案情，查看线索，分析下一次他可能到哪里。
不料警察刚走没两天，他又来到了上次作案的这个村子，袭击的还是同一个受害人。
警察们再来，这次分析，感觉这小子胆子太大了，竟然敢于回头，所以，必须对以前受害的人员加强保护。
的确，强奸案敢吃回头草的太少了。可是，他竟然敢!
结果，警察们还在忙着查找所有以前受害人地址的时候，又有报案的来了--还是同一个受害者，他第三回又去了……
原因很简单，公安机关当时接到上级命令要整党。这整党是政治任务，全局上下都被忙得晕头转向，工作中不由自主地出了纰漏–李宝城这案子被归错了档，造成二十多天后才发现此人居然没审的问题。
无心插柳，阴差阳错阿!
要搁现在，李宝城可以投诉的，公安机关肯定得道歉，还会有人受处分。
八十年代初期法制建设还很不健全，虽然比文革时群众组织就可以抓人打人强多了，对“坏人”的人权保障，还没什么概念。“嫌疑犯”改叫“犯罪嫌疑人”那还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
当然，如果李宝城较死理和公安机关就此事进行坚决的斗争，也许可以促进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
问题是李宝城哪儿有那个心思阿!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案子是河北警察交过来的，案卷主要内容都是李宝城对抢供销社的细节描述，记录了抓住他的“革命群众”姓甚名谁，家住哪里，因为不是自己抓的人，印象不深刻，也就没怎么提他那个万米大赛跑。
河北警察对“双桥老流氓”没概念，只是惊讶于这人比较能跑而已。假如是北京的警察，一听说追出一万多米才抓住他，马上就会跟“十八里店飞毛腿”联系起来。
所以，老孙他们审李宝城，是后来才知道那个大赛跑的事情。他们重点还是问抢供销社的事儿。李宝城也好像觉出来警察审他并不像审“老流氓”，于是一口咬定自己当时是喝多了，不知道干了什么。
这种小伎俩倒瞒不了老孙他们，听这小子不说实话，两个警察就开始跟他泡蘑菇。审着审着，老孙的搭档忽然看到这小子还交待了一件盗窃案–这盗窃案偷的是财务室，金额一千多，在当时算比较大的案子了，于是一五一十和李宝城核对起来。
估计这时候李宝城已经开始咧嘴–早知道这样自己供这个案子干吗阿?
现在也没办法了，只好实话实说吧。
说着说着，正记录的老孙脑子里灵光一闪–嗯，这个案子怎么有点儿熟呢?
他停下笔想了想，忽然想起什么来了。
老孙不动声色地挪了挪位置，胳膊肘一撞他那搭档，小声问了一句–哎，这个，不是“飞毛腿”那卷里头的案子吗?
那位正听李宝城白话呢，听了这话一愣，低头去看案卷，脸上猛然一抽。
靠，不会是天上掉馅饼砸我们俩脑袋上了吧?
敢情这位对这案子也有点儿印象。
但是，案卷不在手边，吃不太准。
俩人过去，把李宝城拨拉过来一看，又犹豫了。
为什么呢?
对“十八里店飞毛腿”，警察多次遭遇都在深夜，看不清的情况，所以说不准他的个头。而受害者普遍反映此人是一彪形大汉，完全无法抵抗。
现在看看这李宝城–形貌猥琐，土里土气，最要命的个头才一米六几–这小个儿，能涮肖毓敏……象吗?
事后才想明白，这种受害者的描述为了表达自己确实无法反抗，往往夸张到离题万里。
俩人交换了一下眼色，那哥们儿冲外边一努嘴儿，低声说：“我跟他聊着，你给良基打个电话。”
随后的事儿呢……老孙自己的话说这次审讯是这样的–“那天下午，上边说通县抓了几个流氓，案卷放错了，该审该放的得快定。我们赶紧就去了。到了县局两点吃饭，三点审人，第一个打架伤人，放了。第二个，进入一个小卖部，抢劫。案子本身没什么，中间发现不对了，一个电话给良基打过去，没半个钟头，七处来了十几辆车，张良基亲自带队，跟打狼似的就来了，当场就钉了死铐!”
三百多个案子，都归纳出来了，一个人干的，他供的正是其中之一，不是他是谁?
一看这个架势，李宝城两眼一翻白就过去了–他再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那就不是十八里店飞毛腿。
李宝城被抓后很配合，问哪个案子说哪个，看来，是早有思想准备。这小子是想明白了，到这个时候，干脆利落的，少给别人找麻烦，也就是少给自己找麻烦–就冲他作这些案子把警察们折腾的，想生吃了他的都有。
刚把他铐起来的时候，老孙还有点儿犹豫，说不会归纳错了吧?等后来一了解情况，说抓他的时候追了一万多米，嘿，没跑了，就是他!
最后算起来，一共三百八十起案子。半年以后，李宝城被执行死刑。
因为老孙的灵机一动，他在此案中荣获三等功一次。
不过，说起这个三等功来，老孙自己并不是特别高兴。问其原因，第一个是这案子投入太大，却并不很成功，第二个呢……
“当时没反应过来，反应过来我先给他一大耳贴子，犯纪律我也认了!”老孙对这事儿一直耿耿于怀。
其实，我觉得他倒是没必要这样想，无论如何，“十八里店飞毛腿”和“双桥老流氓”的影子，终于从京东大地上，彻底地消失了。
这大概，是北京百姓以手加额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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