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西方谚语中的上帝当然并不存在，但某些人不断滋生的贪欲，却让他们失去对法律的敬畏，最终被法律之绳所缚。

有的人禁不起金钱的诱惑，利用职务之便向境外出卖情报，以获取私利。此种行为，可称为“另类腐败”。这类腐败给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比一般经济腐败更可怕。

刘连昆案是上世纪90年代大陆破获的最大一起台湾间谍案，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大的一起涉台间谍案。

刘连昆曾是大陆少将级军官，1992年在台湾“军情局”间谍的利诱下，开始为其卖命。当年11月，台湾方面派出“军情局”六处副处长王宝元(化名)到广州与刘连昆会面。身在北京的刘连昆为了“保险”，决定乘火车南下广州。因为，如果他搭乘飞机离京，就必须向上级请假。

经过周密安排，刘、王二人在广州越秀公园见了面，继而分别前往广州东方轩酒店。席间，王宝元向刘连昆通报了他的待遇、联络方式、重点工作等--比照台军少将的待遇，刘连昆每月将获得3500美元(以1992年的币值，约合人民币1.9万元)的薪酬;另外，每提供一批情报，台方支付少则40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8.6万元)，多则上百万(1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1.5万元)的“工作奖金”，由台方代为转存到刘连昆的海外银行账户;刘连昆退休后，“军情局”将照顾他的生活，并依照他的个人意愿将他安排到国外或台湾居住。

为表示对这次会面的重视，王宝元当场拿出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万元)的红包，作为给刘连昆的见面礼。刘连昆则“回赠”了12份机密文件。自此，刘连昆便顶着“军情局”给他起的化名“高至明”、代号“少康二号”，走上一条出卖情报换取金钱的不归路。

据境外媒体报道，从1992年“入行”到1999年初被抓，7年间，刘连昆向台湾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机密情报。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期间，他窃取情报的活动更是达到了高峰。可无论他怎样隐藏，最终都无法逃脱，被判处死刑。

刘广智是继刘连昆后被台湾情报部门拉下水的第二个少将级军官，事发前任空军指挥学院院长。

据香港《凤凰周刊》、《文汇报》等媒体披露，2004年3月1日上午，刘广智还以院长身份出现在全院开学典礼上。次日清晨，还有人在操场看到刘广智在锻炼身体。

2日，也是空军指挥学院新政委林红松上任的第一天。一早，林红松随时任空军司令员的乔清晨、政委邓昌友来到学院。有学员看见他们，都以为空军首长只是来宣布新政委的任职命令，却没想到，乔清晨、邓昌友直接带领保卫部门的军官扣押了刘广智，而理由竟然是“涉及台湾间谍案”。这一事实，让很多认识刘广智的人格外吃惊。

上述媒体称，发展刘广智成为台谍的贾某是一名退役军官，也是台湾间谍李运溥在大陆所开公司的职员。刘广智第一次是在无意中向贾某透露了一些情报，随后收到大笔金钱。虽然对此感到意外，但当他得知这是自己透露军事情报获得的报酬后，却并未及时向上级举报，而是越陷越深，最终成为一名间谍。

据了解，刘广智涉嫌将属于“绝密”的解放军“对台作战计划”，空军主力战机的部署和训练详情，以及最高领导人的绝密谈话内容交给台方。事发后，有海外媒体推测，依照刘广智的职位和级别，台湾情报部门至少可以知道一些战机的准确部署数量和基地分布情况。此外，刘广智还应该十分清楚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教学、换装状况，预警机等新装备的发展进度等。而通过这些至关重要的情报，台湾情报部门便能分析出中国空军在作战思想、实战准备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每当台湾当局获得刘广智传递过来的高度机密情报，总是欣喜若狂，继而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向他提供大量酬金，并封官许愿，每月给予高薪。

2004年3月2日，刘广智被大陆有关部门“双规”。而在破获刘广智间谍案的过程中，大陆反间谍部门顺藤摸瓜，还逮捕了另一名间谍--某市台办副主任张淮宁。另据透露，与刘广智共同涉入台谍案的军官，除了空军指挥学院的一位处长王某，还有解放军高等学府的军官。他们同样是由贾某发展的。而时任空军装备部军官的刘广智的儿子，也因涉案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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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定禁酒反奢的“十项规定”，到军车换新牌、弃豪车;从厉行节约严控经费，到全军内部清查房地产……就任中央军委主席后，习近平实施多项举措严肃军纪，强调“从严治军”。

这些年，军委主席们的一剂剂治军良方，有效地保持了军队肌体的健康。

对调八大军区司令员

“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文革”前夕，毛泽东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中，毛泽东讲到各大军区司令员久未调动的问题，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稍作沉思，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泽东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泽东会心一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1973年12月，中共“十大”召开4个月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

1973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说：“我考虑了很久，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好。”12月22日，毛泽东正式宣布对调命令。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命令下达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都到达了新的工作岗位，每人按规定仅带了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实践证明，这一举措保障了党对军队的绝对统一领导，对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稳定作用，也为以后军队高级干部交流制度化提供了范例。

80年代百万大裁军

“即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邓小平裁军理由有两个。首先是机构臃肿，每个军区的领导班子“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官兵比例是1∶2.6。另一个理由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战争，“即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上世纪70年代，中国总兵力达到610万左右，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

1985年6月4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轻轻伸出的一根指头震惊了世界—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员100万。

1984年10月25日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做了一个近90分钟的讲话。“从哪里讲起呢，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这次阅兵是不错的。”顿了片刻，他说：“但是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邓小平的讲话触及了对在座的人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即军队高层领导老化问题。会上，邓小平提出裁军100万。

到1985年6月，最终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的方案就是撤销武汉军区、昆明军区、福州军区、乌鲁木齐军区4个大军区。

事实证明，一次裁军的阵痛，不但没有削减反而提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

但是，战局的发展却不像《创进》周刊的文章所说的那样，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官员纷纷逃往台湾。张国焘也惊恐不安，考虑自己的退路。这时，蒋介石指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要尽可能不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要劝他们留下。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中共叛徒决不会再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走，让他们去台湾，只能增加负担。蒋介石还特别指示毛人凤，让他劝说张国焘留下。

1948年冬的一天，毛人凤在上海家中请张国焘吃饭，邀沈醉作陪。饭后，毛人凤还在重复他们谈话的主题：希望张国焘留在大陆，并说明这是蒋介石亲自决定的。张国焘听了立即表示：他已考虑过了，现在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台湾山明水秀处当老百姓，写一点东西。毛人凤则再三劝说张国焘，说经过多方面分析研究，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害他，留下便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大得多。张国焘低头沉思了几分钟后，慢慢地抬起头来，用低沉的声音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我实在受不了。就这样，毛人凤同张国焘的谈话不欢而散。张国焘走后，沈醉问毛人凤：为什么要让张国焘落入共产党之手呢-毛人凤回答说：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如果他不愿意留在大陆，台湾是不会欢迎他去的。

张国焘没有听从毛人凤的劝说。他把《创进》周刊停刊，于1948年11月携全家去了台湾。他当时或许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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