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生是广东经济特区主要拓荒者。从1979年起，他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1年后虽然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但仍然是省委分管特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直到1985年9月转任广东省政协主席，才不再分管特区工作。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个时候，回顾改革开放初期走过的历程，对于今天改革开放的深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本期口述史中，吴老详细回顾了广东经济特区艰辛的酝酿过程以及主管广东经济特区工作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事件，也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的一些经验，尤其可贵的是，吴老在晚年退休后，仍然关注广东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和看法。本报所刊发的文字均经吴老亲自审核。
广东经济特区的酝酿
吴南生简历
吴南生，1922年生于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赴东北，1949年随军南下，曾历任江西省南昌市副市长，中共汕头市委副书记兼汕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农办主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
1979年，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5年起，历任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
当时谷牧同志说：南生，你该发言了。我说，我就不说了吧。谷牧同志和特区来的几位同志都说，你一定要发言。于是，我发了言。在讲到1979年4月小平同志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心潮澎湃，抑制不住大声说：这，就是中国特区的由来！
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
天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地利，广东总是得风气之先；人和，港澳同胞多、华侨多，广大干部群众都迫切地希望改革
南都：吴老，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个时候，回顾改革开放初期走过的历程，对于今天改革开放的深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您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同时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作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创办经济特区的重要领导者和见证人，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广东经济特区是如何创办的？
吴南生：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说，办成这个特区，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地利嘛，应该说广东总是得风气之先。你看，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和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都是从广东开始的，这得益于一种地缘优势。特别是毗邻香港，从办特区来说，深圳、珠海这样的地理环境太好了；人和嘛，我想是各方面的。港澳同胞多、华侨多，特别要强调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共产党的内部、我们国内广大的干部群众，都迫切地希望改革。因为我们搞了多少年的那套穷社会主义，大家实在是受不了了！
受不了还不好讲，因为你不知道社会主义是怎么搞的，以为它就是社会主义。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搞的，搞阶级斗争，搞计划经济。
“十年浩劫”让大家都觉悟起来，觉得我们这个国家不改革不开放就不行！每一个人脑子都要想一想了，一个国家为什么搞得这么穷，搞得这么绝对化！我想三中全会、小平同志他把握住了这个脉搏，尽管还有很多不同的思想，总的说是要改要变。海外的许多爱国同胞、包括港澳同胞也期待着我们能拨乱反正。
所以我说没有这个条件，特区是办不成的。
一位朋友的话启发了我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类的东西？他一说，我恍然大悟
南都：据说，经济特区的创立跟您的建议有很大关系。
吴南生：具体地说来，就是1979年年初，省委分工我到汕头去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那里前后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汕头是我的家乡，是一个开放比较早的城市，五口通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不知怎么搞的，连恩格斯的著作里都写着：“其它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汕头在解放初期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了，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眼前的这座城市真是满目凄凉，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都还穷呵！
那段日子睡不好觉，闭上眼睛就想：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这样一副江山啊！
我当初的想法，和大家一样，觉得非变不可。不同的是我海外的联系比较多，知道外边的情况多一点。一般来说，广东干部都有这个特点。那时，叶剑英元帅在广东住，他对广东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他跟我讲，南生呵，我们的家乡很穷呵，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要多想办法！这些对我们都是很大的启发。我问过许多人有什么办法没有？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台湾……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他一说，我恍然大悟：要改革，就必须有体制上的改革。但因没有经验，可以先突破一点。这是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所以我最初提的意见，就是划出一定的地方，减税收，简化手续，打破条条框框，下放权力，彻底开放。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引进来。
最初建议汕头先走一步
当时我提议可以设在汕头，如果省委同意，我去办。我的意思，要杀头就杀我啦！习仲勋同志就说，要搞，全省都搞。
南都：您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向其他省委领导提出的呢？
吴南生：1979年2月21日的夜里，我当时正感冒发烧，可是心情很激动，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了一封长达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并省委。2月28日下午，我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我家中和我交换意见，3月3日，省委开常委会议，我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说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我原来下棋下得不错！)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要贯彻三中全会的决定，我主张广东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的那个“子”怎么下呢？我想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引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当时我提议可以设在汕头。汕头在全省来说，除了广州外，它是外贸最多的地方。第二，汕头的华侨和海外华人是全国最多的，在外面有很多有影响的人，我们可以动员他们来。第三，如果万一办不成，那也影响不大，它僻在一边嘛！我说如果省委同意，我去办。要杀头就杀我！一说，大家都赞成。我们省委在开放这一点上，总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习仲勋同志就说，要搞，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开工作会议(1979年4月5日-28日)，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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