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隆庆时代着名的廉吏海瑞，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很有见地的。他一方面认识到“矿乃天地自然之利”，开采银矿可以“俭省吾民一二”，但是，他却更看到“官开必立官设衙门，取掘夫役，种种费用，十倍矿利”。这就是说矿利入官，本来可以减少人民的赋役，而一旦设立衙门开矿，由于供养衙门和采矿劳役的原因，人民的负担反而十倍增加。 于是，一方面是日益增长的巨大的白银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国内白银储存量以及银矿开采量严重不足，特别是开采的严重高成本，这又使得政府的白银开采政策始终摇摆不定；在国内白银开采和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在开矿劳民伤财、极不经济的核算下，当然--主要更是在货币需求的强烈刺激下，明朝将寻求白银的视野投向海外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货币需求促使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明朝的海洋政策也从防止货币流失转向白银货币引进。当白银的海外来源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白银来源的重要支撑时，中国市场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中国经济从而日益融入美洲白银主导的世界资本市场。 我们知道，西班牙人1500年左右到美洲的目的本是找金子，而在1530年代却意外地发现了白银，--1530年是中国明代的嘉靖九年，这一年明帝国也有一件事轰动官场，它也与白银有关，即当时的福建延平县令徐阶因为成功地处理了当地盗窃国家银矿的案件而名声大噪，徐阶后官至首辅，而就在那个时候，徐发出了“开矿不如市舶”的呼吁，这代表了明朝货币政策的极大转向。 “海上白银之路” 明朝白银的海外来源主要是日本和美洲，明朝巨大的白银需求直接刺激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白银开采，并逐渐形成了以明王朝为中心的白银贸易体系。前面说过，当1540年代葡萄牙人东来日本的时候，他们一开始只能加入倭寇的海盗团伙，但是，当发现中日间丝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的时候，于是就积极参与其间，开展了活跃的中介贸易，以中国丝绸换日本银，并将贸易范围扩大到欧洲。而西班牙扩张到亚洲以后，也几乎立即发现了以白银换取中国商品最为有利可图，紧接着就出现了美洲银矿的疯狂开采和运输。这些当然都是中国的白银需求推动了世界矿产开发的例证。在随后的历史时期，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以及占美洲产量3/4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总数极为庞大(日本白银开采的时间大约只有90年)。明朝经海上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远超其270余年间国内开采的白银总量。而在明代后期中国拥有的白银总额中，属于国内生产的比重更是甚小。丹尼斯?弗莱恩和阿拉图罗?热拉尔德范曾经提出“世界贸易”在1571年诞生的观点，因为正是从那时起，一个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建立，世界市场雏形开始出现；而最为关键的是：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已经显示了出来。 白银作为主币地位之确立，决定了明代以降大规模引进海外白银的政策，正是这个货币政策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联系世界的贸易线路，也逐步重塑了中国认识世界的方式。本来，西洋(印度洋)和南洋(南亚)是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要目标，而为了引进白银，中国的贸易线路开始经过马尼拉，面向太平洋那一端的美洲大陆。 16世纪初，由于葡萄牙人垄断了绕过非洲到亚洲的东印度航线，迫使西班牙只能另辟它途，即向西越过大西洋，经过墨西哥西渡太平洋，再到亚洲。因此，16世纪的太平洋才被称为“西班牙海”。1529年，西班牙与葡萄牙签订《萨拉戈萨条约》，以马鲁古以东17度划分两国势力范围。出于香料贸易和打开亚洲市场的动机，1564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宿务登陆，建立了第一个殖民点，同年6月，西班牙“圣?巴布洛”大帆船满载亚洲香料和货物，从宿务返回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1571年，西班牙又占领马尼拉，从此开通了阿卡普尔科－马尼拉之间的大帆船贸易，而1567年(即隆庆元年)，明王朝正式解除“海禁”，阿卡普尔科-马尼拉航线延到福建。此时美洲白银的发现，特别是随着1550年汞齐化精炼法在整个西班牙美洲的传播，使得美洲白银的生产规模大幅度扩大，迅速回应了中国经济对于白银的大规模需求，并一举解决了困扰明朝百年的货币问题，这就好像冥冥中有一只手，把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白银，与同时代明代的货币问题联系起来了：中国人能生产世界上最好的商品，而驱动中国不断扩大商品生产的却是在中国紧缺的贵金属--白银，当时的西班牙人尽管一无所有，但手里却掌握着经墨西哥出口的白银，支配漫长的16世纪的墨西哥－菲律宾－中国福建海上跨国大帆船贸易体系就此形成： 1580年时，每年到菲律宾的中国商船有四、五十艘，根据另一资料，1572年至1644年(明朝瓦解)，共有1086艘中国货船抵达马尼拉，从福建泉州月港远贩马尼拉的货物，主要就是生丝和丝织品。这些货物再从马尼拉运到阿卡普尔科，这样，就形成了以月港为起点，马尼拉为中继，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为终点的中国福建－菲律宾马尼拉－西属墨西哥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在18世纪末墨西哥的进口总值中，中国丝绸和其他商品占63%，而大帆船从墨西哥运到菲律宾的主要是银元，据估计，1565－1820年之间，墨西哥向马尼拉输送白银高达4亿比索，其中的绝大部分流入中国。 大帆船航线既可称“海上丝绸之路”，但更可称“海上白银之路”。贸易对象、外贸线路的改变也逐步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自此之后，中国所理解的“世界”，逐步变成了那些向中国出口货币的国家，或者说，变成了那些有“资本”购买中国商品的国家，--1567年之后，这样的国家当然就是拥有“新大陆”的西欧。于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逐渐地变成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而中国士大夫对这一关键性问题发出疑问的资料，我们可以从明崇祯十年(1637)福建晋江景教堂刊刻、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相国蒋德?校阅的《西方问答》一书中看到，该书以问答的方式，交换了中西之间诸多不同看法。其中核心就是关于白银的问题。 中方问艾儒略：“敝邦所用银钱，皆来自贵邦，不识何若是之多也？” 艾儒略则回答道：“西来诸商，与贵国交易，每岁金银不下百万，其所从来，有出于敝地之矿者，亦有海外亚墨利加(即美洲)所出而进者。盖其地之矿，广而且腴，计十分之土，金银且六七分也。大西近海一国，每岁所入，亦不下数百万，有识者曰：敝地实受多银之害，金银愈多，而货愈贵也。” 这段对话十分关键，因为它简要地说明了：明代中期以降，中国的大部分白银供应依赖向西方进口，而欧洲的货币供给则主要来自美洲殖民地，同时，他们也从传教士那里得知：白银的过度供应造成了欧洲的价格革命，即艾儒略所谓“敝地实受多银之害，金银愈多，而货愈贵”，而这最终也造成了劳动力价格上涨，从而为后来欧洲发生机器代替人工的“革命”埋下伏笔。 明朝最终把白银确立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原因固然复杂，但如果最简要地归结起来也无非两方面：于内因方面，这是由于明朝初期以来，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货币发钞体系、建立信用货币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从外因上说，则是由于美洲白银的发现，使得这种失败变得更为迅速而彻底。 财政铸币权是关乎国家财政和国家主权的核心问题，它关系到王朝的兴亡。元代的大帝国崩溃的原因很多，除了以“库里台”选举大汗的制度特别容易导致内部分裂外，蒙古纸币--交钞的崩溃，其实是蒙古帝国崩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发的钞票没有人认，那么这个国家其实也就名存实亡了。 终明一代，北元“蒙古内部均没有货币。蒙古人在朝贡互市所得银两，就在当地购买诸生活用品。即使有所剩余，则携回“铸佛或铸浮屠”。而与元代一样，明朝也全力为它发行的纸币--“宝钞”能为老百姓所接受而斗争，但结果一开始就很不理想，明朝初期，皇帝只能把宝钞发给来朝贡的外国使团作礼物用，或者发给官员作额外的奖励，前者没见过这么精美的印刷品，故而尚把宝钞当宝贝，后者大概只是把它当奖状用。 明政府其实只能采用两个办法来解决货币信用问题，一个办法就是建设收支平衡的国家财政制度。即推行宝钞、严格钞法，打击商人以银垄断市场的行为，禁止民间用银。同时必须整理财政，整理税收，努力使得官方认定的货币--也就是宝钞的发行，可以建立在国家切实的财政能力的基础上。
而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开中法”式的，即将货币短缺的解决，委之于让商人乃至外贸商人组织市场，组织社会；而国家则从组织社会中全盘退出。这也就是我们明朝的祖宗所谓“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妙方。但是这样做，国家就势必要把经济命脉委之于商人，特别是那些可以垄断进出口的外贸巨商，其理由无他，无非就是因为巨商们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进口货币，而且，它还终于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得一国经济依赖于货币商人、甚至国外的金融业，变得不可避免。因而，所谓“国家财政”，就是指通过建立准确的国家财政税收计算和预算，来确立起国家信用，如此，国家就可以通过发行信用来掌握和调控经济，这乃是立国之本。相反，如果国家没有准确的财政制度和财政调控能力，甚至没有发行自主货币的能力，而把货币供应全然委之于外贸商人甚至外国货币市场，那么也就自然丧失了对于经济根本上的控制力量，从而也丧失了对于商人阶级和他们所垄断的市场的干预力量，其最终结果，就是国家能力衰落、生产者受盘剥而日益贫困，而独有买办商人得利而暴富。 张居正赶上世界史的大机遇 非常可惜的是：明代所实行的政策，总起来说是走了后一条路，由于国家所面对的是千百万零散的、无组织小农，这样就根本没有可能通过建立准确的财政计算来合理地发行信用，于是导致了“宝钞”的失败，而一旦国家转而把货币供应委之于商人，国家就不能不制订一系列倚重于商的政策，其中“一条鞭法”则是最典型的明帝国内部商人阶级与国家、社会力量大博弈的产物，而一条鞭法之所以成为张居正所说的“势所必然、势所必行”，这就是由于随着经济的发展、贸易的扩大，固有的货币短缺与市场不断扩大的矛盾日益突出，商人私自出口货币和窖藏货币的现象愈发严重，而国家整理财政和调控经济的努力，又一直受到基层社会毫无组织能力的限制，一旦大规模的进口白银成为可能之时，海上贸易线路自然要为之改变，朝贡体系即不能维持，上述这些内外条件综合起来，国家也就只能向世界货币市场和国内掌握着大量白银货币的商人妥协了。万历年间一条鞭法的强力推行，在这个意义上，也确实如张居正所说是必然的。--尽管这是一个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均受损，而唯独使得沿海地区的商人获利的政策。或者说，一旦国家将货币的来源、甚至财政的主要来源委之于商人和海外金融业，那么生产者的利益就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国家控制货币和经济的能力终将荡然无存，社会的整合能力则必然下降。 明代对于商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商人之重视，乃是由于国家希望通过引进白银来解决财政问题，它鼓励了商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但是，这却是以国家丧失货币主权，从而丧失社会整合能力为代价的。对于这种“重商主义”政策的两面性，有学者这样指出： 早在10年前，我们已将郑和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试图从郑和远航与明中叶社会关系的变迁来考察其历史作用。一言以蔽之，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两极效应，我们尝试从6个方面论证：朝贡贸易的衰落与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官营手工业的衰落与民间手工业的兴起；大明宝钞的衰落与“朝野皆用银”的兴起；社会整合程度的下降与海外移民热潮的兴起；正统理学(重农抑商)的没落与新思想的兴起。 最近几年我们进行的白银货币研究进一步表明，明代社会的变迁，白银货币化的加速，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转折点，就发生在成化、弘治年间，而这也是私人海外贸易兴盛的时期。郑和下西洋开始后，大量胡椒、苏木的输入“充溢库市”，明朝以此折饷折俸，特别是折合成文武官员、军士人等的俸禄，一直到成化7年(1471年)才用完，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朝廷以外货来作为货币代用品，以解救钞法败坏的危机和货币政策的失败，时人的评价是“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因此，朝廷内部开海禁的建议也直达宫廷。伴随着白银的货币化，市场不断扩大，而日本和美洲白银的大开发，与明朝经济社会形成互相促进的作用。由于国内不断增加的白银巨大需求，拉动了白银的大量流入，最终把中国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中国经济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上述引文中指出：恰恰是明朝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由于大明宝钞的失败、钞法的败坏造成的财政危机，才导致了“朝野皆用银”。这样的说法，确实是很有见识的。明朝货币信用的问题之最终得以解决，靠的不是造就一个可以为自己的经济发展“供血”的心脏，而是不断靠外部的货币“输血”来实现的。而大量西班牙美洲货币的引进，则使得本来已经混乱的币制变得更加混乱。 明朝建立财政国家的努力的失败，是在三个最“无为”的皇帝手里造成的(嘉靖、隆庆和万历，在位时间是1522－1620)，--而这三个皇帝执政时期，却又恰好赶上了美洲白银大规模出口的光阴。这样一来，从内部，--即通过整理财政，稳定货币发行量，清理混乱的多币种制度，确立自主的货币信用的努力，也就被一劳永逸地放弃了。而货币短缺问题以这种被动的方式解决，本身就是国家能力下降的鲜明表现。 而这三位皇帝执政期间，又是皇权与六部官员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高潮的时代，以道学家为主体的士大夫官僚阶级，如同一群固执的僧侣，力图以繁芜的礼法将皇帝紧密束缚起来，这种上层统治结构的纷争，更使得明国家的行政效率下降到了最低点。 大量的白银流入，为解决长期困扰明朝的货币问题找到了答案，--但它更深刻地反映出明朝国家体制的痼疾。并造成了两个后果： 第一，造成了美洲白银推动的世界经济体系；第二，由于困扰明代经济的根本问题是通过外部因素解决的，而不是通过建立完善的财政体系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说：明代解决货币问题的方法，总体上说是消极的。 威廉?阿特威尔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八章(《明代中国与新兴的世界经济，约1470－1650年》)中，对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有论述。他一方面对明朝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评价很高，且这样概括说：“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国内对进口白银的需求，国外对中国丝绸、瓷器、金、铜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国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事务，这种卷入被证明是一种祸福结合的幸事。”他还引用了牟复礼的话：“到1644年，中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贸易中白银流动的影响，深受粮食作物的传播造成的农业转变的影响。” 另一方面，阿特威尔对明代致力于解决货币信用问题的改革，总起来评价不高：一个最着名的例子是他对于一条鞭法改革的解释。由于张居正的改革，在明代乃至中国古代经济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关键性一笔，因此张江陵与王荆公(安石)并列，一直被视为中国改革家的代表。--但阿特威尔却解释说，这不是因为张大人是孔明再世，而是因为：一条鞭法改革得以完成的真正基础，其实就是白银的大规模进口，明代把国家税收折合为白银来征收，这一改革的实施发生在1570年，这正与海禁解除后，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高峰期完全重合，而改革的两个试点浙江和福建，都是最直接卷入海上白银贸易的省份，也是海盗和民间贸易最活跃的省份。所以阿特威尔认为：理解500年前的中国国内改革，重要的是要看到它的国际和全球背景，而不是看改革家张居正出神入化的治理手段。 这就是说，改革家张江陵(居正)只不过是赶上了世界史的大机遇，在那种“战略机遇期”里面，即使中国国内皇帝、首辅上下都是些傻子，只要国际经济大形势“颇有利于我”，如同今天的沙特、科威特之类的屁股下面坐着石油，那就何愁美元不是滚滚而来，但是，一旦石油挖尽，出口链条崩断，外在的货币供应随之停止，所谓的“盛世”也就将土崩瓦解。阿特威尔很犀利的地方是把张居正改革纳入到一个世界的视野中去观察，指出了张居正式的改革过于依赖外贸、过于依赖世界货币市场供应的致命弱点：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明代中期市场和生产都极大地扩大了，但国家的治理能力反而下降了，这突出地表现为混乱的币制不能治理和基层不能组织方面。他的论述令我们耳目一新。 明清帝国软肋：金融命脉委之于他人
当嘉靖皇帝继位时的1522年，中国以其超前的科学技术水平、繁荣的市场经济，远远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但是在“无为”的道学思想支配下，明朝却没有建立起一个像样的国家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皇权与士大夫的争斗不能停止，由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小农的“两张皮”结构也没有改变，在长期表面的繁华掩盖下，中国的国力却日益衰落，上层为“道学”而战，基层又没有组织，政府掌握经济、整合社会的能力于是不断下降。特别是：由于当国的官僚阶级和士大夫阶级不善财政、甚至耻于言利、耻于言财政，这种风气终明一代泛滥不治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家在与国内的豪强商人和大地主的博弈中必然会失败。而当国家不得不将货币短缺的解决之道委之于商人，甚至进一步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的时候，这就非但使得中国历来不事生产的商人垄断社会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它也开了中国经济依赖国外金融业的先河。 而中国国家能力下降之根本原因，也可以说是由于封建制度对于国家的瓦解。封建制度，在宋代之后其实并没有被彻底扫除，恰恰相反，中国的封建制在宋、明乃至后来的清代获得了新的、更为稳固的形式，而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影响中国历史甚巨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这是因为中国自宋以来，“官”与“吏”就是分离的，官以科举出身，所长者无非经史辞章，但对于财税经济司法，均一无所长，于是只能将后者委之于吏。宋、明、清之体制，官常有升迁、有调防，而吏却是永不升迁、无调防，这势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这种官与吏分离的体制，所造成的直接结果，自然就是财税经济司法，实际上一向都操在吏的手中--也就是说，所谓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命脉”，500年来其实都是由吏来操持的。而久居地方、永无升迁的吏，一向又只能是从财税经济和司法中获得、抽取利益，于是，当着国家有任何改革，特别是面向国家财政的财政税收改革(如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之际，其所首先触及的就是“吏”这个集团的根本利益，而这些改革之所以总是归于失败，并不是由于其出发点不好，或者目标不明确，而是由于这些改革不借助于吏，则根本不能推行，而这种改革又往往总是与吏的根本利益是截然相悖的。于是，这种“体制性的自相矛盾”，造成吏总是有能力、有办法将改革转变为对于百姓的更严酷的榨取，使得国家政令扭曲，最终使得意在壮大国家力量的改革，反而走向引发社会矛盾、促使国家能力下降的反面上去，王安石、张居正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无他，大抵就在此“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之体制。 而这种体制，恰恰又是宋以来历代“反封建”举措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自宋以来，历代君主在反对兼并、向往井田、鼓励科举方面，起码在口头上都是一致的，这样做的基本目标，就是抑止豪门贵族力量，控制地方精英势力坐大。而宋代消除封建政策的极端，甚至造成太守无兵权、无财权，以至于酿成各郡县在辽、金、蒙古的游击下，竟不能守土自保的地方弱势局面，而在边塞危机的状态下，地方危机导致中央危机其实也就是自然的。明代在推重中央集权方面更不遗余力，但其结果也是同样的背谬：削平地方官员的权力，却造成了以吏为核心的最大的地方利益集团，朝廷时刻留心和警惧地方封建，处心积虑使得太守无权，结果反而却造成豪门巨商和吏有大权，而正是这个地方利益集团，把握基层和地方，自下而上地垄断了国家的税收财政司法，500年来，非但国家的任何改革，非经过这个利益集团而不能推行，更使得以大一统为目标的君主集权的反封建努力，归于彻底失败。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这句话，确实说到了宋明以降中国政治弊端的核心处。最早提出这个洞见的，是宋代伟大的哲学家陆象山。陆子综合考量，认为必须区分两种改革，一种改革是“为民”的(主民)，即自下而上的改革，另一种改革是为自身制造政绩的(主身)，即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后一种改革则必借助于吏、为吏所扭曲、甚至服务于吏的利益： 今日为民蠹者，吏也。民之穷困甚矣，而吏日以横。议论主民者必将检吏奸而宽民力；或不得已而阙于财赋，不为其上所谅，则宁身受其罪。若其议论之主身者，则首以办财赋为大务，必假阙乏之说以削民；科条方略必受成于吏，以吏为师，以吏为伍，甚者服役于吏。 “科条方略必受成于吏，以吏为师，以吏为伍，甚者服役于吏”--陆子的这些话确实说到了中国政治之根本。那么，究竟怎么改变这种“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状况呢？这也正是历代改革家们最为痛心疾首的事业--在他们看来，由于“自下而上”是万不可行的，更是“不为其上所谅的”，那么其实也只有“自上而下”一条路可走，这就需要士大夫和官员改变文风和学风，所谓改官制、改儒学，即需要士大夫们抛弃道学这种“伪儒学”，而专注和留心于吏事、财政、经济这种“真儒学”。陆子指出，秦汉以降，后世的儒学其实早已经违背了儒家的真传统： 世儒耻及簿书，独不思伯禹作贡成赋，周公制国用，孔子会计当，《洪范?八政》首食货，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产，正经界：果皆可耻乎？ 象山对于中国的知识制度和官僚制度的批判是极其到位的。诚如斯言，既然科举考试本无经济财政司法军事内容，只不过是三纲五常章句词赋而已，那么以此考取录用的官员，又怎么能担当建设一个财政国家、富强国家的任务呢？这些所谓的国家栋梁，只不过是些擅长以骈三四六的文体说假话、大话和空话的鹦鹉罢了。由此看来，就难怪改革家们如王安石、张居正要汲汲于复井田、兴学校、改科举了，而他们对于一无所长、反受制于吏和豪门的儒生的针砭，今天读来，依旧是如此痛切。例如王安石说： 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今岁乃始教人以课试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为天下国家用。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率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 而对于“伪儒学”通过科举制度产生的大量废物，张居正干脆说：“国家以高官厚禄养畜此辈，真犬马不如也。”而近人曾国藩沿用了张的调子，更痛斥士大夫道：“国家以此等人为官，与以牧猪奴为官何异？”由此可见，即使到了晚清，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 所以，自明以降500年里，中国虽然是表面上以绝对君权削平了地方割据势力，但是上主无为，国家的政治主干，自然是由完全不通财政经济军事的士大夫阶级构成的，明代上层政治，简而言之是“无为”之主与“无能”之臣相争不已，而实际的国家命脉，则操纵于地方滑吏集团的手中，在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独特体制里，他们自然与豪强巨富沆瀣一气，虽然表面上是大一统，但实际上国家的整合能力反而是下降的，而中国封建体制，因此却更为牢固了，特别是在“吏主地方”的条件下，国家的政治经济财政能力，更是一塌糊涂。小农因为无组织，因为一盘散沙，自然也不知国家为何物事。而归其最终成因，也就是苏轼早就指出过的“帝王之私”之必然。东坡说：是故天下既平，则削去其具，抑远天下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畏谨之人。不过数十年，天下靡然无复往时之喜事也，于是，能者不自激发而无以见其能，不能者日益废弛而无用。当是之时，人君欲有所为，而左右前后则无足使者，是以纲纪日坏而不自知。 所谓“举天下之士而倡言无为”，这种无所作为不仅是主上“无为”，而且更足以使得小农无组织，故不能造反，但这却也使得国家在政治、经济和财税上无法下情上达，社会无有效之组织结构，国家既无动员能力，信用自然无法确立，其直接结果，在明隆庆元年之后，那就是以放任白银进口的方式，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这也就是滨下武志所说，一个不富藏银矿的国家，竟然去选择别的国家所富藏的白银贵金属作为自己的货币，--今天看来，这不正是一件把金融命脉委之于他人的荒唐之举吗？ 明清两个大帝国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就是这两个大帝国都以白银为国家税收和国家储备货币，也就是说，清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承袭了明制。而500年来，中国这种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供给的货币政策，对于世界经济的“变异”来说，既是决定性的、更是根本性的，一方面，对于明清两朝来说，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目的，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进口白银--而另一方面，从长远看，由于银根主要依赖国外，所以白银的短缺和白银的外流，又势必造成周期性的、剧烈的通货紧缩，威胁宏观经济，而这使得白银问题反过来成为明清两朝经济最为致命的软肋，这甚至就是解释明清两个帝国突然间迅速瓦解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 回顾此番重大历史转变，对于今天的启示意义起码有二：一，中国要不要改革开放，这其实早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自明代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500年来，最为彻底地依靠市场来组织一切的，总起来说就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我们真正需要争论的问题仅仅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财政和金融体制，为什么长期没有建成一个国家财政，从而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体制的转化。而这里的核心就是：中国500年来都没有解决“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问题，从而也就没有完成彻底的反封建的使命，这就使得中国的财政、税收和司法操在地方利益集团的手中，士大夫阶级徒慕虚文事务，作为政治精英又是极不合格的。因此，要国家富强，就要实行彻底的反封建，要彻底反封建，就只有发动人民组织起来自治、起来革命，从组织基层入手推翻土豪劣绅和地方吏治，否则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近代中国国家建设必从革命始的原因。 第二，自隆庆元年引进白银以来，非但中国原有的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之间的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和解决，而且随着资本主义体制在西方的形成，中国日益由一个货币短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而通过垄断货币以自肥，阻碍中国前进和发展的地主－商人阶级，也在近500年的发展中，一变而为利用外国金融资本，吸纳中国人民的财富以自肥的买办资本、买办资产阶级。鸦片战争以来，正是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将中华民族推向了灾难的深渊，造成国家不成样子，人民饥寒交迫，这也迫使以孙中山和毛泽东为先导和旗帜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这种苦难的命运，而从基层建立农民组织，打倒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铲除500年养成的毒瘤，这就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革命、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一向宗旨。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个革命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就是要记住孙先生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也就是要记住毛先生的教诲，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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