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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

作为中国“唯一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出版业元老张元济，在中国改天换地的时刻，要面对的不仅是“政治站队”的选择，而且是商务印书馆的生存问题。

1949年5月底，83岁的张元济原本相对规律的生活被全部打乱了。这位经历过中国现代史上历次改朝换代的元老、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主席，目睹了解放军开进上海。张元济明白：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自从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商务印书馆后来坐上了中国出版业的第一把交椅，张元济倾注的心血无以计量。1926年，60岁的张元济曾宣布退休，不再直接管理业务，只留下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一职。后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选举他当董事会主席。而后的年月里，他对于商务的事情也一直没有停止过问。

但是，在1949年6月以后，张元济的工作状态简直就像个年轻人。他主持会议、联络故旧，与政府要员会面，处理公司的编辑业务与人事事宜，写下了大批信札。

张元济与那些充满单纯热情迎接解放的年轻学生们不同，用学者傅国涌的话来说，张元济是“唯一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以他的高龄和威望，大可以让他体面地退出舞台，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活跃得异乎寻常。

大变动关头的政治把握

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曾经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

商务印书馆起家之初，只是一个印刷所。1897年，原来专印教会书籍的美华书馆的4位职工发起商务印书馆，这4人中，高凤池和夏瑞芳是职员，鲍咸恩、鲍咸昌兄弟俩是印刷技工。他们一开始也只是将一些英语教科书配上中文印出来卖，一下子销路很好。从“商务印书馆”的名字也可以看出，他们本来更重印刷，而不是出版。所以，商务印书馆一直拥有很雄厚的印刷队伍，这也为后来以印刷工为主体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条件。

但是高凤池们不久就发现，只印刷不出版书籍，以后肯定没前途。于是他们看中了张元济，请他来主持出版的编辑业务。张元济在加入商务时只有36岁，但早已不是等闲之辈。他是清朝的进士，当过翰林院庶吉士、总理事务衙门章京，因参与戊戌变法被革职，后来在南洋公学任职。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出版机构，其出版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读者中也包括了青年毛泽东。毛后来在接见张元济时就谈到：当年自己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而严复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这些推动中国历史潮流的时代名作，也都是商务推出的。

商务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使得张元济成了国共双方争夺的对象。张元济在1948年9月成为当时中央研究院最老的院士。1949年1月，李宗仁派特使登门来访，请他作为国民政府的和平代表去北平与中共谈判，被张元济以“年逾八龄，精力衰惫”为由拒绝了。但是，到了这一年的8月，共产党邀请他上北平去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他却最终接受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位经历过五朝政治风云的出版家的政治把握。实际上，他早在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就已经开始在为迎接新时代做准备了。他曾亲自节选商务所有的样书，指示明显过时的要予以销毁，并约了一批思想左倾的特约编辑，以便上海一解放就会有合适的书推出。

商务印书馆的十字路口

戊戌变法后，张元济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从此退出官场，在政治上保持低调。民国时期，1913年熊希龄请他出任教育总长，他谢绝了。拒绝李宗仁，也有这方面因素。中共邀请他去开政协会议，开始他也曾谢绝。但是在前商务印书馆职工、当时已是中共高官的陈云去亲自登门拜访后，他决定“定计应政府之召，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张元济决定北上的原因，也不能仅仅简单归于“对新中国的热爱”。当然，他对共产党的新政权是充满期待的，从北平回来以后，他曾恳切地对人说：“是的，共产党并非没有错处，但是现在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呢？还有谁能负起这一艰巨的责任呢？……解放并非换朝代，这是几千年的大变……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度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在对国家前途的憧憬之下，张元济内心挂虑的另一方面是商务印书馆的前途。他把商务印书馆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在了一起。

这时的商务印书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困难到什么程度？在1947年初的时候，张元济就曾致信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请他代为出售一些值钱的善本书。信中说，这些书都是20余年前商务在北平购得的藏文经集，都有真实的凭证，是仅存的海内孤本，“如能得价，颇拟售去，以疗商务之贫”。连苦心搜集了几十年的善本都要卖了，可见商务经济状况之窘。

商务印书馆副研究馆员、中国近代出版史专家汪家熔曾有文论及解放前夕商务的困境。1948年12月，商务开股东常会分配上年盈余。从账面上看，上年盈余法币48亿元，但当时币制已经改成金圆券，这些钱只合金圆券1600元，当时共发行10亿股，算下来即使持有10万的股东，也连一分钱都拿不到，只能决议当年不发股息。不但不发股息，商务从1948年11月以后就没有新书出了，连坚持了30多年的《东方杂志》及其他杂志都停了。

1949年的3月，商务印书馆发密启通告给各分支馆，指示分支馆开支超过营业收入30%者，或工厂工作不继，就立即裁员、减薪。但是，这种减薪的决定，一直遭到工会的反对。

这是张元济无法回避的另一个侧面：作为资方代表，他必须面对劳资矛盾。商务印书馆一直有非常强大的工人运动传统。早在1927年以前，商务的工会就是上海的四大工会之一，商务的工会会员们不仅积极参加了“五卅”运动，而且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中坚力量。陈云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商务的工运开始的。即使在4?12大屠杀之后，共产党转入地下，商务的劳资纠纷依然没有断过。在发生这些劳资冲突时，张元济一般都取“鸽派”角色，主张“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向工人让步。

但是到了1949年，形势不同了，原先处于地下的共产党，现在翻身上了台，工会代表在和资方交涉中态度更强硬了。那一年张元济写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为这件事绞尽脑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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