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1912-1967)原名张道庸。安徽省霍丘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中将之一。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九兵团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工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简介
原名张道庸。1913年1月21日生于安徽省霍丘县叶集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7岁被迫给人放牛。192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到河南商城参加游击队。1932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11军32师班长、排长、连长。1931年春任鄂豫皖保卫局保卫队队长,6月起任红4军第12师35团2连副连长、连长,1营副营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和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作战。1932年11月起任第10师28团2营营长、副团长、团长,率部参加了开辟川陕苏区的斗争和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作战。
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陕北后,任红9军教导师师长。1936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英勇转战河西走廊。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因叛徒出卖被捕,身陷甘肃凉州国民党第二监狱,后经中共组织营救脱离敌人魔掌,辗转到达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参谋长,期间,陈毅为其改名,略掉张姓,取原名“道庸”之谐音称“陶勇”。后任第2支队第4团团长。1939年10月与卢胜率第4团主力北渡长江组成苏皖支队,任司令员,开辟了扬州以东到安徽天长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0年7月起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司令员、第1师3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苏浙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先后参加了黄桥、车桥、天目山等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师副师长,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23军军长。参加了苏中、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他指挥作战英勇顽强,身先士卒,所向无敌,曾被人们誉为“拼命三郎”,与叶飞、王必成并称第三野战军的三员“虎将”。
新中国成立后,任第9兵团副司令员。1950年11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参加第二、第五次战役。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52年回国后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1963年11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于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逝世。
故事
“大智大勇”的陶勇将军
黄桥决战时,陶勇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司令员,肩负坚守黄桥重任。到决战的关键时刻,他把上衣一脱,高举马刀,虎啸一声:“同志们,跟我往前冲!”说完,他挥舞着马刀,率先冲入敌群……顽军抵挡不住,终于败退下去。望着陶勇率部杀向敌阵的身影,粟裕的眼睛湿润了,自言自语道:“好一个拼命三郎!”
1940年12月,韩德勤乘陶勇率主力7团参加曹甸战役之机,令驻南通石港的江苏游击6纵队司令徐承德联合驻如东马塘的保1旅旅长詹长佑偷袭我3纵大本营掘港。原本持中立态度的詹长佑听信了徐承德的鼓动,答应参与进攻新四军。
就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陶勇骑上从日军手中缴获来的摩托车,飞奔保1旅驻地马塘镇,闯进詹长佑的司令部,见面便说:“詹旅长,听说你要打我们,我这送上门来了!”随即慷慨陈词,晓以大义,剖析利害,终于稳住了詹长佑,使我军摆脱了背腹受敌的险境。
1942年元旦,陶勇率8团包围了启东伪团长徐宝富的据点,要其投降。徐宝富自恃碉堡工事坚固,以为新四军攻不下他的碉堡,对8团官兵的喊话不加理睬。
2 of 5陶勇立刻命令机炮连轰击,两下便把碉堡削下一个角,又命部队猛烈开火,打掉了守敌的威风。随后,他命伪镇长给徐宝富送去劝降信。徐宝富没招了,提出:“请陶司令亲自出面谈判,再作考虑。”陶勇分析,徐宝富既想给自己捞个面子下台,同时也想看看他陶勇有没有这个胆量,当即决定亲自出马谈判。他对劝阻他的8团团长和众干部说:“尽管此行要担风险,但为了减少战斗伤亡,争取200多名伪军反正,冒这个险是值得的。”说完,他只带一名警卫员,昂然走出隐蔽的阵地。
来到吊桥边,陶勇仰头向碉堡里的敌人喊道:“你们要见我,我就是陶勇!”望着屹立在枪口射程内威风凛凛的陶勇,敌人惊呆了:“真有这种虎胆英雄!” 徐宝富急令放下吊桥,带上自己心爱的克罗米弯把指挥刀,走出碉堡。敌我双方部队都屏息敛气,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交战双方两个愈走愈近的指挥官。陶勇两道目光剑一般地扫在徐宝富脸上,说道:“你缴枪,我们就作为起义处理,愿当新四军的我们欢迎,愿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你看怎么样?”徐宝富深为陶勇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所折服。他双手捧上克罗米弯把指挥刀,说道:“久仰司令大名,今日相见确实不凡,特送上此刀,敬请收下,我徐宝富再不吃军人这碗饭了!”。
炮击“紫石英”号英舰
淮海战役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4个野战军统一整编,华东野战军改为第3野战军,4纵改为第23军,陶勇由司令员改任军长。
4月20日上午,观察所发现江面上停泊着几艘外国舰船。
原来,英舰“紫石英”号擅闯我军控制区,与我炮兵交火后中弹搁浅。前来救援的英舰“伴侣”号被我军炮火驱走,英政府又派来“伦敦”号和“黑天鹅”号,企图报复。3条舰横陈在我即将渡江的航道上。陶勇在观察所里看了一阵子,一边拨电话一边说:“管他谁的船,挡着我们的路就不行!”炮团的电话要通了,他对团长说,“好狗不挡道,你要准备轰走它。我马上请示兵团首长,一批准,你马上就开炮!”陶勇的请示传到了军委。中午之前,军委回复了:不打第一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英舰上的士兵完全没有在我炮火控制区内的感觉,在甲板上逛来逛去,逍遥自在。这一切,陶勇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这几条舰如果继续待在这里不走,势必影响渡江作战。唯一的办法是撵走他们,但从他们的样子看,压根就不想离开。或许,他们是想试一试我们的耐心。
3 of 5“叶司令,他们将严重地妨碍我军渡江,打掉算了?”陶勇在电话里请示兵团司令员叶飞。“军舰上挂没挂预定的信号旗?”叶飞问。此前,我军已经向停泊在长江里的外国船只打过招呼,并指定他们必须悬挂一种信号旗。“旗不少,花花绿绿的。”陶勇回答。“向他们发出警告,让他们迅速离开。”叶飞说。信号枪、信号弹、信号旗,几种联络方式都使了,英舰就是不作回应。部队又请示:“没有反应,如果他们向我开炮,是否还击?”陶勇在电话里嚷了起来:“他们开炮你不打,等死啊!”说完,又补充说,“记住,不要先开炮!”
我军还想试试对方的反应,在江岸燃起了3堆篝火。这一次,英舰有了动作。“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的桅杆上各升起一面信号旗,紧接着,两条船一边驶近泰兴江岸,一边将舰炮指向了我军阵地。4月21日清晨,英舰上的火炮开始向江岸上的我军阵地射击。我军炮火当然不示弱,英舰的炮弹刚刚落地,回击的炮弹便也打了过去,一时间,江面江岸,炮声隆隆,火龙飞窜。打响后,陶勇没问谁先开炮,也没问我军是谁下的开炮命令,而是问有无伤亡。部队报告,202团团长、参谋长牺牲,政委负伤,另有包括老乡在内的40多人受伤。陶勇的眼睛红了,抓起电话,要通了叶飞。叶飞一听英舰开炮了,而且我军有了伤亡。没再向中央军委请示,直接下令道:“还击!狠狠地还击!”陶勇迅速调集火炮力量,并告诉现场指挥的68师师长要狠、准,必须在我军发起渡江前结束战斗。
这一场炮战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我军炮火以绝对优势压倒英舰。“伦敦”号和“黑天鹅”号扔下“紫石英”号,带着累累弹痕逃往上海。3野领导让司令部找叶飞了解到底谁先开的炮,叶飞便找陶勇,说:“上面查情况呢,问谁先开的炮?”陶勇说:“我的团长都牺牲了,查什么查!”叶飞说:“是英国人先开的炮噢!”陶勇说:“当然是他们先开的炮!”晚8时,3野的电报送到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站在地图前的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说:“妨碍我军渡江的外舰,不管是谁的,都可以炮击!”
毛泽东称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
就在黄百韬在兵团部驻地新安镇准备西渡运河,朝徐州方向西撤之时,南京国防部却命令他等待由海州西撤的第44军。
“黄百韬准备从新安镇向徐州方向逃跑,是我们侦察到的。”76岁的徐法全,当年是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特务团侦察员。
“我和另外7名侦察兵深入到黄百韬兵团驻地。”徐法全记得,在这次侦察中,4名战友成了俘虏,被黄百韬处决了。
“后来在碾庄圩,我还看到了战友们的尸体。”老人悲伤不已。
当王泽浚的44军从东海之滨赶到新安镇时,已是2天之后了。11月9日,黄百韬渡过运河,但他不等待后卫的2个团过河,慌忙炸毁铁桥,破坏船只,企图阻止追击中的解放军。
这天晚上,当黄百韬率领4个军到达碾庄圩地区时,他认为危险已经过去,竟下令部队整顿1天。
“这延误的向徐州撤离的3天,是致命的。”王楚英说。
此时,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已悄悄向黄百韬兵团形成合围之势。
“我们山东兵团越过不老河南下,迅速攻占了徐州以东的大许家、曹八集等地区,切断了黄百韬兵团逃向徐州的退路。”南京军区司令部离休干部徐法全回忆。
这一步棋,极为关键。“我们抢渡运河,紧追、猛攻黄百韬兵团。”83岁的老兵黄浩,时任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10师30团3营副营长。
“活捉黄百韬,全歼黄兵团!”王辅一记得,华野还发出了《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号召全军“克服疲劳,克服困难,不为小敌迷惑,不为河流所阻,坚决实行敌人跑到哪里,我追到哪里,直至将其歼灭为止”。
“到11月11日,我们华野就把黄百韬兵团4个军合围在以碾庄圩为中心,南北3公里、东西6公里的区域内。”几天前,年轻的秦叔谨因出色的工作表现,被粟裕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作战股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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