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租佃关系自然相应扩大，而许多非分的经济负担却不断增加。如在苏州府和松江府，明末与洪熙元年（1425年）相比，地租最多的提高了两倍。地主利用他们对土地的垄断权，更加残酷地剥削压迫佃农，勒租杀害佃农的暴戾行为屡屡发生，不绝于史书。土地兼并愈烈，愈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产量下降了数倍，使社会生产日益萎缩。
由于自耕农破产，官田制度遭到破坏，大土地所有者又千方百计隐漏赋役，使得明政府的赋税来源越来越枯竭。明政府为了弥补空额，只有加重赋役剥削，加派田赋和杂税，再加上地方私派的层出不穷，使得人民无法应付，社会生产难以为继。始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除去崇祯八年（1635年）助饷不计外，三饷前后共征银17454062两，与当时全国田赋的正额几乎相等。田赋加派之外，明朝政府还加派关税、盐课并增收“杂项”。杂项的税目十分广泛，包括卫所屯田银、优免丁粮银、平粜仓谷银、房主税契银、典铺酌分银、抽扣工食银、马夫祗候银以及督抚公费银等。这些都是全国性的征收，那些地方性的私派，更是多如牛毛。明政府还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开始，派太监充当矿盐税使，在全国各地征税，大肆掠夺，使发展中的民间工商业受到严重摧残。
明末社会经济概况(2)
从万历初年起，明朝政府已处于明显的瘫痪状态，再加上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封建统治者提供了较丰富的物质条件，因此，他们在生活上更加奢侈、淫逸和腐化。仅皇帝的伙食费这一项开支，就从嘉靖时的每年17万两增加到万历中期的每年30万两 。封建统治者为了显示威风大兴土木，仅皇宫中三大殿建筑工程的采木一项就费银930多万两 。如此巨大的宫庭开支，是国家财政收入所难以承受的，更加促使已经枯竭的国家财政陷入全面危机的深渊。统治者为了扭转国家的财政危机，必然加紧对人民的疯狂掠夺，上面提到的田赋加派等赋役剥削的加重，只是其剥夺劳动人民的手段之一。此外，明对清战争的费用，镇压农民起义的消耗等等，也都转嫁给了人民。
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政治机构的瘫痪，黄淮长年失修，水患不断发生。广大农民因为生活日益贫困，无力抵御自然灾害，从而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现象。从万历到崇祯的70多年间，全国出现自然灾害年份较严重的就有60多个。如崇祯元年（1628年）陕北大旱，草木枯焦，灾民争相采食山间的蓬草、榆树皮和石粉，甚至“煮人肉以为食”，哀鸿遍野，“死者枕藉，臭气薰天”。人祸天灾，迫使广大人民死亡逃散，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明政府的残暴统治，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度摧残和破坏，社会经济陷入绝境。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五日，崇祯皇帝命赵士锦盘点国库，存银不满四千两，国库处于极度空虚的状态。在城镇，曾经极度繁华的市井衰败。由于明政府的横征暴敛，城镇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出现手工业生产停滞，商业萧条的局面。如嘉定的外冈镇，在万历初年时还是“四方之巨贾富驵，贸易花布者皆集于此”的“雄镇”，到了崇祯年间则“殆不可为镇”。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萎缩，商人的减少，商品奇缺，物价腾贵。崇祯年间各地的米价，比明中叶时上涨了数倍以至百倍。而统治者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大量发行铜钱，且粗制滥造又促使私钱盛行，结果造成金融混乱，信用呆滞。城镇人口却由于城镇官僚地主的增加，特别是大量破产农民的流入而不断增加，致使城镇人口中非生产人口和失业队伍扩大。那些被生活所迫流入城市的流民，有的卖儿卖女，有的沦为娼妓，依然生活无着。在农村，农业产量急遽下降，残酷的封建剥削和严重的自然灾害，迫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化，到处流离失所，濒临绝境。正是由于全国性的生产萎缩，社会经济的凋敝，广大人民欲生不得，只有揭竿而起，导致社会危机的总爆发。明末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震撼并最终推翻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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