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惯独裁专权的蒋介石看来，戴笠的势力已越来越大了。自己养虎遗患，若不及时“削藩”，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制造一个天衣无缝的“自然”发生的事件，让隐患彻底消除，是完全合乎蒋介石的品性和破除圈子的惯用手段的。

不过，从戴笠坠机而亡的事实来看，尚无有力的证据证明此乃蒋介石的“削藩”之举。可能，早已自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之手”的戴笠，在蒋介石尚未动手之时，就已经先死了。

那么，除了蒋介石之外，还有谁要置戴笠于死地呢?

马汉三谋杀说认为：戴笠是被自己的部下、得力干将、亲信马汉三所谋杀的。

不为别的，只为一把九龙宝剑。

说来话长。早在东陵大盗孙殿英掘坟挖墓后不久，这把从乾隆墓中盗得的国宝——九龙宝剑就到了戴笠手中。原来，一时成为社会舆论声讨对象的孙殿英想通过戴笠把此剑献给蒋介石，以求逃避罪责。戴笠既不想为孙殿英开脱，又不愿此独一无二的宝剑落到他人之手，也不想背负私藏国宝的恶名，故而先将宝剑交亲信部下马汉三保管。并言明，以后待机再收回。不想，1940年马汉三在张家口被日本特务抓捕。为保命，他主动献此剑给审讯的“东洋魔女”川岛芳子。并随之变节投敌，做起了“两面间谍”。对此情节，马汉三一直巧妙地隐瞒着，他人一无所知。戴笠还一直以为那把宝剑仍在马汉三手中呢!

日本投降时，马汉三刚好任军统北平站站长。他就在第一时间赶到川岛芳子住处，挖地三尺，终于找回了那把宝剑。失而复得，马汉三打算主动交还给戴笠，以掩盖献剑投敌的罪行。不想，戴笠到北平巡视，竟亲自提审了已被收押在监的川岛芳子。戴笠本想从她口中得到一些绝密的情报线索。不想为活命，川岛芳子主动交代了马汉三献剑投降的情节，戴笠大为震怒，他最恨那些对自己不忠的人。尽管马汉三一直是自己的心腹，但他已经有了这样不忠的行为，将其清理出核心圈子自然不会手软。

不过，在表面上老奸巨猾的戴笠仍不动声色，反而表示要重用马汉三。马汉三呢，自然非等闲之辈，他从戴笠出乎意料的过分平静和恩宠中察言观色到了潜藏的杀机。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马汉三演戏的功夫并不比戴笠差。他一方面把宝剑当面交给戴笠，表示完璧归赵;另一方面让自己的情妇兼机要秘书刘玉珠全程陪同戴笠，好见机行事。果然，好色如命的戴笠一见楚楚动人的刘玉珠，立即把对马汉三的怨恨忘到了脑后。

孰不知，色字头上一把刀，销魂之时往往就是魂断之日。

果然，就是那位有着华北督导员公开身份的床上尤物刘玉珠，在青岛陪同戴笠时，暗中在他乘坐的飞机上安装了定时炸弹。

一个谋杀过无数人的杀人恶魔，就这样被自己的部下用并不高明的手法谋杀了。

是一时失算?还是宿命如此?

戴笠死后，马汉三、刘玉珠即被军统秘密审讯并处决，可作为关乎其死因此种说法的有力佐证。

揭秘：戴笠受命蒋介石亲自暗杀多少重量级人物

六国饭店的枪声

1933年5月7日上午，一个打扮阔气的商人带着一个年轻、干练的随从住进了北平六国饭店。

这两个人别的房间不要，偏要住三楼。他们住下后，年轻人不时地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并假装不在意地向走廊两侧的窗子外看，时刻注意着各种动向。

中午12点刚过，年轻人紧张地回到房间，对中年商人说:“对面房间卫生间的窗户开了，里面有一男一女，男的五十多岁，高高的个子，下巴上有一绺长须。不知是不是?”中年人听后，假装有事，到那里走过一趟，回来后说:“不错，就是他。”“那我就干了。”年轻人说着，从包里取出手枪，张开机头，并下意识地瞄了瞄，然后，放下大褂的袖子遮住枪，就想往外走。

“你等一等，我下楼安排好汽车。”说着，商人急匆匆地走下楼去。

过了两三分钟，年轻人看看差不多了，便袖着手枪来到走廊上。从窗口看去，那个女的正在给老头系扣子。说时迟，那时快，他迅速端起手枪，屏住呼吸，“砰!砰!”对准那男的后心就是两枪。眼看着老头子倒在地上，女人撕心裂肺地叫起来，他转身就奔向楼梯口。

枪声震惊了人们，一群人迎面跑过来。年轻人一挥手枪，咬着牙喊道:“闪开!我在杀汉奸，没你们事。”乘那些人发愣的当口，飞快地跑下楼。这时，商人早把汽车停在门口，并打开车门等着他。

年轻人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汽车，车门没等关好，汽车已“呜”的一声，一溜烟开跑了。

“怎么样?”商人问。

“眼看他倒了下去。”年轻人呼哧呼哧地喘息着说。

“打了几枪?”

“记不清了，大概是两枪。”

原来，这两个人便是力行社特务处派去刺杀张敬尧的人。中年商人叫王天木，是特务处天津站站长。年轻人叫白世维，年方二十四岁，也是军校毕业，先后任抚宁县党务宣传员，兼临榆、抚宁民团教练官，后又任东北义勇军第二十七支队司令。他本不是特务处成员，但因与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关系密切，便推荐给华北区区长郑介民，执行这项任务。而郑介民又是受何应钦之命，布置这次暗杀的。

1933年，正是长城抗战后中日关系至为紧张的时期。自1933年1月以来，日军先后对热河、长城各口发动进攻，国民党军虽经激烈抵抗，但仍失陷热河和长城各口，日军并觊觎冀东。这时，新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何应钦得到情报，说日本侵略者准备利用孙传芳在天津、张敬尧在北平建立傀儡政权。这两个人，孙传芳做过五省联军总司令，张敬尧当过湖南督军，旧属较多，影响很大，一旦建立傀儡政权，对国民党威胁太大。于是，何应钦命令特务处华北区区长郑介民，找一个“忠实”的黄埔学生，暗杀张敬尧。这样，几经挑选，最后选中了白世维。

白世维受命后，即开始准备行动，郑介民还把自己的手枪摘给他，以示信任与鼓励。经过了解，得知张敬尧化名常石谷，住在东郊民巷六国饭店三楼。东郊民巷是使馆区，其治安由各帝国主义轮流值年负责。当年正是日本值年，所以张敬尧认为住在这里极为安全。他找了个女人陪伴，每天要睡到中午12点起床，他的四个保镖下午一点到这里，保护他活动。这就给王天木、白世维造成了可乘之机，在张起身后、保镖来前动了手。

王天木、白世维乘车脱身后，换了衣服，埋好手枪，才向郑介民汇报。郑介民让陈恭澍派人去探听消息，得知张敬尧被击中要害，生命垂危。

当天晚上，报纸登出六国饭店常住客人常石谷被刺消息。次日，各报纷纷报道:在六国饭店被刺身死的常石谷，就是前湖南督军张敬尧。据说，张敬尧被刺时，孙传芳由天津刚到六国饭店，听到枪声，知道不妙，跳窗逃入日本兵营，很长时间不敢出来活动。后来，他被侠女施剑翘刺杀。

有人以为，白世维刺杀张敬尧与戴笠无关。其实，关于张敬尧投靠日本人之事，就是戴笠命部下刺探得来的，而郑介民虽受何应钦之命布置，也必须经请示戴笠批准后才可行动。在刺杀重要人物上，戴笠是不敢自作主张的，他必然要请示蒋介石。而且，日本拉拢张敬尧，对蒋介石的统治影响甚大，所以，可以推断，刺杀张敬尧之事，也是蒋介石指使戴笠布置的工作之一。

杨杏佛喋血

1933年6月18日，距六国饭店张敬尧被刺仅一个多月，上海又发生了杨杏佛被乱枪打死的事件。

杨杏佛名铨，字杏佛，1893年生。江西玉山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时任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蒋介石之所以杀他，是因为对“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仇视。

周伟龙手下有个特务叫谢志磐，他常利用与唐绍仪的亲戚关系去唐家侦探情况，便知道了日本人去过唐家，但与唐绍仪谈的情况并不知道。由于戴笠催得紧，谢志磐只好把从唐家一些人口中听到的一句半句添油加醋地报告周伟龙，周伟龙为了邀功，再加上一点水分。到了戴笠那里，就成了日本与唐绍仪勾结的情报了。后来，戴笠又请在香港的杜月笙给唐绍仪写信，找人持信去上海见唐绍仪，劝唐立刻动身离沪，唐绍仪表示决不会当汉奸，一定要去香港，却没有马上动身的意思。杜月笙得到回信后，即告诉戴笠，说唐暂时不会离开上海。于是，戴笠一面向蒋介石汇报情况，一面布置暗杀行动。他综合周伟龙的报告和杜月笙的回信，认定唐绍仪会应日本人之请搞维持会。

1938年9月30日这天，谢志磐先与唐绍仪约好，说有古董商人要出卖古董。将一个仿古花瓶用盒子装好，内藏一把小钢斧，由赵理君扮成古董商人，另一个特务李阿大扮成伙计带着它，乘车前往唐绍仪家。

唐绍仪平生喜爱古董，恰此战乱时期，可以买到便宜货，便到客厅会见。赵理君进客厅时，乘人不备，将香烟盘上的四盒火柴都装入自己兜里，见唐绍仪来到，便假装抽烟找火柴，客厅里没有，唐绍仪便让佣人去找。佣人离开后，赵理君便请唐绍仪看花瓶，趁唐低头观看的刹那，“伙计”抽出事先准备好的斧头，狠狠地劈下去。可怜唐绍仪这个“三朝###”，连哼都没哼出一声，便丧生在这两个特务的手下。

两个特务得手后，急忙走出来上车，还煞有介事地回身打了个招呼“老太爷不必送了，请仔细看看，我们马上再送几件来。”说罢，车子就在保镖的眼皮底下开走了。

那个佣人取来火柴，一见老太爷倒在地上，流了一地的鲜血、脑浆，大喊了一声:“抓强盗!”便与保镖追了出去。这时，车已经开得飞快，拐个弯就不见了。他们记下了车号，赶紧报告租界警方，等发现汽车时，车内早就没人了。

唐绍仪死后，全国舆论哗然，国民党内的一些###知道是军统所为，纷纷向蒋介石表示不满，认为没有确凿证据，不该随便杀人。蒋介石没有办法，一边致电唐绍仪家属表示慰问，并寄去五千元钱治丧;一边以国民政府名义，明令褒扬，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以昭功绩。

一面杀人，一面慰问，这是蒋介石的惯用手法。而这一套手法除了寥寥几人知道外，芸芸众生都被瞒住了。这就是运用特务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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