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一部分女红军、女干部等留了下来，承担着献身革命与护卫家庭的双重重担，让这里成为了那场战争之外的另一个战场。本书以纪实手法记述了她们鲜为人知的命运。

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

周月林是中央苏区显赫一时的人物，亦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最有争议者。周月林又名周秀英，1906年12月27日出生于上海一个贫困的渔民家里，9岁时到纱厂做拣纱工。1924年，在地下党创办的工人夜校工友俱乐部，周月林开始接触革命理论。在五卅运动中，周月林带头儿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并由夜校教师张琴秋介绍入党，转而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周月林和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张佐臣结为夫妻。1926年10月，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在上海市总工会做保密工作的周月林的身份不慎暴露，只得秘密进入苏联海参崴党校深造。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张佐臣英勇就义，年仅21岁。在海参崴党校，周月林认识了中国党支部书记、政治老师梁柏台，迎来了新的爱情，经组织批准，不久便结婚。一年后，学业结束，周月林随梁柏台调往伯力省，担任华工俱乐部主任。梁柏台则专门进行红色法律研究，从事司法工作，还在伯力省法院担任过审判员。国内工农革命的消息传到苏联，周月林、梁柏台希望尽早归国，便越发珍惜在苏联的学习机会。周月林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瞿秋白在这里讲课，由此，二人认识了。1931年初，梁柏台再次来到莫斯科，找第三国际东方部要求回国，并提出要带妻子和两个女儿回家。东方部的领导同意他们回国，但是两个孩子要送进莫斯科的国际幼儿园。

经过不懈努力，延期四次的“一苏大会”确定了最后时刻表——1931年11月7日。可是，时至10月，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土地法、婚姻法及许多基本法都没有制定。在各方面的协调下，刘伯坚专程率精锐小部队，开辟了赣闽通道，把梁柏台、周月林等一路接送到瑞金叶坪村。梁柏台立即着手制定红色法律。“一苏大会”后，梁柏台成为司法部部长，后兼任内务部部长。周月林担任中共中央局妇女部部长。1934年1月21日，“二苏大”在瑞金沙洲坝中央大礼堂召开。周月林和梁柏台双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周月林和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等17个人组成中央主席团，为执行委员会闭幕之后最高政权机关，她是其中唯一的女性。“二苏大”后不久，毛主席又让周月林担任了中央苏区刚成立的国家医院院长。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周月林开始做走的准备。回国后，梁柏台和周月林又生下了一个儿子。长征出发前，中央作出决定，孩子不能随军，一律送人。他们流着泪将小儿子送给了一个农村妇女干部。中共中央突然决定，留守的同志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斗争。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因为陈毅生病，改派梁柏台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项英见到周月林说：“你也与梁柏台一起留下吧，在苏区做妇女工作。”“不，我还是想跟主力红军一起走。”气候转凉，军情紧迫，领导整日都在开会研究重大问题。周月林找了几次，都无法找到领导人。中央还确定让病重的瞿秋白留下坚持斗争。瞿秋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徐特立前往辞行，瞿秋白嘱咐身强力壮的马夫跟随徐老走，并把良驹黑马换给了徐老。一幕幕生离死别，催人泪下，也搅得周月林六神无主，心急如焚。好脾气的梁柏台劝道：“这种时候，领导更苦，算了，留下就留下吧。”一锤定音。周月林的悲剧从此开始。

张亮是项英的妻子，早年参加革命，婚后与他并肩战斗。1930年底，项英前往中央苏区赣南组建苏区中央局，张亮因为怀孕留在上海。1931年，张亮生下女儿项苏云，不久，即忍痛割爱，按照组织安排将女儿托付给陶行知，她则来到了项英身边。其时，项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革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张亮任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副指导员，康克清任指导员。总司令部下设6个局，指导员主要负责俱乐部工作，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也做战士的思想工作。业余时间，张亮会踩风琴，还有一双缠过后中途放了的小脚，还会吸烟，是那种铜制的水烟筒，常常连烟草也没有，就捡些豆叶掺着烟骨子吸。

红军长征，主力离开。项英、陈毅留守红区。数十万白军大兵压境，中央分局组织多次突围，大部分被打垮。人们只能隐蔽在山林里。中央分局决定撤销中央后方办事处，又临时决定让4个老弱病孕者离开，从香港转往上海治病及从事地下工作，分别是瞿秋白、何叔衡、张亮、周月林。同时决定，邓子恢跟他们同路出发，插到福建省的龙岩、永定一带打游击。项英对与张亮的分别心情很复杂，思前想后，决定让她随瞿秋白一行先去福建，然后赴上海。但是，这一别，各经生死之途，相见竟是“敌我”了。

1935年2月20日，瞿秋白一行化装成香菇商客和眷属，启程上路。张亮正怀着孕，有很大的妊娠反应，跟着部队急行军，又是小脚，走路全靠脚后跟使劲儿，早已起了血泡，不但不能洗澡，有时脸都洗不了，加上怀孕尿频，琐事很多。经过大约4天的昼伏夜行，队伍通过了白军层层封锁，准备在水口镇歇一歇，下午再走。水口镇一带驻扎着白军保安十四团的一个营，营长叫李玉。这天早晨，李玉得到地主武装“义勇队”的报告，附近发现小股红军。李玉立即率队实行围攻。枪声一响，红军护送队长丁头牌竟然转眼就逃得无影无踪。邓子恢大吼一声，亲自组织部队战斗。激战一个时辰，白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何叔衡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砰”的一声，从悬崖滚落到下面的田野。瞿秋白患肺病正在发烧，躺在担架上根本动弹不了。周月林随混乱的人群跑上后山顶，却没有下山的路，只能往山下滚，终于脱险了。

可是，周月林四下一看，瞿秋白不见了，竟然返身向包围圈走去。瞿秋白见到周月林，挣扎着说：“你来了，这就好了。”周月林陪同瞿秋白慢慢往前走，过了一会儿，看到张亮在前面。张亮临近分娩期，走不动了。3个人半歇半走，走了好一会儿，才到半山腰。敌人的吆喝声越来越近，死亡也一步步逼近。瞿秋白看见前面有间破屋子，说：“我们去里面休息休息吧。”周月林万般无奈地说：“你们进去休息，我再到别的地方看看。”周月林发现不远处有冬茅草丛，掩映着小水塘，是很好的藏身之处，便试探着钻了进去。瞿秋白、张亮并没进破屋子，而是原地坐着看周月林，见她找到了地方，便说：“我们还是躲到你那儿去吧。”二人摸索着向下走。瞿秋白在草丛边滑了一跤，好在被一棵小树拦挡住。临近搜索的白军看见小树摇晃，立即警觉起来，向草丛包抄而来。3个人像落汤鸡一样被押了上来。白军们争先恐后冲上来，把他们的衣服、裤子兜全部翻了一遍，搜出港元、黄金等。

三个人被押到水口镇，即行审讯。离开福建省委前，数人曾经设计了万一被捕的应对口供，周月林初供名陈秀英，继供名黄秀英，系红军护士，在瑞金担任“国家医院”院长时学会了打针、换药和接生。张亮供名周莲玉，系香菇客商的老婆，是被红军“绑票勒赎者”。瞿秋白供名林琪祥，36岁，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来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又入医学校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游历福建漳州，因红军打进漳州，被俘虏送往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红军主力长征后，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1935年1月，携款逃跑，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由保卫局人员看押，准备天明再走，不意被白军所俘。

李玉对瞿秋白并不在乎，却打上了周月林的主意。到了上杭，李玉不将周月林关入监狱，却把她安排在营房。两天后，李玉向团长钟绍葵说：“我妻子即将生产，找不到接生婆，想让被俘护士陈秀英到家中服侍，以便接生和伺候月子。”钟绍葵乐得做顺水人情。周月林便到李玉家中当了“保姆”。上杭县城一家糖果店老板，名叫林鸿昌(又名林晴光)，没有孩子，便把张亮保释出去，讲好生下的孩子归他所有。白军把瞿秋白关在狱中，审不出什么名堂，要他在当地或外地寻找铺保，拿钱、取保。瞿秋白立即写信，托人转给上海的鲁迅、周建人、杨之华，要他们设法营救。鲁迅交50块银元，杨之华连同做的几件衣物一并寄往福建，出面做铺保的老板也找到了……

一个月过去了，周月林在李家混熟，想等局势稍稳瞅准机会逃走。不料，局势继续恶化。4月10日，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红军与白军第八师激烈交战，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不幸牺牲。万永诚的妻子徐氏被捕，终究不敌酷刑，不但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而且供认出瞿秋白、周月林、张亮等均于一个月前被俘。白军立即紧急排查，通过其他几个方面的情报，纷纷证实了该情况，林琪祥、黄秀英、周莲玉即是瞿秋白、周月林、张亮。白军找来两个被俘红军叛徒，一个叫杨岳彬，一个叫朱森。在瑞金中央工作期间，他们对周月林和张亮都很熟。经过他们分别认证，她们的身份彻底暴露了。

4月25日左右，保安第十四团将瞿秋白押往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将已经保释的张亮、周月林赶紧收回羁押，解送龙岩。钟绍葵一路上亲自押送，故作体贴状，想先得到她们的口供，不过一无所获。翌日中午，一行人抵达丰年桥。钟绍葵及副官张友民让周月林、张亮同桌吃饭，不过依然什么情报也没得到。瞿秋白仍然和白军虚与周旋。白军即唤叛徒郑大鹏当堂指认。郑大鹏原先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是瞿秋白的直接部属。在郑大鹏的指认下，瞿秋白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消息传来，钟绍葵狂喜不已，5月14日向南京发邀功请奖电报。军政部经查后给钟部拨发奖金10万银元，中途却被福建省政府雁过拔毛，只发给钟部3万元了事。审讯继续进行，其间，周月林亦被叛徒当堂指认身份。敌人对周月林软硬兼施，企图让她供出中央苏区和香港、上海交通联络的接头地点、暗号。可是，周月林始终守口如瓶，张亮也不为所动。1935年9月20日，敌人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分别判处周月林、张亮有期徒刑十年。

在国民党的龙岩监狱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下一个男孩儿。七七事变后，抗日高潮来临。1937年7月15日，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协议。9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梁柏台有一个小学同学陈士明，在闽西某地担任国民党要职，偶然得知龙岩监狱关着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便找熟人疏通。在共产党一再要求下，国民党也已经开始释放政治犯。1937年10月2日，周月林、张亮提前获释。

周月林第一个念头便是寻找梁柏台，张亮带着孩子与她同行。在浙江省新昌县的婆家，周月林得到的却是梁柏台已经去世的噩耗。这也加剧了张亮对项英的思念。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寇侵略的战火迅速向江南燃烧。经过商议，张亮与周月林冒险前往寻找项英，不料途中遇到战事，走散了。

1938年，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项英来到延安期间，与从未谋面的女儿项苏云和儿子项学诚团圆。两个孩子均系张亮所生。1930年11月下旬，项英由中央机关的交通员护送，从上海去福建，转赴江西中央苏区。张亮于1931年3月在上海生下女儿后，也去了中央苏区，把女儿托给了教育家陶行知在英租界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后来，国民党强行把孤儿院关闭了。陶行知又把项苏云送到了他在淮安创办的新安小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项苏云1938年初被辗转送到延安。这一次父子团聚仅仅12天。1948年，项苏云被送往苏联学习，同去的有21个人，都是革命烈士与中央领导的子女。学成归国后，项苏云在纺织部门工作，1991年在中国科协退休。新中国成立后，项学诚曾在北海舰队工作，1974年去世。

失散后，周月林从上海转道武汉，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因为没有介绍信，周月林只好返转上海，回到了娘家，谁知父母早已去世。为了生活，经人撮合，周月林和一个穷苦的船工结成了伴侣。周月林的儿子沙洲留在瑞金。妇女干部为了保护沙洲，背着他四处转移，仍被“还乡团”捕获，押于大牢，他则不幸生病夭折。新中国成立后，周月林向张琴秋及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伸出了求援的手，请他们帮助恢复组织关系。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逝世20周年，其遗骨安葬仪式在八宝山公墓隆重举行。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元凶。和瞿秋白一起被俘，为什么周月林和张亮没有被杀害?正值肃反运动，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奉命将周月林逮捕，28日将她押抵北京，关进了功德林监狱。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案情拖宕了10年。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周月林被送往京郊的劳改农场服刑。1969年10月，周月林被遣送到山西省榆次市女子监狱。1977年12月，周月林服刑期满，然而鉴于“罪行重大”，继续被关押。1979年8月，周月林再次提出申诉。有关部门认真核查，在当年国民党的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形成了瞿秋白被何人出卖的有力证据，推翻了“张亮、周月林出卖瞿秋白”之说。1979年11月15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复审，终于为73岁的周月林平反昭雪。1980年，山西省委组织部为周月林落实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予以享受离休红军干部待遇。按照本人意愿，周月林被安置在梁柏台的家乡新昌定居。1997年底，91岁的周月林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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