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曹魏屯田的兴办，本书第三章已经提及，这里再进一步探讨如下：

曹魏屯田，颇为史家重视，唯其中一些问题，迄未取得一致意见，因之在叙述时，便不能不按照自己认为稳妥的想法陈说。屯田制度固完善于曹魏，其渊源尚可追溯到汉代以前。我先民自古即注重农事，操国柄者皆知战胜或御敌，都离不开军粮供应。故晁错《论贵粟疏》引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神农”虽非真有其人，但假托者至少亦为战国时人，则可相信。秦孝公时，商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像商鞅这样给移民以国有土地而今其耕作，再以所产粮谷供应军食的策略，已与曹魏募民屯田有类似的目的与情况。《竹书纪年》载：“魏襄王十七年（前302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以西）；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斥逐匈奴后，在今年蒙古自治区河套一带置四十四个县城。以上两种措施显系移民垦殖，以供军食而固边防。《汉书》卷64上《主父偃传》载主父偃对汉武帝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其中“内省转输戍漕”语，无论对秦对汉都同样适用，如果说秦始皇置县移民，原无就地产粮供军以省从内地运粮的用意，未免低估古人。可以相信屯田从战国时已见端倪，至秦而完成。

晁错在其著名的《守边备塞疏》，即吸收了前代移民实边的经验而发扬完善之。其要点为使移民有配偶、室屋、土地、田器；还建立伍、里、连、邑组织，于农暇进行军事教习，并修筑防御工事。疏中所言安置内地移民诸措施，如“审其土地之宜”；“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都与曹魏屯田相类似。其渊源关系不言而喻。汉武帝时，随着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和西域的开通，汉在河西、新秦中等地屡兴屯田。东汉初年，陇西太守马援在苑川（今甘肃榆中县大营川地区）兴办之屯田，将收获物与田户中分，为屯田收租开一新法，而为曹魏所沿用。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徐州牧陶谦表陈登为典农校尉，“登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稻丰积”。陈登屯田时间较曹操在许屯田早三年。

所有以上事实，表明屯田之制，并非曹操独创，而是商鞅变法以来长期积累演进的结果。至于曹魏屯田规模与作用之大，则为前代与后世所不及。

曹魏屯田的兴办，陈寿在《三国志》卷1《武帝纪》只有极简短的叙述：

是岁（建安元年），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

裴注于此下引《魏书》言：

《资治通鉴》卷62建安元年载：

从以上三处已载看：裴注引《魏书》把屯田的创办，归功于曹操本人，未提谁曾向操建议屯田之事。《通鉴》则引用了《魏书》对当时诸军普遍缺粮的叙述，可是只字未提操本人原来对兴办屯田有何想法，同《武帝纪》一样突出枣祗的屯田建议，而只言操从之。我以为《魏书》所引操鉴于“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日定西域”而积极主张屯田之语，必有所本。从《曹操集》看，操素有“三年耕为九年畜”和“为战士爱粮”的农战思想；他自幼熟读兵书，对足食强兵之道，早有借鉴：且生死攸关的军食需要也必定使操产生兴办屯田的意图。操起兵后，屡遭败?，兵少粮单，时而因粮尽退军，时而不得不吃人肉脯，直到建安元年在往迎献帝途中，仍不得不令士兵食干椹充饥。因此，操本人不能不产生修农畜粮的强烈要求。故当操破汝颖黄中时，得到许多耕牛农具，恰恰正是屯田所需，因之在操召集的“大议损益”会议上，枣祗首先提出兴办屯田，正与操意同，于是屯田遂得以创办。我们知道，一个军政领导者在有所作为时，往往先召开会议，广泛听取群下意见，然后决定取舍。假若先抛出自己的主张，然后交群下讨论，就会挫伤群下主动思维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观察群下的识见和才能。我们讲兴办屯田时，既肯定枣祗的首倡之功，同时也要肯定曹操善于借鉴先代良式和择善而从的识见。

枣祗不仅是曹魏屯田的最早倡议者，也是兴办屯田的领导者，建安元年枣祗在许创办屯田成功，始广泛推行于各地。因枣祗对屯田事业贡献很大，他死后，曹操曾下令嘉奖说：

此令是有关屯田的第一手资料，在兴办屯田的具体措施上，枣祗力排众议，确立了最能“丰足军用”的“分田之术”。由于枣祗功效卓著，故祗死后，操特地下令表扬，充分显示了枣祗在曹魏屯田中的突出作用。

在执行屯田任务中，任峻和国渊的贡献也很大。枣祗兴办屯田成功后，曹操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主管屯田事。《三国志》卷16《任峻传》言“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

国渊原为曹操司空掾属，继枣祗、任峻之后，典掌屯田事，“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丰实，百姓竞劝乐业”。由此看来，操为司空时，总管屯田事业的乃是国渊，而非以往人们所说的大司农。

对曹操屯田有贡献的人，还应提到袁涣。《三国志》卷11《袁涣传》言：

由上可知，刚召募人民屯田时，人民习惯于自耕自食的生产模式，一旦被强迫放置在国有土地上耕作，既疑虑谷物成熟后自己能否得到实惠，也厌恶军事编制的严格束缚，因此便擅自逃亡。不屑说，典农官对待逃亡者的办法是追捕和惩罚。这样更加重了屯民的畏惧，甚至出现怠工情绪。袁涣向曹操建议变强迫为自由应募，既可使人民自觉自愿地参加屯田，也迫使典农官不敢过分虐待屯田民，从而有利于生产和积聚粮谷。袁涣的建议，得到了曹操的听从，从而得到了百姓的欢迎。当然，所谓“顺行民意”，也只能有限度地作到，但总会有所改善。所以说，曹魏屯田所以能成功，不仅归功于倡议者和执行者，也应当赞扬使屯田得以顺利进行的袁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