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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出高徒:旷世奇才蒋百里对薛岳面授机宜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历史趣闻 来源: 记忆方法网

说到这里,蒋百里话锋一转:“对日作战,不论打到什么地步,穷尽输光不要紧,最终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协,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讲和!”

摘编自:《万家岭大捷》,作者:叶绍荣,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就在薛岳即将离开武汉,准备返回前线的当儿,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竟在这里又一次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天才军事家蒋百里。

蒋百里又名蒋方震,被誉为中国现代兵学泰斗,是蒋介石十分倚重的高级幕僚,同时也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被誉为“民国国防思想的奠基石”,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蒋百里因而成为中国近代国防思想的奠基人。蒋百里精研兵法,胸藏韬略,是中国现代军事史上不可多得的旷世奇才。蒋百里资历颇深,是一位元老级的智囊型人物。这位只谈武不动武,只谈兵不带兵的将军,曾为各路军阀所器重,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等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走马灯般的风云人物,都曾三顾茅庐,虚席以待,诚聘他为参谋长或顾问,但真正让蒋百里看得上的还是蒋介石。

有关蒋百里的种种传奇,薛岳更是如雷贯耳:

1917年,薛岳尚为保定陆军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学生时,就对曾经担任首任保定陆军学校校长的蒋百里仰慕不已。因蒋百里的造诣和声望,尽管蒋百里任该校校长只有七个月,历届保定军校毕业生却皆自称其弟子,并以蒋百里弟子为荣。

蒋百里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他是令日本最感头痛的战略家,也是日本陆军历史上极为尴尬的人物。用日本人的话说,中国的蒋百里虽是一位只讲武不动武的陆军上将,但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日本陆军:第一次是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轻松夺得第一名。在日本所有毕业生面前,日本天皇按惯例将自己的佩剑授予了他,而他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的荒木贞夫则只有在台下鼓掌和干瞪眼的份,与荒木贞夫一起在台下鼓掌和干瞪眼的同期毕业的同学还有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等后来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蒋百里潇洒轻松地带着日本天皇的佩剑扬长而去,此恨绵绵,荒木贞夫等认为这是日本陆军的奇耻大辱。蒋百里第二次打败日本陆军就是他对日军入侵中国进攻路线和结局的准确预断。

有关蒋百里的传奇,还有一件事让薛岳惊叹不已:

1932年2月1日,蒋百里和他的友人曹聚仁等人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蒋百里手持一张上海《每日新闻》,突然指着《每日新闻》上他正在看的一则电讯让曹聚仁等人看,曹聚仁等人一看,那只不过是一则普通的简短电讯,那电讯上说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昨天晋谒天皇,蒋百里说这就是报告日本出兵的意思。以日本的运输能力,以及由长崎到上海的水程,蒋百里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对曹聚仁等人说,六天之后,即7日早晨,日军会有一个师团到达上海。曹聚仁等人当时并不以为然,但六天后,果然被蒋百里言中:7日早晨,日军的第九师团果然毫厘不爽地开到了上海,参加作战了。曹聚仁等友人连连称奇,此事在当时广为流传。

当时蒋百里并无内部消息和其他特殊途径,依据一则寻常新闻,就能推断出日本即将出兵,没有对日本战时行政体制的透彻了解,没有对岛国国民性格的整体把握,没有对日本运输、交通、运量、军队建制、后勤补给等方面的常识储备,蒋百里不可能料事如神。

这是薛岳与蒋百里第三次见面。

薛岳第一次见到蒋百里是去年7月初,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期间,当他得知蒋百里陪同国民政府的意大利高级顾问史丹法尼到了庐山,薛岳便以保定军校学生的身份,执弟子礼慕名拜访了他。

言谈中,薛岳得知蒋百里对蒋介石评价甚高,他说:“全国的大军人,我几乎无一不认识。论到紧要关头,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我觉得全国人物中,无有能出蒋(介石)之右者,他有今天的成功,绝非偶然。世界上够得上当领袖的,没有一个不是意志坚定,百折不挠,蒋(介石)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蒋介石对蒋百里也十分信任,他将自己的小儿子蒋纬国送到蒋百里的身边,担任蒋百里的随从副官。

谁知见面没几天,薛岳在蒋介石庐山的宅邸“美庐”,又一次见到了蒋百里。

那是1937年7月8日清晨,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从北平传到国民政府的夏都庐山,引起庐山一片恐慌。这天深夜,薛岳应约去“美庐”见蒋介石,当他走进“美庐”时,竟与蒋百里不期而遇。

委员长深夜问计于蒋百里,可见他当时的心里并不踏实。

薛岳走进“美庐”时,两人谈兴正浓,当得知大敌当前,蒋介石还在为国内混乱的局势忧虑时,蒋百里说:

“委员长不必担忧,一个歪曲的社会,到了抗战时代,天然的会正直起来。日本的侵略,实际上反而刺激了中国人的爱国精神,反而促成了中国的全民团结,加速了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民族解放的进程。日本是一个缺乏内省能力的性急的民族,他们不可能知道,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日本人欺软怕硬,他们要以有限的能力来满足无限的欲望”

说到这里,蒋百里话锋一转:

“对日作战,不论打到什么地步,穷尽输光不要紧,最终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协,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讲和!”

当谈到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策略时,蒋百里说:

“中国军队的武器和兵员素质不如日本,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因此,我们要力图避免在无险可依的北方平原上与敌决战,想方设法迫使日军主力改变进攻路线,将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吸引到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消解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

日本兵力虽强,但它有致命的弱势:日本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奇缺;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而中国人口众多,兵员充足;领土广大,资源丰富。基于此,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我们则应反其道而行之,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的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蒋百里对抗战前景的预断,如空谷足音,让薛岳茅塞顿开。

此时此刻,薛岳想起了委员长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仅一个月零几天的时间里,便于8月13日迫不及待地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淞沪会战”,原来是为了把日军的主力和战场的重心吸引到南方,薛岳不得不佩服统帅部的深谋远虑。

更让薛岳惊奇和佩服的是,抗日战场的八年血战,日军正是按照蒋百里的断言,老老实实地由东向西,前进到湖南,便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

在庐山宁静而躁动的“美庐”里,蒋百里声音不高,然而在薛岳听来,却声如金石,字字铿锵。在以后的日子里,对蒋百里的预断,薛岳更是感同身受。

1939年1月17日,武汉会战后不久,薛岳晋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同年10月1日,晋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当日军打到他的湖南地界,果真如同撞上了铜墙铁壁,端的再也没有越过湖南半步见到蒋百里之后,薛岳想起昨天的高级军事会议上众将们对日军进攻方向的担忧,说实在的,薛岳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徐州会战后,日军的主力目前尚还在郑州、开封一线,他们的最佳攻击路线应该是从就近的平汉线从北向南进攻武汉,那里一马平川,利于其现代化装备部队的进攻,而我军却把作战的重心放在大别山和长江南北两岸,这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他想起了高级军事会议上何应钦欲言又止的尴尬,想起了委员长虽云遮雾罩却十分肯定的语气,他事后问他的好友陈诚,陈诚也是吞吞吐吐不着要领。薛岳觉得这里面定有玄机,现在有幸见到自己敬佩的老师,正好问个明白。

听完薛岳的疑问,蒋百里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给他透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1938年6月3日,也就是高级军事会议开会的前两天,在日军猛攻开封,郑州告急的情况下,万般无奈的蒋介石终于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请求掘堤黄河,“以水反攻制敌”的报告上签了字,命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在已成地上河的黄河赵口掘堤放水,未成。后来,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又率部日夜不停地在花园口的大堤上挖掘引爆成功

薛岳一听,不由得大惊失色。水火无情,水能淹日军,也会淹自己人啊!此次决堤,还不知会给老百姓造成多大的灾难!

数天后,也就是1938年6月9日,决堤的黄河如一条咆哮的巨龙,从决口处翻滚奔涌而下,所到之处一片汪洋,一时阻滞了日军的进攻,使其陷入困境,被迫改变西取郑州沿平汉线南下由北向南的进攻方向,改为绕道至大别山和长江南北两岸由东向西进攻武汉。水淹日军的同时,也让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县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水乡泽国,89万人淹死,1000多万人背井离乡无家可归。

“想不到委员长手中还有这样一招狠棋,怪不得他在会上的口气那么硬!”

说完之后,薛岳只觉得喉头涨哽,内心深处五味杂陈。自己的军队不能抵挡住入侵家园的强盗,而只能以水代兵,给自己的百姓带来如此大的灾难,仗打到这个分上,作为军人,惭愧啊!

蒋百里见薛岳难受的样子,便说:

“伯陵啊,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国力不如人!军力不如人!出此下策,也是无可奈何啊”

蒋百里又说:

“不过,此招我们不用,日本人也会用,若是让日本人抢了先,后果就不堪设想!”

“是啊,战争中,灾难本来就不可避免,只是这代价实在是太惨重了!不过,这样一来,在战略上我们战胜了敌人!到目前为止,日军的进攻路线,可是老老实实地按照老师所设计的那样,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变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丝毫也没走样,老师的预断如此神奇,真是诸葛亮再世啊!”

薛岳从内心深处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此时此刻,去年7月8日深夜,蒋百里在庐山“美庐”对日军入侵中国进攻路线的预断又一次回旋在薛岳的脑际。

“到了长江流域,可就由不得他们了!”

说到这里,蒋百里显出兴奋的神色:

“伯陵,此次武汉会战,委员长将你的第一兵团部署在南浔线,那里地处长江以南鄱阳湖以西,1926年我任孙传芳总参议时,与你们的北伐军打过仗,熟悉那里的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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