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7月31日，革命党人、新闻记者沈荩被杖毙狱中。其死因扑朔迷离，一种说法是由于泄露清廷与俄国签订的秘密条约而惹来杀身之祸;另一说法是各地报界事故频发，清廷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沈荩之死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清廷对于此案的处理方式，不但没有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反而引起中外舆论的强烈反响。
惨死狱中
沈荩，祖籍江苏吴县，随其祖到湖南，寄籍善化(今长沙县)。沈荩自幼天资聪颖，为人狂放不羁，鄙视科举，无意功名，但心怀大志，常与友人纵谈天下之事，并与好友组成文社，议论时政，因成员有12人，湘人称为“十二神”。在维新变法时期，沈荩与谭嗣同、唐才常交往密切，积极参与新政。变法失败后，他随唐才常来到上海，与唐才常等组织自立会，筹组自立军，往返于湘鄂之间，准备发动武装起义。1900年，自立军起义，沈荩为右军统领，起事于湖北新堤(今洪湖)。由于经费缺乏，部署疏漏，汉口自立军机关被张之洞破获，沈荩之右军也旋即告败，唐才常等遇难。自此沈荩进入清廷缉拿黑名单，开始了逃亡生活，经武昌至上海，辗转于京津等地，于1903年7月10日被捕。
沈荩被捕后，清廷唯恐夜长梦多，决定速杀之。他从被捕到被杀仅20天。因7月正值光绪帝生日，为万寿月，一般不杀人，慈禧太后决定改为杖毙，即用棍棒活活打死。时《大公报》载，行刑之状惨不忍睹，刑部“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一年后，维新志士王照获罪下狱，恰巧关在同间牢房，其《方家园杂咏纪事》记：“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沈荩死时惨烈之状，不忍回想。
死因之谜
按清律，颠覆朝廷之罪当诛九族，以此推论，沈荩被杀本属难免，但行刑时间和行刑方式却给后人留下诸多疑惑。中国古代处决犯人有时间规定，常规是“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清代刑法规定，“每年正月、六月及冬至以前十日，夏至以前五日，一应立决人犯及秋、朝审处决重囚，皆停止行刑。”处决沈荩正为夏季，不符常规。采取杖毙之刑，也令人生疑，据此引发对沈荩之死的诸多猜测。
一种猜测认为沈荩作为记者，泄露了中俄秘密条约，招来杀身之祸。持这种说法者以章士钊撰写的《沈荩》一书为代表。据章书记载，1903年3月，“俄政府有要求满政府之密约七条，如下：(一)清国不可将东三省之地卖与或租赁于列国。(二)沿营口至北京之电线铁路，俄国可于其旁另自架设别线。(三)不论何事，清国于北清苟有建设，不得佣雇他国人。(四)营口海关税务，当使中俄银行管理，税关长必用俄国人，且令税关兼理检疫事务。(五)东三省地除营口外，不得开放为通商市场。(六)蒙古之行政组织不得有所变更。(七)拳匪乱事以前，俄国所得之权利，不得有所损害。”章士钊称：沈荩作为记者获取密约内容并公布中外，全国震惊，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又因条约涉及列强在华利益，各国亦颇多微词，清廷一时间不知所措。后经调查乃沈荩散布所为，恼羞成怒，于是杖毙沈荩。针对这种说法，当时报刊《江苏》和《浙江潮》也发表过评论：“沈荩之被惨戮，其原因终不得而知。或曰：满政府与俄人订密约七条时，沈君适为天津某报馆之访事，闻之而首发表于某报纸。其事既表白于天下，于是内地各处电达政府，竭力抗拒者踵相接。满政府因而怒沈君，遂杖杀之。”但经过研究，彭平一先生《关于沈荩与“沈荩案”若干史实的补证》、严洪昌先生《1903年“沈荩案”及其影响》两文对沈荩泄露密约一说均提出质疑，并已论证其不可能发生。
另一种猜测认为清廷有杀一儆百之意，以泄私愤。1903年，《苏报》在上海外国租界地区因发表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文章，遭到镇压。当时《苏报》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大力赞扬和鼓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专制。之后，又发表章炳麟(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直呼光绪皇帝为“载?小丑”，讥讽康有为和慈禧太后都是“汉族公仇”。于是，清廷宣拿章炳麟、邹容等人，要将辱骂皇帝、宣传革命的章、邹二人处以极刑。但因此事发生在公租界，按照《上海租借权限章程》规定，原告应在公租界审判。由于列强在侵华过程中矛盾错综复杂，对于清廷的“引渡”要求，态度不尽一致。据《中外日报》载：“近在北京地方各公使因上海苏报馆一案，英国参赞之意，以为诸人不应交与华官，日本公使以为未尝拘人。以前上海道既与各国领事立有约章，现在即应照约办理。惟俄、法两国则欲助中国政府，将诸人交于华官，故其中彼等之意见各不相同。美公使之意以为莫妙于仍交上海领事办理此事也。”正在各方争论不下之际，沈荩被捕。清廷对当时报界鼓吹革命早已恨之入骨，可怜沈荩，遂成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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