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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云台居士是曾国藩的外孙。祖籍湖南省衡山县，1880年10月出生于长沙，父亲聂缉?（历任上海道台、安徽巡抚、浙江巡抚）。母亲曾纪芬，是曾国藩之女。聂云台排行老三。聂云台居士一生亲眼目睹诸多显赫世家的兴衰沉浮。抗战期间，上海社会崇尚华丽，奢侈成风。聂云台老居士有感而作，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融合历史的经验教训，1942年到1943年，撰写佛教小册《保富法》，劝人散财布施，在《申报》上连载，一时传为佳话。1953年12月12日在上海病逝，年73岁。

上篇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做官，有的从商，都是炫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业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是上海这样，在我湖南的家乡，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其中文官多人，财产比较不多的，后人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钱最少的，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门而闻名；李勇毅公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的后人，十年前，有在上海做官的。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的后人多数都是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二十万银两的（多数是战事平定以后，继续统兵，可以缺额，才能发财）。至于拥有五、六十万到百万银两财产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杨家等，都是后来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金陵克复的时候，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时候，改用淮军。所以湘军的老将，富有的非常少）。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我家与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凋零，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

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最显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个房子，也未曾买过田地一亩。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中只要有一张盐票，就称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因此在他逝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而君子却是不为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道：“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这叫作表里如一，即是诚意、毋自欺，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如果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的诸葛公是同一风格。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洁，就是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钱，那么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小了。

请看一看近数十年来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为人长官的廉洁与不廉洁，影响非常大。所以，《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幸福，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

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做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住宅，后来听见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使苏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么多数人都兴发显贵，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宫。他的儿子们曾经请他在京里购买园宅一所，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地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先生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做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四个儿子都做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意思，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多数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分子。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是由他决策，他却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人民，因为元太祖好杀，而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发生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非常见效。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做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钱，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因反对英国，以致于引起了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要发财，当时发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的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就是其中的一人，道德亦非常的崇高。

再看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做装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会发这样的大财。而当时的林文忠公，有财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佬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的岳父萧家，就认识这位富翁（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组安先生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只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着闭目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反。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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