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八部是一部悲剧，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萧峰选择自杀却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故事是这样子的：耶律洪基允诺永生不再侵宋之后斥责萧峰不配做契丹人，萧峰一下子情绪激动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拔箭刺向自己的胸膛：死掉了!一开始我也是拒接接受这样的结局的，可是作为一个理性的菇凉，我还是愿意相信金庸这样安排是有道理的。在我苦苦思索这个问题多年后终于有一天在电脑桌前顿悟：萧峰的自杀是金庸一手编造的成人童话破灭的结果，也是金庸在民族主义的道路上走不下去的结果。

　　理论背景

　　民族主义起源于近代欧洲，这种以本民族为忠诚对象，呼唤热烈的民族情感并呼吁为本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思想潮流奠定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但内在包含于这种思想的对本民族的狂热崇拜也使其同时具有对其他民族狂热的排斥的可能性。

　　天龙八部的故事背景设置在宋辽时期，从严格意义上我们并不能用民族主义的框架来对其进行分析。但鉴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自秦汉起，我们的文化中又多少有着十分明确的“夷夏之辨”，民族国家的轮廓若隐若现。而天龙八部的朝代背景相较于其他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朝代诸如汉唐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即这个朝代更多的是一个汉民族政权;同期存在的西夏、大辽、大理等政权亦有自己的“代表民族”。因此这是一个非常接近的民族国家林立的时期。

　　天龙八部不是一部典型的武侠，很大程度上，金庸展示的并非历尽坎坷，英雄成名的常规主题。在天龙八部所框架的世界中，萧峰从一出场就是以功成名就的身份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而其向后的叙事也就不再是成为英雄而是英雄是怎样走向毁灭的。英雄的毁灭多重原因造成的，但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从天龙八部所体现的民族主义的角度来分析萧峰之死。

　　故事分析

　　正如俄狄浦斯王一样，萧峰的悲剧，是从一出生就埋下的种子。

　　三十多年前，萧远山携爱妻前往中原探亲，原本稀疏平常的事情，却因为他们是契丹人而遭到汪帮主等一干人等的血腥屠杀。汪帮主及带头大哥固然是受到了慕容博虚假信息的蒙骗而采取了这次盲目的行为，但基于夷夏之辨的精忠报国的思想却是深深根植于大宋侠义人士心中。因此即使是在这次流血的惨痛的悲剧之后，汪剑通等人的民族主义观念并没有丝毫改变：因为萧峰流着契丹人的血，所以汪剑通在任命萧峰为帮主之前要他立三件大功来证明他的忠诚;因为他是契丹人，即使在任命萧峰为帮主之后依然要留信一封，提醒丐帮长老提防萧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想来一直盘桓在汪帮主的心头。

　　杏子林事件之前，萧峰是乔峰，是一心报国、义薄云天的丐帮帮主，是受人敬重的英雄好汉，更重要的是他是自己认为也是他人所接受的一个汉人。这一民族身份构成了乔峰世界观的起点，他是汉人，所以他要杀掉“契丹狗”保家卫国。在宋朝这个一个漂泊的积贫积弱的朝代，“精忠报国”自然是被社会所推崇的。他并不需要考虑这其中的对错，因为历史、文化、社会已经预先假定了这一逻辑的合乎正义性。

　　杏子林马夫人以极其恶毒的方式指出乔峰契丹人的身份，萧峰开始不见容于中原武林，悲剧色彩开始吞噬英雄的光芒，并不断走向高潮。

　　杏子林之后，支撑萧峰复国仇的基础崩塌，萧峰转向“家恨”。他苦苦寻觅，却发现置自己于不义之地的“大恶人”是自己的父亲，发现导致他家破人亡的“带头大哥”是少林主持，发现自己复仇的结果是心爱的女人死于自己的掌下。

　　以汪帮主为代表的正义消灭契丹人的正义人士制造了悲剧，却并不需要承受悲剧。他丝毫不需要为他所杀掉的契丹人自责、悔恨、反省。这些工作需要一个拥有双重民族身份并能超越民族的萧峰来完成。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悲剧则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而最残忍的悲剧就是制造一个美的、理想化的、超越的人，然后将其毁掉。

　　雁门关，复“家恨”不得的萧峰很快被放置在一个更大的困境之下。辽王意欲南下侵宋，萧峰力阻，“你可曾见过边关智商。宋辽相互仇杀的惨状?可曾见过宋人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倘若刀兵再起，契丹铁骑侵入南朝，你可知将有多少宋人惨死?多少辽人死于非命?”历经沧桑半生的萧峰此时多少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观念，只可惜辽王还没有。萧峰被囚。段誉等人前来营救，他们逃难躲在一间破草屋休整时，有一段对话，想来金庸为这个问题也是费了不少心神。

　　萧峰问少林大师：晚辈有一个疑问，想当面问清楚家父，倘若辽军他日起兵攻打少林，家父会如何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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