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毕竟去古不远，风气未凿。独尊儒术只是一个模糊的口号，政府所能控制的，只是一小部分入仕的知识分子。大部分知识分子还可以不依帝力，自生自灭。因此，汉代知识分子身上还残存着“春秋之风”。

　　汉代政治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官员的高自杀率。许多官员获罪被关进监狱后，都会选择自裁，原因是“义不受刑”，不愿意下狱受小吏之辱。

　　西汉的盖宽饶个性刚正，因直言得罪了皇帝。皇帝宣布要把他关进监狱，盖宽饶一听，拔出佩刀，在北阙之下，自刭而死，一时震动朝野。

　　汉元帝时的著名经学家萧立志想打击外戚势力，被外戚陷害。皇帝要定他的罪，朋友们劝他先忍一时，等皇帝怒气过了，也许还可以东山再起。他说，我六十多了，“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横下心来，将刀朝脖子一抹了之。

　　汉代甚至还出现过“决斗”之风。西汉末年的周党，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个乡佐出言侮辱，他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到长安求学，读到《春秋》中的“复仇之义”，激起胸中往事，便辍学回乡，约乡佐决斗。周党很有风度，让乡佐先动手。决斗的结果是白面书生打不过身强力壮的乡佐，流血过多，昏倒在地。乡佐服其勇气，雇车把他迎回自己家中，亲自伺候，直到他苏醒。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是发生在春秋时代。

　　清代学者赵翼因此评价汉人“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

　　东汉的读书人还开了中国历史上“学生运动”之先河。冀州刺史朱穆为人刚直，公元153年，他因为反抗宦官，遭到残酷打击报复。太学生刘陶奋然拍案而起，率领数千名太学生向皇帝上书，皇帝释放了朱穆。公元162年，宦官诬陷皇甫规，又一次激怒了太学生。张凤又率三百多太学生再闹，桓帝不得不又赦免了皇甫规。

　　东汉末期的“党人事件”影响更为深远。因为知识分子骨头太硬，东汉宦官兴起了两次迫害士人的“党锢之祸”。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对知识分子反对派，也就是“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抓捕二百余人。将“党人”的领袖李膺“禁锢终身”。但这并没有吓倒读书人，李膺被罢后，威信更高，被士人列为当朝“八俊”之首，成了道德旗帜。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三年以后，宦官又掀起了规模更大的打击。这一次流放、囚禁了六七百名官员，拘捕了太学生一千多人。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

　　经过这场浩劫，天下敢言的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虽然政治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汉代知识分子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毕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

　　不过，汉代知识分子反复抗争最后归于失败的遭遇也告诉了后代一个事实：在中国历史上，理想与权力斗争，最后胜利的永远是权力而不是理想。这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心理产生了十分微妙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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