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81年，越南的两名飞行员和其他8名人员夺取了越军总政治部的专机，驾机投奔中国。此事件一直鲜见于公开报道。

在这次的出逃行动中，越南空军上尉乔清陆是个关键人物。时年27岁的乔清陆，其父亲是一名越共老党员，曾被送到中国深造。随着1975年黎笋集团攫取越南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推行一系列反华扩张政策，像乔清陆父亲这样有中国背景的人士都被清除出党和政府机关。

乔清陆1969年便开始在越南人民军服役，在“赶走美帝，迎接解放”的教育下参加了南北越南统一战争。一九七五年国家统一后，乔清陆驾驶直升机继续在老挝、柬埔寨和柬泰、越中边界奔波，为各个战场上的越军运送给养。连年的战争使他产生了与黎笋集团决裂的决心。

当时，越南各类人员外逃现象严重，产生这样想法的人并不止军内乔清陆一人，也包括其他领域的很多人。也正因为这样，越南国防部和地方政府对防止这类事件的出现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如，为防止飞行员驾机叛逃，空军的飞机停飞后，必须将指示方向的磁罗经和启动用的电瓶拆下来集中保管，任何人不得私自启用。

乔清陆要想圆满驾机叛逃，显然面临着很大困难，而且一个人是绝对无法完成的。当他把外逃的打算告诉密友、越南空军地勤机械师黄春团时，得到了黄的积极响应。随后，他们又联系上同样有外逃的打算的建筑工程师杨文利。

杨文利和黄春团，几度周折，终于以7000元越南盾的高价买到一副旧电瓶，又以同样方法购得一个磁罗经。这就为乔清陆驾机叛逃做好了必要的物资准备。

1981年9月17日，乔清陆、黄春团同杨文利在胡志明市进行最后的行动讨论。乔清陆提到，他将在本月底回到河内，因为越军总政治部仅有的一架美制UH—1H直升机要去中越边境视察防务，而作为有着1800多小时飞行经历的老资格飞行员，他被选为该机的驾驶员。他认为，这是出逃的绝佳机会，直升机所停放的河内白梅机场离中国不太远，直升机油量恰好够用，况且遭黎笋迫害出走的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也在北京。

9月28日上午，乔清陆准时驾驶总政专机来到白梅机场。9月30日子夜2时许，杨文利等7人带着电瓶和磁罗经，骑上自行车从市区出发，沿着小路直奔4000米外的白梅机场。途中，他们在小山坡处与乔清陆、黄春团、黎玉山3人会合。10个人分成三组，第一组只有乔清陆和黄春团两人，负责去机场联系。第二组是黎玉山和一个副手，他们带着电瓶、磁罗经等去机场修理厂。那里有个围墙缺口，只隔着铁丝网直通停机坪。第三组则由杨文利带队，去龙编桥等直升机飞来接应。

凌晨4时整，乔清陆和黄春团凭出入证顺利通过两道岗哨，来到白梅机场腹地，他们脱去外衣，以“锻炼身体”的跑步姿势接近停机坪;早已剪断铁丝网的黎玉山和另一个人立即飞奔向直升机。

电瓶和磁罗经装好后。飞机于凌晨5时7分起飞。由于电瓶里的电力不足，直升机上的仪表盘不亮，乔清陆只能靠城市的灯光定位。5时10分左右，直升机终于抵达龙编桥附近，耀眼的路灯照得大桥一片通明，乔清陆将直升机悬停在杨文利等人的面前，然后腾空北去。

直升机离开白梅机场大约1小时后，越军好几架米格—21歼击机紧跟着升空拦截。为了甩掉追赶的飞机，乔清陆不断变换着航向和高度，有时飞越浓云，有时贴地飞行，最低时离地面只有5米。他还采取了钻山沟等等办法，千方百计摆脱追踪。由于这架美军遗留的直升机比苏制直升机飞得快、飞得低，越军追击的歼击机和直升机无法在越北山地里施展拳脚。经过两个多小时，将近130公里的飞行，他们终于在河内时间7时51分(中国当地时间8时57分)，迫降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一块红薯地里。

很快，乔清陆一行被送到北京。1981年10月8日，中国《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简讯“反对黎笋反动集团的黑暗统治，乔清陆等十人驾机逃离越南到我国，表明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来意后，受到我有关方面的接待”，向全世界公开了这一事件。越南国内迅速作出反应，指责上述人员在越南犯有“杀人罪”，“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才逃亡中国”。

10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消息“我有关部门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允许乔清陆等十人在我国居留”。10月16日下午，乔清陆、黄春团、黎玉山和杨文利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说明逃离越南的原因，并介绍了越南国内形势及越南侵略柬埔寨等情况。

10月20日下午，黄文欢在北京会见了乔清陆一行。后来，除杨文利请求前往法国投奔亲友外，其余9人均定居中国，而那架创造传奇的UH—1H直升机则收藏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相关阅读：无需再忍：揭秘邓小平为何果断决定教训越南?

导读：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的一天，这位高龄74岁，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5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一次难忘的会面

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这位高龄74岁，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我看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也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我读过资料知道他有使用痰盂的习惯。虽然总统府里有个规定，冷气房里不准抽烟，我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他摆了个烟灰缸。这都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准备的。我也确保内阁会议室里的排气风扇都开着。

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

他们对新加坡的观感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10月，再进一步改变。当时，邓小平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并在美国没有承诺摒弃台湾的情况下，同卡特总统恢复中美邦交。他要确保中国如果采取行动攻击和“惩罚”越南时，美国不会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这正是他急着要访问美国的原因。

我当时正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打高尔夫球，在那儿遇上一位曾经任职于《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他认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我说我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他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两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中国军队攻入越南北部边境。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80300.html

相关阅读：三十五个真实的中国历史
王熙凤操办的两场葬礼 竟是她人生的高点与末路
大汉奸戴笠：敢于中情局合作 更敢和美国叫嚣
选人用人须经得住倒查
重温血浆经济和艾滋病的混乱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