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文彦博数豆”的故事，说少年文彦博为自己准备了两个罐子，做了错事就在罐中放黑豆，做了好事就在另一罐中放红豆，天天检查红豆和黑豆的数目，日积月累，红豆越来越多，黑豆却几无增长。这说明，文彦博从小就注意自己的品行和修养，后来他辅佐北宋四朝皇帝，出将入相五十年，始终坦诚、谦让、宽厚、包容，获得上下一片赞扬之声，成了一代名相。不过，这位名相清白一世，却曾经被人以走“夫人路线”跑官买官为由弹劾，如同白璧之瑕，留下人生“污点”。
　　
　　文彦博（1006—1097年），字宽夫，介休（今山西介休市）人。进士出身，历任知县、监察御史、枢密直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枢密使，庆历八年（1048年），43岁的文彦博被宋仁宗提拔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院大学士，出任宰相。而御使状告文彦博，就是因为这个宰相的任命。
　　
　　据同时代诗人梅尧臣所作《碧云?》记载，宋仁宗妻子张贵妃的父亲曾是文彦博家的门客。张贵妃为了巩固自己在后宫的地位，主动结交文彦博，对他以伯父相称，以便在皇宫争宠中获得更多的外力支持。张贵妃既然认了文彦博做伯父，当然得为这个伯父的升迁献计出力。当时，文彦博是枢密直学士、成都知州。有一次，临近上元节了，张贵妃示意文彦博进献灯笼锦。蜀锦天下闻名，尤以成都灯笼锦为最，此锦纹样以灯笼为主体，配饰流苏和蜜蜂，喻意“五谷丰登”。贵妃一声招呼，文彦博马上安排人加班加点，赶在上元前把灯笼锦制成，并送达京师。
　　
　　到了上元节那天，张贵妃特意穿着灯笼锦做的衣服，去见宋仁宗，宋仁宗惊呼：“何处有此锦？”张贵妃回答说：“这是要成都文彦博织来的，他曾与我父亲有旧，故以伯父相称。不过，我怎能指派朝廷大臣呢？是文彦博主动织来献给陛下您的。”宋仁宗颇高兴，从此开始留意文彦博。不久，宋仁宗就把文彦博调回，出任枢密副使，随后重任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
　　
　　庆历七年（1048年）冬，贝州（今河北邢台清河县）王则起义，朝廷派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明镐率军剿匪，过了两三个月，贼依然未被剿灭，宋仁宗因贝州离京较近，深为忧虑。一日，他在后宫自言自语道：“执政大臣无一人为国家分忧者，日日上殿无有取贼意。”此话恰被张贵妃听见，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她立刻让人交待文彦博，明天上朝如此这般。第二天，文彦博果然主动请缨，宋仁宗大喜。庆历八年正月，文彦博以参知政事兼河北宣抚使，挂帅去贝州平叛。不过，当文彦博赶到贝州之时，明镐已攻破贝州，平定了起义。捷书刚至，宋仁宗立即任命文彦博为宰相，明镐也提拔为参知政事。然而，事过三年后，监察御史唐介却连连上章弹劾文彦博，说他走“夫人路线”，用灯笼锦贿赂张贵妃，才当上参知政事，又在平定贝州战斗中抢了前帅明镐的功劳，才得以升迁宰相。这次弹劾在朝廷上下闹得沸沸扬扬，尤其是“文彦博因贵妃而得执政”一句话，弄得宋仁宗既尴尬又恼怒，其结果是以文彦博贬至许州，唐介贬至春州（今广东春阳），各打五十大板收场。第二年上元，宫内有人作了一首诗，中有：“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忆佞臣”之句，把文彦博走“夫人路线”跑官一事，揶揄了一番。
　　
　　以上就是《碧云?》记载的情况，而且梅尧臣十分肯定地说：“文潞公入相，因张贵妃也。”也像唐介一样，认定文彦博之所以能当上宰相，得力于张贵妃。那么，文彦博拜相，决定因素是否真是张贵妃的原因呢？参照《宋史》，中间还是颇有些出入的。一是献蜀锦是不是能得一个参知政事？二是统军破贼到底是谁的功劳？关于第一个问题，可以作一个假设，如果献蜀锦能谋得到参知政事，那献山珍的呢？献海味的呢？恐怕一天安排一个参知政事都安排不过来。文彦博进士出身，在地方工作多年，干过行政，任过军职，颇有政绩。他任河东转运副使，河东路下辖的麟州与西夏相邻，运饷道路迂回曲折，他带人修复废弃的故道，又在麟州屯积了足够的粮草，后来西夏元昊率军进攻，看到守军准备充分，只好无功而返。尤其是针对当时冗兵、冗费过多，朝廷不堪负重，文彦博提出“淘汰冗兵、减省冗费”的一系列建议被宋仁宗采纳，为朝廷解决了一大难题。所以提拔他任参知政事，应该是众望所归。关于第二个问题，《宋史•文彦博传》说得明白：“贝州王则反，明镐讨之，久不克。彦博请行，命为宣抚使，旬日贼溃，槛则送京师。”具体情况是，文彦博至贝州后，经过反复观察和分析，决定以“声东击西”之法，一面让官军猛攻北城，麻痹敌军，另一方面派人在南城挖地道，直通城里。十来天，地道挖通，官军如从天降，一举拿下了贝州，王则被捕，起义平息。说文彦博抢了明镐的功劳，显然是不实之词，这也是宋仁宗贬文彦博于离京较近的许州，却把唐介贬至岭南那不毛之地的原因。
　　
　　然而，在遭到唐介弹劾的前前后后，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文彦博的任何辩解之声，无论《宋史》也好，野史笔记也好。不但如此，后来还发生了一件让人对文彦博更加刮目相看的事情。至和二年（1055年），宋仁宗思贤心切，起复文彦博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重新任命他为宰相。然而，文彦博却上书宋仁宗说：“唐某所言，正当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宋代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请求宋仁宗起复唐介。于是，唐介提拔至潭州通判，随即复为监察御史，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唐介被重任为参知政事，与宰相文彦博一同为宰执大臣，两人“相知为深”，关系融洽如知己。
　　
　　从遭弹劾、被贬至起复过程中的表现来看，文彦博堪称谦谦君子。人不怕有污点，瑕不掩瑜，怕只怕有污点时矢口否认，伺机报复。而文彦博面对唐介的弹劾，不但没争辩，而且坦言对方弹劾的事情有属实之处，甚至为对方的前途鼎力相助，雍容大度，德厚流光，这就是他能辅佐四位皇帝、出将入相五十年、高位善终的根源所在。《宋史•文彦博传》说他：“立朝端重，顾盼有威，远人来朝，仰望风采，其德望固足以折冲御侮于千里之表矣。至于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的确是十分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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