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十三陵陵区，埋葬着形形色色的男人和女人。有人死的轰轰烈烈，有人去的不明不白。一黄土，将一切画上句号。只是即便是画句号，也画得身不由己。

　　撰文/侯晓晨

　　2013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晚，地处北郊的天寿山陵区更是如此。即使到了4月上旬，仍感受不到太多的春意。尤其当我置身于荒废已久的皇家陵园时，喧嚣褪尽，眼前只剩下颓垣断壁，萋萋荒草。那一刻，历史的厚重与苍凉，伴着不时袭来的北风，直教人寒意渐生。

　　宝顶下掩埋着的，是明代十三位君主及其皇后的枯骨。除定陵地宫对外开放，其他陵区皆未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地下的一切不得而知。史书上说，十三陵中的每一座陵，都是帝后合葬的形式。在中国古代，位居九五之尊的封建帝王，生前先后拥有几个皇后，死后也葬在一地，似乎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当我重新梳理史料，直视大明王朝时，才发现这里的一切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

　　接下来我要讲述的故事，多源于《明史·后妃传》，绝非虚构。

　　文华门外的哭声

　　这一天在四年后来到。因为一个女人的死。

　　这个女人是钱太后。按理说，她应该被葬入裕陵，与英宗合葬。但是，偏偏有人不同意。

　　钱太后是明英宗于正统七年(1442年)册立的皇后。“土木堡之变”中，英宗被瓦剌俘虏，钱皇后不仅倾尽自己宫中的私财，想方设法营救英宗，而且每晚都“哀泣于天”，久而久之，竟哭坏了一只眼睛。或许是感于钱氏的一片真情，英宗病危时留下遗命：“皇后他日寿终，宜合葬。此言俱要遵行，毋违。”一旁的大学士李贤将这番话记录下来，成为了白纸黑字的证据。

　　遗憾的是，钱皇后并没有给英宗留下子嗣。英宗生前所立的皇太子，是周贵妃的儿子朱见深。英宗去世后，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年号“成化”。新皇帝一上台，便马上把自己的母亲周氏尊为皇太后，却绝口不提钱氏。好在大学士李贤、彭时等人据理力争，他才勉强答应“两宫并尊”。

　　无夫无子的钱太后，整日里悲悲切切，孤苦伶仃。但即便如此，还是招致了周太后的嫉恨。

　　因为，让她食不安稳夜不能寐的事是：一旦钱太后死了，英宗生前的“合葬”旨意就会变成现实。而在英宗之前，太祖的孝陵、成祖的长陵、仁宗的献陵、宣宗的景陵，都是“一帝一后”合葬。这样一来，永伴先帝长眠的，将只能是钱太后，别无他人。纵使周氏生前春风满面，死后也将永远低钱氏一头。她怎么可能容忍这样的结局？

　　果不其然，成化四年(1468年)六月，钱太后逝世，周太后明确反对将她葬入裕陵，并授意宪宗“别卜葬地”。如此一来，孝顺的宪宗陷入了两难之境：他既不敢违背母亲的意志，又不敢违背父皇的遗愿。在进退维谷间，他先后召见了彭时、商辂、刘定之等重臣，得到的意见很明确——应该马上将钱太后“合葬裕陵”！然而，宪宗依然犹豫不决，又召集群臣廷议。在吏部尚书、礼部尚书的主持下，近百名大臣廷议的结论，仍然是力主合葬。此后，又有多名大臣先后上疏进谏，宪宗不但不予采纳，反而下旨，有意选择其他地点埋葬钱太后。万般无奈之下，朝中百官只得“哭谏文华门”。

　　那是极为骇人的一幕：文华门外，百官痛哭，震天撼地。跪在地上的老少爷们儿，狠命地磕着响头，此起彼伏，状如捣蒜，以致血和汗都混在一起，染红了紫禁城的地面。

　　明朝历史上，百官拜伏于宫门前据理抗争的事先后发生过十余次，文华门哭谏首开其端。官员从巳时(上午9到11点)一直哭到申时(下午3点到5点)，皇帝才终于妥协，同意将刚刚过世的钱太后葬入裕陵，与先帝合葬。

　　得到皇帝的承诺，跪了一天的官员们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或许，他们真的以为只要圣上一点头，便万事大吉。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为了独享宪宗皇帝的恩宠，贵妃万氏生前可谓机关算尽。无奈造化弄人，被她戕害的纪妃，死后得以迁入茂陵，与皇帝合葬，而万氏却只能孤零零的被埋在远离宪宗的坟园里。1937年，万娘坟遭土匪盗发，墓中凤冠、金银器物被洗劫一空，仅存残墙断壁。

　　“一帝多后”合葬的开始

　　成化四年(1468年)九月，钱太后入葬裕陵。然而，她并没有和丈夫明英宗葬于同一墓室，而是居于裕陵的左配殿，此处的隧道也不通向英宗所葬的后室。对此，《明史·后妃传》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解释：“九月，葬裕陵，异隧，距英宗玄堂数丈许，中窒之，虚右圹以待周太后。”原来，右配殿是为周太后准备的。在明帝陵中，左右搭配的建筑一般以左为上。难道说，经过群臣的力谏，周太后终于软下心来，甘愿在百年后屈居钱太后之下？

　　我以为，这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

　　将钱太后葬入左配殿，并不符合明代帝后的丧葬礼制。无论从明代文人的记载，还是从对定陵的考古发掘来看，明代帝陵中，无论葬入几位皇后，一律均与皇帝合葬于后室。像钱太后这样，孤零零地埋在左配殿的，是唯一的一例。

　　那么周太后呢？死后真的埋进了为她“预留”的右配殿吗？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而裕陵地宫的真实情况也无从知晓。我们只知道，周太后很长寿，甚至比儿子宪宗还多活了十七年。明孝宗即位后，她又被尊为太皇太后。直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她的生命才走到了尽头。

　　明孝宗在料理丧事期间，曾在便殿向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出示了裕陵地图，感慨“这样的设计不合礼制！”原来，裕陵左配室的隧道虽然不通于后室，但右配室的隧道却是可通的。显然，周太后早就给自己留了一手：即便不能与英宗合葬于后室，而是屈尊于事先向群臣“许诺”的右配殿，却因为有隧道通往后室，在形式上还是离英宗更近。况且，隧道的情况外人难以知晓，表面上看反而是自己甘居“右下”，更可以流芳百世了。

　　孝宗本欲打通裕陵左配室的隧道，但由于阴阳家担心开启后会惊扰地下神灵震动地脉，而只得作罢。最终，与英宗、钱太后一样，周太后也长眠于裕陵。至于她葬在哪个墓室，后室也好，右配室也罢，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明代，先帝生前没有册立为皇后、死后却葬入皇陵地宫的，她是第一个。此后，嗣君的生母即使没当过皇后，一旦被尊为皇太后，一般也能葬入明陵。由此，裕陵开创了明帝陵中“一帝多后”的合葬形式。

　　我曾在史书中，看到过明英宗生前因周氏想方设法要挤掉钱皇后，而怒斥她为“馋乱小人”的一幕。若泉下有知，他能否接受这个硬将自己塞入陵墓的女人呢？毕竟，英宗只知有周贵妃，不知有周太后。

　　1487年明宪宗驾崩，以后的几十年里，纪妃、王皇后、邵宸妃，这三个女人因不同的情境，先后入葬茂陵，与宪宗相伴。但颇为讽刺的是，这些相继入住的女主人，其实哪一个都无法取代万贵妃在宪宗心中的地位，虽然后者只能葬入陵园外的万娘坟。图为茂陵明楼。摄影／李计东

　　她，笑到了最后

　　裕陵的“一帝多后”仅仅只是个开始，宪宗朱见深的身后事，比他的父亲复杂得多。

　　宪宗朱见深的茂陵，位于裕陵右侧的聚宝山下。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二月十七日，这座尚在营建地面建筑的陵园，迎来了两具灵柩：一个属于是年八月刚刚去世的明宪宗；而另一具里，躺着一位曾经的皇妃——出人意料的是，此人并不是正月去世、深受宪宗宠爱的万贵妃，而是十二年前凄凉离世的、几乎被人遗忘的纪妃。

　　在九泉之下，纪妃与宪宗相伴长眠，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十八年前的那个秋天。

　　成化五年(146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明宪宗来到内藏(宫内的仓库)。这里负责的女史，是一个宽额头、大眼睛的年轻女子。宪宗问起内藏的各种情况，她都不假思索，对答如流。翻开她平日做的帐目，虽然都是些事项和数据，但那娟秀的字迹中，透出的却是聪慧与灵气。

　　宪宗沉默了。也许，二十三岁的他，看惯了比自己年长将近二十岁的万贵妃，而此时，一个妙龄少女的出现，让他的心头泛起一丝涟漪。

　　那一晚，宪宗就与她在一起。

　　一切来得太过突然，女史不知该喜悦还是伤悲。成化初年，广西土著民族暴动，明军前去征讨，大获全胜。他们在当地俘虏了一些女子，带回北京的紫禁城。这位女史，就是其中之一。她本姓纪，是少数民族土官的女儿。入宫后，因为“警敏通文字”，被安排负责内藏的事宜。四年来，她就这样平静地生活，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事，对未来不曾存有一丝幻想。没想到，这个秋夜，却改变了她的人生——她怀孕了。

　　当时，年过四旬的万贵妃恃宠而骄，由骄而生妒。她生怕其他嫔妃生下男孩，抢走自己的风头，因此但凡发现有人怀上龙裔，便想方设法“皆治使堕”。听说纪氏有喜，万贵妃大怒，派宫女前去处理。或许是同情纪氏的处境，宫女去了一趟，回禀万贵妃说，纪氏并未怀孕，只是得了一种肚涨的病。而万贵妃竟然相信了，遂将纪氏打发到安乐堂。安乐堂不在紫禁城中，而在玉熙宫(今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西北侧，主要用来安置无权无势、病重垂危的太监。如同五年前默默地走进紫禁城的内藏一样，纪氏再一次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住进了寂静的安乐堂。

　　次年七月，纪氏生下了一个男孩。宦官张敏、被废的前皇后吴氏等人，和纪氏一起，瞒着万贵妃，也瞒着宪宗，秘密地养育着这个孩子。

　　成化十一年(1475年)，宪宗召张敏为他梳头。面对铜镜，宪宗感叹道：“朕快老了，却没有儿子。”张敏赶紧跪下：“奴才死罪！万岁其实已经有儿子了！”接下来，面对惊愕的宪宗，他将这五年来的秘密，一一道尽。宪宗立刻派人到安乐堂迎接皇子。看到来人，纪氏仿佛预感到自己的命运，抱着儿子，潸然泪下：“你去吧，我可能活不了了。你见到一个身穿黄袍、脸上有胡子的人，他就是你的父亲。”宪宗见到儿子，大喜过望。次日便颁诏天下，立唯一的儿子为皇太子。

　　母以子贵，纪氏遂移居永寿宫。万贵妃得知纪氏再度受宠，据说气得日夜怨泣，大骂：“一群小人骗了我！”这年六月，纪氏暴病身亡。有人说，是万贵妃害死了她；也有人说，是她自缢而死。不久，宦官张敏也悄无声息地吞金自戕。

　　纪氏死后，被谥为淑妃。和明朝的许多嫔妃一样，她也被埋葬在京西的金山。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宪宗驾鹤归西。历尽坎坷的皇太子，终于继位，是为明孝宗。孝宗尊生母纪氏为孝穆皇太后，并将她的灵柩由金山迁出，与宪宗一起葬入茂陵。纪氏，最终以太后的身份和宪宗相伴长眠。善良的她，笑到了最后。

　　而万贵妃终其一生也没能成为皇后。因为没有子嗣，她失去了被尊为太后的可能性。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正月，万贵妃暴病身亡。三月，葬在昌平天寿山陵区内，位于帝陵区域的下风向。五百多年过去了，岁月消蚀了很多记忆，只给我们留下一个地名：万娘坟。

　　嗣君的生母一旦被尊为太后，死后也可与先帝合葬——这一制度初创时，实际上是宪宗的生母周太后用来打压钱太后的工具；然而，到了孝宗这里，却帮助他为母亲纪氏找回了公正。

　　不过，属于明宪宗和纪妃的“二人世界”，在三十一年后还是被打破了。

　　茂陵里的第三位“皇后”

　　我在史书中找到了正德十三年(1518年)孝贞纯皇后王氏病逝葬入茂陵的记载。考虑到裕陵开创的“一帝多后”合葬的先例，而且王氏本身是宪宗生前就已册立的皇后，这个安排还是十分合理的。

　　然而，五年后，茂陵的地宫竟然又一次被打开。嘉靖二年(1523年)二月二十五日，一位被称作“孝惠皇后”的老妇人，也埋在了这里，成为茂陵中与宪宗合葬的第三位皇后。

　　宪宗如果九泉下有知，可曾认得这个昔日的邵宸妃？

　　后宫佳丽芸芸，邵宸妃不过是平凡的一个，平凡到史书中关于她的故事也只有寥寥几笔。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邵氏入宫后的经历：成化十二年(1476年)，她生下一子，名叫朱??。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朱??受封为“兴王”。弘治七年(1494年)，到封地湖广安陆州(今湖北钟祥)就藩。按照明廷祖制，藩王的生母不得随子就藩，邵妃只得留在宫中，和儿子保持书信联系。

　　兴王只是一个普通的藩王，宪宗的皇太子是比他大六岁的朱?樘，继位后成为明孝宗。邵妃既不是皇后，又不可能因为太子继位而被尊为皇太后，从两方面讲，都没有葬入明陵的可能。然而，历史却恰恰和所有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正德二年(1507年)，兴王的妃子蒋氏在安陆州(今湖北钟祥、京山等市县地)生下一个男孩，名曰朱厚?。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逝世。因为武宗没有子嗣，无法“父死子继”；而武宗又是孝宗的独生子，没有兄弟，连退而求其次的“兄终弟及”都办不到了。要想寻找合适的皇位继承人，只能往上推到孝宗一辈。孝宗的两位兄长皆已早逝，且无子嗣；而四弟兴王朱??虽然已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去世，但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厚熙已死，次子朱厚?尚在。内阁首辅、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遂援引《皇明祖训》，征朱厚?进京即位，改元“嘉靖”，是为明世宗。在北京紫禁城，世宗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祖母邵妃。此时，年迈的邵妃已经看不清楚东西，听说孙子做了皇帝，她喜出望外，“摸世宗身，自顶至踵”。

　　嘉靖元年(1522年)，世宗正式将祖母邵氏尊为“寿安太后”。同年十一月，邵太后逝世。世宗打算将她安葬在茂陵，大学士杨廷和力谏道：“祖陵不当数兴工作，惊动神灵。”但世宗不听，仍执意将邵氏葬入茂陵。

　　在我看来，这一切的动机，与其说是出于对长辈的尊重，不如说是世宗为了强化自己皇位的“合法性”。为此，他不惜“惊动神灵”，硬把既非宪宗皇后、又非宪宗皇太子生母的邵氏的遗体放进茂陵地宫。到这里，“一帝多后”的合葬制度，已经突破了后宫斗争的范围，而成为嗣君证明自身地位的一种工具。

　　合葬定陵：迟到的公正

　　定陵是十三陵中唯一将地宫对外开放的陵墓。讲解员告诉我，1957年，考古人员打开地宫后室时，中间安放的是明神宗朱翊钧的棺椁，他的左侧是孝端显皇后王氏，右侧则是孝靖后王氏。

　　显然，这里采用了“一帝两后”合葬的形式。但当我回溯历史时，却发现：这个安排，很可能并非神宗的本意。因为在神宗心里，或许除了初次见面的那天以外，从来就没有王恭妃的位子。

　　王恭妃即后来的孝靖后王氏。万历六年(1578年)，十四岁的王氏被选入皇宫。作为慈宁宫的宫女，她的任务是侍奉神宗的母亲——孝定太后，也就是后人经常提及的李太后。

　　一天，十八岁的神宗到慈宁宫向太后请安。不巧，太后不在，只有年轻的王宫女，恭恭敬敬端着水，请年轻的皇帝洗手。神宗见她端庄秀美，落落大方，一时心血来潮，便临幸了她。

　　王宫女怀孕了。经李太后亲自过问，神宗才勉强将她册立为恭妃。万历十年(1582年)的八月，她生下了皇帝的长子，也就是朱常洛。

　　然而神宗的心，却早已被刚刚入宫一年的郑妃完全占据。在他眼中，跟貌美如花的郑妃比起来，王氏不过就是个低贱的宫女罢了。因此，当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后，神宗马上将她晋封为贵妃。而王恭妃却封号如故，带着儿子，一个人住在景阳宫，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神宗一面。

　　聪明的大臣们，一下就读出了皇帝的心思：出于对郑贵妃的宠爱，他很可能想立皇三子为太子！但这样一来，就会破坏明代选择皇太子“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规矩：因为神宗的皇后王氏(孝端王皇后)不能生育，不可能有“嫡子”，所以只能选择妃子们所生的长子为太子。显然，王恭妃的儿子朱常洛才是符合条件的人选。为此，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起，朝臣们展开了一场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国本之争”，前仆后继地请求神宗及早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然而，神宗却故意搬出各种借口，一拖再拖。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李太后的干预下，神宗才勉为其难地立朱常洛为太子，而对太子的生母王恭妃，依然没有任何表示。

　　四年后，皇太子朱常洛喜得长子，神宗架不住群臣的接连上疏，只得将王恭妃晋封为皇贵妃。而此时，王贵妃依然住在景阳宫，常年大门紧锁，被人为地与外界隔离开来。直到她临终前，朱常洛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毅然撬锁而入，才实现了母子间的短暂团圆。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宫女出身的王贵妃与世长辞。次年，她被安葬在天寿山陵区，与明成祖皇妃的坟墓“东井”相邻。她的随葬品，也少得可怜。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驾崩。八月，朱常洛继位，是为明光宗。光宗下诏，追谥生母王氏为皇太后。但仪礼未行，在位仅二十九天的光宗便撒手人寰。九月，熹宗即位。他完成了光宗的遗愿，尊王氏为孝靖皇太后。十月，孝靖皇太后的灵柩从东井之左迁出，补充随葬品后，与神宗、孝端后的灵柩一起葬入定陵地宫。

　　颇为讽刺的是，神宗生前最厌弃的“王宫女”，死后竟然要永远陪伴在他身旁。按理说，他既然咬牙册立了“都人子”(宫女的儿子)为皇太子，应该会想到有朝一日太子继位，一定会尊生母为皇太后。那么，根据裕陵开创的合葬制度，“王宫女”肯定也会葬在他身边。既然这样，为何在王恭妃生前，要对她如此残酷，如此绝情？让一个生前受尽冷落的女人，死后伴他长眠，难道他不会觉得，自己在九泉之下也得不到安宁吗？

　　关于这一点，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神宗存有一种侥幸心理。立朱常洛为太子也好，晋封王恭妃为皇贵妃也好，都是用来堵住群臣嘴巴的权宜之计。只要他还活着，他就是位居九五之尊的君王，只要找到了足够的借口，太子随时可以废，王恭妃更不可能成为皇太后。

　　只可惜，他也是人，他也会死，而且死在了太子前面。尽管，只提前了几十天。

　　此时，郑贵妃依然健在。眼睁睁看着昔日的宫女葬入定陵，她想必倍感失落。神宗临终前，曾有遗命，封郑贵妃为皇后——一旦实现，郑氏去世后也可与神宗合葬。然而，礼部侍郎孙如游为首的一批官员却极力抵制，最终使明光宗没有兑现父亲的承诺。

　　十年后，崇祯三年(1630年)，郑贵妃逝世。她葬于万寿山陵区西南的银泉山下，只能与神宗的其他皇妃作伴。而定陵地宫“一帝两后”的合葬，对于王宫女——王恭妃——孝靖后这个苦命的女人来说，也算是迟到的公正吧。

　　猜不到的结局

　　在明十三陵中，长、献、景、泰、康、德六陵属于“一帝一后”合葬，裕、茂、永、昭、定、庆六陵属于“一帝多后”合葬，唯有思陵最为特殊：其中埋葬了一帝(明思宗，也就是崇祯皇帝)、一后(庄烈愍皇后周氏)、一妃(田贵妃)。然而，这种奇怪的“帝、后、妃合葬”形式的出现，实属无奈之选。

　　崇祯十五年(1642年)，思宗的田贵妃去世，于两年后的正月二十三日，葬在天寿山陵区西南的鹿马山下。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入北京城。大明二百七十七年的国祚，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自知大势已去，思宗先命周皇后自尽。次日凌晨，他来到万岁山(今景山)，在一棵歪脖槐树上，自缢身亡。随着最后一代帝王的逝去，曾经辉煌的大明王朝也彻底落下了帷幕。

　　由于思宗生前没有给自己兴建陵墓，农民军建立的大顺政权，责令昌平州官员将思宗和周皇后的棺椁，葬入了田贵妃墓中。是年五月，清军占领北京后，决定将田贵妃墓改称“思陵”，正式作为明思宗的帝陵。

　　有明一代，以妃子身份得以与帝王合葬的，只有田贵妃一个。然而，她一人的“幸运”，却反衬出整个大明王朝的不幸。从明成祖到明熹宗，二百多年间，雄伟壮观的帝陵，在天寿山脚下代代而立，凡十二座；而在这江山易主、风雨飘摇的时刻，却只能在远离帝陵核心区域之处，以一座简朴冷清的贵妃坟，为十三陵匆匆画上了句号。

　　生前励精图治、心高气傲的明思宗，竟完全决定不了身后的魂归之处。他，看得到开头，却猜不到结局。

　　其实何止是明思宗？回望十三陵，明英宗何尝愿意与周皇后相伴长眠？明宪宗何尝愿意邵宸妃挤进地宫？明神宗又何尝愿意与王宫女九泉相见？这些位居九五之尊的皇帝，生前掌握着王朝最高的生杀大权，而身后究竟与谁人合葬，却不完全由他们作主。这，究竟是先帝们无可逃避的悲剧，还是嗣君们无意造成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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