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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一词，早已在现代生活中受到关注，可说是从陌生走到了面熟，至少因为多闻习见而不可谓似曾相识。

问责，不问可知是专对各类官员的；他们既有官职，亦当有所负之责。古书中就不乏此种记载。北宋纂辑的类书《太平御览》卷二百七至二百九，便可查得。例如所引《周礼?地官》认为，司徒之职在保息万民，《尚书?大传》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则责司徒。”《韩诗外传》曰：“群臣不正，人道不和，国多盗贼，人怨其上，则责之司徒。”再如司空，《韩诗外传》曰：“山陵崩?，川谷不通，五谷不殖，草木不茂，则责之司空。”《尚书大传》曰：“沟渎拥遏，水为民害，田广不垦，则责之司空。”又如司马，《尚术大传》：“蛮夷猾夏，寇贼奸究，则责之司马。”《孔子家语》：“贤能而失官爵，功劳而失赏禄，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则饬司马。”饬是整摄之谓，亦即整顿示新，使职官知畏惧。上述诸例，均为先秦时代的问责内容。所言诚然并不详备，不知可操作性如何，但有一点可以明白：它不涉职官做了些什么，只看他们的不作为，也就是说，政绩原不限于有所为，还在于有所不为，职责要求必须做好的事不去做或没有尽心尽力，乃是负面政绩，更其重要，问责就是追问这种负面政绩。古代的问责，执行得如何，大概难如人意，这是属于题外话了。

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称官员为公仆，犹言为人民服务是也。今者，口称“为人民服务”的许多“公仆”，对于“造门面”的“政绩”颇费心思，而职责所在的诸事却不作为；筹而下之，则专注于造假，应付上司，应该做的服务工作在部门之间互相推诿，以不作为当作作为，这又岂是“问责”二字足以尽之。

古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个“政”字倘若单纯作行政、用权理解，似乎并不能否定全句的提法。在今天，对于那些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者固然需要问责，不在其位而越位谋政的，又当如何看待呢？这诚然非常特殊，却未始没有。比如一个球队的领队，忽然决定球员的去留，突然出位指挥赛前的训练，且对全队讲起战术来，如此这般，还需要主教练干什么？越俎代庖，就大有不在主教练之位而谋其政的样子，成败得失之责要不要问？设若要问，该问什么责？领队职位上的责抑或疱代主教练之责？这当然不能追补先贤屈原的《天问》，但寡学如我，无可释疑，只能存而不论；解铃还须系铃人，若得当事人自问，未始不是好事，不知是否还有自责的雅量，倘有，我们就会看到一次自我问责，读到几许惊人之笔。

问责令人面熟，如果见到自我问责那就使面熟又陌生化了。尽管陌生化之来，源于不愉快的前因，可也不失为亡羊补牢之举。问责只在制度上需要，事之起始但愿其少；自我问责本不望其必有，行事之初职责已然分明，疱代实属意外，这种陌生化之一为甚，何可再乎，以自我问责启人之思，斯之谓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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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忘记2005年11月13日，松花江水污染事故发生。导致在中环保“一把手”的位置上坐了12年的解振华，终于因为对一次重大事故的应对有误而黯然离去。国务院的通报中对此的解释是：事故发生后，国家环保总局作为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事件重视不够，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够，对这起事件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笔者在对有关权威媒体发表评论说，解振化引咎辞职“凸现了中国官员问责制的日趋成熟”感到高兴的同时，更为在位一些现官的现状感到担忧，也许有的现官为此在沾沾自喜，庆幸这种倒霉事没有落到自己头上，正起哄看热闹呢。如此麻木不仁者，肯定大有人在，也许今天丢乌纱是解振华，明天就轮到你了！解振华的去职教训，不能不引起现官的反思，究竟带给我们什么，从中应当汲取点什么？说到这里，笔者倒想起一个古代“引咎自杀”的故事。

据《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位典狱长官名叫李离，一向秉公不阿，执法如山。有一次，他在审阅过去的案件时，发现一起错判死刑的冤案，感到惶愧不已，立刻脱下官袍绶印，让卫兵把自己捆绑起来，送到晋文公的大殿前，请求判处死罪。晋文公见了，慌忙下座为他松绑，说：“官职既然有贵有贱，处罚也当有轻有重，再说这件案子是下面官吏弄错的，并不是你的罪责。”李离长跪不起，说：“臣下占据的官职是最大，从来也不让给下属一点权；享受的俸禄最多，也从没有分给下属一点利。今天我有了过错，难道就可以推给下属了吗？请判处我死刑吧！”晋文公听了，不高兴地说：“照你这么讲，下属犯罪，上司有责，难道连寡人也有罪了吗？”李离回答：“典狱订有反坐之法，判错刑者便当服刑，杀错人都就要被杀。大王因为我能够体察民情，听微决疑，而任命我为典狱长官，如今却经臣下之手造成了冤杀案，我罪该处死！”说罢，他猛地站起，朝臣卫兵手执的宝剑扑去，顿时鲜血迸溅，死于堂前。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包拯、海瑞等一大批不险权贵、执法如山的法官，然而像上述故事中李离这样视职责如生命，以身徇法，拿自己开刀的例子还不多见。李离引咎自杀的故事读后非常感人，我们在对李离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和气慨感到钦佩的同时，他用自己生命换来的沉甸甸的教训，也足以让我们警醒和清醒。而今，有些高官却不是这样，对出现的问题是搪赛，是躲避，是推卸。在李离面前，他们显得那么渺小。从古代的李离，到当代被责任“问”倒的张文康、孟学农、马富才，再到现在的解振华，笔者发现，不管是李离的引咎自杀，还是其他人的引咎辞职，这些教训都是血淋淋的。李离是因为误判而杀了无辜的生命最终以身徇法；张文康、孟学农因为处置非典不利，使得多少平民百姓死于病魔之手；马富才离职的背后，更是243条生命的死亡。现今，用老百姓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代价是高官辞职，相对古代的李离引咎自杀来说，已经不足为重了。不管是中国高官问责制的开始也好，成熟也罢。我们从中应该知道，大凡违背民意、民心的高官，都会引来民愤，最终也会受到民众的抛弃。所以，“责任”两字重千钧，马虎不得，为官者当思量，只有像古代李离一样视职责如生命，才能时时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心上，只有有了这种强烈的责任心，才能当一个好官。

从媒体上看了解振化、张文康、孟学农、马富才其人其事的介绍后，笔者发现，其实他们为国家作了不少工作，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他们也有着为人民鞠躬尽瘁、为工作满腔热情的理想和愿望。解振华为啥起名振华，就有振兴中华之意，人民不会忘记他大刀阔爷的淮河治污；张文康的梦想是让普天下的老百姓都能够得到最基本的医疗；孟学农是让“新一届政府一定要做一个敢于负责任的政府，透明的政府”；马富才给绝大多数与他接触过的人的印象是“低调、务实、能力强”。然而，他们都因为处在领导位置上，最终因为工作不力而引咎辞职。他们为人民谋利益的很多愿望不能再亲手实现了。他们被问责制“问”倒的现实，给官员们带来了危机感，自己不光不能犯错误，还要踏实地干好工作，他们的去职给官员们发出一声响亮的警告：工作不力，官位不保。我们可以推测，如果这些突发事件没有发生，也许上述高官依然在其位谋其职，依然在为国家贡献着力量。可假设毕竟归假设。除此之外，我们难道就不能汲取点什么了吗。笔者以为，当今社会，当官容易，当个好官不容易，有为老百姓干好事的愿望容易，但有为老百姓干好事的本领更不容易。解振华、张文康、孟学农，他们豪情满志，在很多事情上曾经受到人民称赞。面对这些突发事情，并不是不想把事情处理好，其中不容忽视的一条是，他们驾驭复杂局面、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还很缺乏。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情，有的高官不知所措、乱了阵脚，缺少的是沉稳，是智慧，是冷静、是运筹。我们从国务院的通报解释看，环保总局对事件重视不够，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其中，我们不能排除主观原因，但也不能排除对事件估计的能力问题。

能力不够，官位也难保。这也同样足够引起官员们的危机感。在其位不会谋其职，没有能力履职，躲得了今天，同样也躲不了明天。你失去的也许是位置，而老百姓失去的可能就是生命，是鲜血。能力大小，系着的是老百姓的生命安危。所以，笔者奉劝哪些糊涂官、昏官、懒官倒真要清醒清醒头脑了，不仅要好好洗洗脑子，更要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多一点“知道恐慌”。不要等到老百姓受苦受痛了，才意识到“责任”两字的份量，才意识到“能力”两字的责任。同时，笔者还想说的一点是，高官“问责制”能否关口前移，不要等到老百姓的利益已经受到损害了，或者等到群众的命都没有了，再来“问责”。这样“问”到的是什么，除了“问”掉了高官位置和头上的“乌纱”外，总不会像古代李离一样引咎自杀吧。即使是这样，高官的“位置”乃至引咎自杀，也不能换回老百姓的生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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