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浒传》中，梁山与官军大小战役无数次。
　　
　　而每次，都是以官军的失败而告终。是什么导致了如此的尴尬局面，我想这不单纯是施耐庵老先生惯于杜撰——为了表达梁山好汉的英勇顽强，有意把朝廷军队描写得不堪一击。
　　
　　事实上，交战双方从来都是英雄辈出，军力强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朝廷的军队要远胜于梁山的队伍。但为什么每次交战，官军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败北呢？我想除了来自梁山易守难攻的地利条件之外，与官军总是形不成绝对的军事优势有着很大的关系。纵观历次战役，“添油战术”是朝廷军队的惯用手法，不是孤军深入，就是缺少后援。如此单一、笨拙的对敌手段，在梁山“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面前，自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而另一个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那就是朝廷政治腐败，对于各地出现的盗贼流寇不仅缺乏治理的办法，更缺统一治理的勇气。正常情况下，一个高效的政府，对于存在的社会矛盾，应该是及早解决、防患于未然的。但显然，在当时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朝廷没有太多行之有效的办法。长时期的和平局面，社会风气的日益败坏，没人会把那些自命不凡的盗寇当做真正的危险。
　　
　　自古以来，造反首要的一条就是“拉山头”，占领战略要地。要在初期，这些问题一般都好解决。只要朝廷派出一支精干力量，完全可以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但如果不加限制的话，就会越做越大，越来越危险。却说梁山之初，仅仅就是王伦一伙小毛贼在那里苟且偷安，即便后来晁盖等人上了梁山，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除了占据一洼水泊作为屏障“打游击”之外，并不具备攻城掠府的实力。其他如二龙山、桃花山、清风山之类的，顶多也就是小打小闹、掠夺骚扰而已。只要朝廷及早防范，主动出击，一切隐患都是可以消除的。而就是对于这样的“小打小闹”，朝廷却没有引起高度的警觉，并在无形之中放任了这伙人的行为。如果老是这样倒也相安无事，问题是梁山处于京师咽喉之地，一旦有个风吹草动，这些人就会给你搞出一些不大不小的动静来，出事也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了。
　　
　　及至后来，为了他们的精神领袖宋江，就已经不再是打家劫舍那么简单了。先是大闹清风寨杀刘高，然后就是闹江州劫法场。按说这样的事情，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已经是非常危险了。然而此时的朝廷却仍是不置可否、态度暧昧，这就导致各级地方政府只能各自为政，能剿则剿，不能剿则听之任之。等后来宋江上了梁山，这些乌合之众一下子有了“主心骨”，众志成城，军事实力不断壮大，斗争形势也由“战略防守”逐渐转入“战略进攻”。
　　
　　还好，初期对官府倒还没怎地，但对周边那些看着不太顺眼的村寨却是越来越容忍不下去了。于是，三打祝家庄、夜打曾头市……，一次比一次过火。按说这时，也应是清剿绝好的机会，趁着梁山人马倾巢出动，朝廷及时派出军队，在外围造成大兵压境之势，然后再与地方政府相互配合，遥相呼应，一举歼灭梁山贼寇也并非没有可能。但可惜的是，这样“毕其功于一役”的绝妙战机，朝廷却没有抓住，反而让梁山越做越大。
　　
　　与其说打高唐、闹江州是为了救人，而取东平、战东昌就完全是有目的地公然造反了。即便如此，朝廷依旧是歌舞升平，没有任何的举动。直到后来元宵夜闹东京，锋芒直逼京师，这才引起了皇帝老儿的警觉。但此时显然已经有些为时已晚了，羽翼已丰的梁山好汉已不再像以前“打游击”那样东躲西藏，集中优势兵力打出来的好局面，换来的就是终于可以面对面的与朝廷军队进行“阵地战”了。面对来势汹汹的朝廷大军，梁山是三败高俅、两赢童贯，就连朝廷的将军们也是接连起义，临阵倒戈，纷纷倒向了梁山的怀抱。
　　
　　对于这种局面，朝廷一时难以控制，仓皇之中，把“十个节度使”也搬了出来。但即便如此，仍旧没有改变战局，形势反而更加严峻。后来，要不是宋江等人目光短浅，及时回兵，朝廷的命运还真不好说。好在宋江思想传统且官瘾不小，看看打得已经差不多了，就上赶着要接受招安。于是朝廷顺水推舟，干脆来了个以夷制夷，让这伙受了招安的“官兵”掉头去打方腊。
　　
　　宋江带人到了江南，面对的是以逸待劳的方腊大军，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也就不复存在了。都是阵地作战，但人家占据了地利，打到最后虽然打败了方腊，却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至此，梁山人马是元气大伤，即便后期朝廷不管不问，宋江和那帮剩下的兄弟也断无再有回天之力了。（东湖少主2012年9月5日写于山东枣庄，后收录于《来自梁山菊花会上的阴谋》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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