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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金银岛”:史上海盗最猖獗的地方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明朝历史 来源: 记忆方法网
从澄海的莱芜渡口到南澳岛的长山尾渡口,平底船需要摇晃50分钟。这是个让人感觉轻松愉悦的小岛,但是,在“史上”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与这个海岛相伴的调子都不是平静柔和,而是桀骜不驯。在许多记载里,这个小岛都是“海贼”的同义词,是不时惊扰闽粤地方官员乃至中原王朝的一个噩梦,特别是在明后期,此地海盗活动的频繁程度与规模,均堪称“中国之最”。

文/国家历史特约 何书彬

要到闽粤之交的南澳岛去,渡轮是唯一的交通方式。从澄海的莱芜渡口到南澳岛的长山尾渡口,平底船需要摇晃50分钟。这里没什么现代工业,渔业、旅游业和风力发电是这个海岛的经济支柱,人们来这里享受沙滩、海鲜和新鲜空气。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都是个让人感觉轻松愉悦的小岛。但是,在“史上”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与这个海岛相伴的调子都不是平静柔和,而是桀骜不驯。在许多记载里,这个小岛都是“海贼”的同义词,是不时惊扰闽粤地方官员乃至中原王朝的一个噩梦,特别是在明后期,此地海盗活动的频繁程度与规模,均堪称“中国之最”。

“红头船”里的秘密

人们前往南澳,首先看到的就是“红头船”。这是一种用油漆把船头涂成红色的木船,在清朝末年,无数沿海民众就乘坐这种船只“下南洋”,以至于后来“红头船”就成了当时所有洋船、商船的俗称。

今天“红头船”仍旧被广泛用作渔船和商船。在去南澳的莱芜渡口,除了一艘平底渡轮和几艘快艇外,便大多是“红头船”,渡口附近还有一个公园就叫“红头船公园”;南澳岛上的船只的则几乎都是“红头船”。

在潮汕一带,几百年来“红头船”都与当地人的生活和历史交织在一起,散发着一种艺术化的民俗色彩。很少有人会想到,开始时,将船头漆成红色出于官府的强制,目的是切断当地居民与海盗的联系。

问题出在海禁政策上。东南沿海,特别是闽粤交界一带,早在宋元两朝鼓励海外贸易时,海商们为了追求更多利润,已经在悄悄绕开当时的市舶司(海关)偷偷进行贸易,同官商争利;明清实行海禁,让这些“地下贸易”也难做了,但这一带地少人稠的客观情况又让当地民众离不开海洋贸易,不得不继续“以海为田”。既然不能再合法“通蕃”,他们就干脆做了非法的“海贼”,于是“商船”转为“寇舶”,形成官府眼中的海盗集团。

另外,因为这是一个“三不管”地带,自然就有因职责划分不清而扯皮之事,这在“靖海”上自然也不例外,“巡海官兵遇有歹船,妄执闽粤疆界之分,不肯穷追;及至失事,则互相推诿。”这无疑是助长了海盗的活动,于是这一带更成“贼艘出没之区”。

中国版的“金银岛”

虽然海盗集团在海上往来如风,但他们也需要一个陆上基地,一番选择之后,南澳岛成为一个最合适的“巢穴”:这里距离大陆的距离不远也不近,既足以和官府保持“安全距离”,又方便随时到大陆上“侵犯”一下;南澳岛上的居民在明初被朱元璋强行迁徙,留下大片田地可供耕作;岛上山势险峻,利于筑城修寨,有险可据。最重要的是,这里地处国际贸易的航道要冲,距离太平洋主航线不过几海里。

就这样,南澳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版的“金银岛”,并且从它进入外界视野的第一天起,就和海盗故事有了扯不开的关系。那还是在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海上剧寇”沈师“啸聚甚众,犯南澳,岭东震动三月”,广东常平提举杨万里集合了数郡兵力,平定了这一事件。从此,南澳开始在史书记载上作为“贼穴”出现,之前它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荒岛而已。

从此海盗的势力越来越大,顾炎武说南澳:“洪武间,居民负险作乱,遂为贼巢”;《南澳志》载:“终明之世,漳潮无安堵,寇乱较唐宋元为尤烈”,到了明朝后期,南澳一带的海盗势力已大到了动不动就“战舰数百,聚众万余”,横行海上,向过往船只征税,俨然一海上王国。

面对以上情况,中原王朝自然是一百万个不乐意,屡次征讨,但总是无法斩草除根。问题还是出在海禁上,正是海禁使许多人逐利的天性无法发挥,于是沿海许多豪门、官员、官员亲属都与海盗有着关系;对于升斗小民来说,不能“通番”则无疑于对生计有着巨大的杀伤力,于是就常常参与和海盗的私通接济活动,以“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率得厚利”,有的干脆加入“组织”,把海盗当成职业。在这种情况下,海盗就具备了“民众基础”,官兵来围剿海盗时,沿海民众的反应则是“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

“红头船”举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做法是“将出海民船按次编号,刊刻大字,船头桅杆油饰标记”(雍正初年谕旨),此外还限制民船营造规模,期望以此举加强对民船的控制。广东在南,南方属火,用色为赤,于是船头便漆成红色。

就在当今“红头船”大量停泊的南澳岛深澳湾旁,有一个名为“吴平寨”的村庄。


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这可能是唯一以海盗的名字命名的村庄。明嘉隆年间(1521年-1572年)是中国海盗的全盛时期,吴平则是这一期间活跃在南澳岛的众多海盗首领之一,此外,还有林国显、许栋、许朝光、林凤、林道乾、曾一本等海盗集团把南澳“先后据为窟宅”或活跃在附近海域。这些海盗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林凤是林国显的族孙,吴平是林国显的侄婿,林道乾的船队里有林凤的船只,曾一本承接了吴平的部众……

对于“吴平王”的故事,村民们对他传奇性的一面津津乐道,比如他虽然身材短小,但相当精悍,“能在海里潜游七八里,从诏安游到南澳”??这些足以使他当好一名海盗,但还不足以成为海盗头领,成就他的是“有智略”。

紧挨着吴平寨的,是今天南澳岛上的景点之一“金银岛”,这是一个在海边的小山,山下即是深澳湾。

“金银岛”上有吴平妹妹的塑像,她左右拿剑,右手拿着元宝,是这个岛上的“护宝女神”。南澳岛上神佛满天(南澳人口只有7万多,庙宇就有30多处),自然也不会少了“护宝女神”的香火。人们相信,摸一下“护宝女神”手中的元宝能给自己带来财运而不去理会传说中的故事??她正是不肯离开大批财宝,才死在此地的。

“官”、“盗”搏弈

传说的真伪无法判断,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秋,这里曾有过一场恶战却是毫无疑问的。对阵的双方在当时都声名显赫,一方是战绩卓著的名将戚继光、俞大猷;一方是“设三城海上,纵横南澳、浯屿(在今福建省龙海市)间”的名海盗吴平。

吴平早已料到有此一战,他在寨前的海湾里布下了海底石墙,阻止俞大猷率领的水军。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吴平船400艘,众万余;俞大猷统领福建和广东的水兵,船只数量为300艘,戚继光统帅陆军:5000名“戚家军”。可见海盗吴平的实力并不低于正规官兵。之前俞大猷对他曾用招抚策略,但他旋即复叛。

此次,戚继光一到南澳,即在外围运石、沉船以沉塞港口,同时以兵船环列南澳岛,将全岛封锁,随后登陆,与吴平恶战数天后,俞大猷赶到,与戚继光会同作战,此后戚继光在正面进攻之外,又以3000精兵从敌后登陆奇袭吴平。

是役,吴平大败,被俘斩万余人,吴平仅率百余人驾小舟逃脱,后又被俞大猷的部将汤克宽追击于今越南境内,不知所终。有人说他战死在越南,也有说他又再次逃走。对此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记载是:“然往有亲见平鲜衣怒马,在京浙日为富商大贾。平已炙其面……人无识者。”

南澳岛上的雄镇关可以说是这场战役给南澳岛留下的“纪念品”,这是一道石筑的关口,戚继光奇袭吴平时,曾“道出于此”。

许朝光是和吴平在同一时期活跃在南澳的海盗首领。他曾自任“澳长”??将“海关”和“海洋执法”结合为一体,并仿照官方的海外贸易机构,对商船“抽分”收税,交税的海商则称之为“买水”,“澳长”则要保证船货在“买水”后的海上安全。

当然,做“澳长”的绝不止许朝光一人,林凤还有后来的郑芝龙,在私商贸易之外,都效法了许朝光这一“抽分”法,与官府争夺商船税。在人们的一般印象里,海盗应该干绑票和打劫才算是“务本行”,但是对“大航海时代”的中国海盗集团来说,自立“海洋政府”,收税费可以让收入更稳定??朝廷浪费了海洋,但是海盗不肯浪费。

现在南澳岛上,有许朝光留下的“许公城”和“许公陂”。还有他留下的“海上烽火台”??烟墩,这是岸上观察敌情之报警系统。

官府眼中的海贼,在民间却被称为“王”、“公”,曾参加辛亥革命的陈梅湖在其编撰的民国版《南澳县志》里写道,他对于南澳人将吴平、许朝光“曰王曰公”很有感触,“可以想见当日平势之盛,及朝光之无残虐于澳民”。作为一个曾经的秀才和革命党人,陈梅湖亲身经历了清末的吏治败坏和民国的社会混乱。民国时期的南澳岛上也出了三个海盗,但这三人除了蛮横、粗暴和擅长杀人越货外就没有其他特点了,比起他们的海盗祖先不知道“退化”了多少,对此,陈梅湖痛斥他们为“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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