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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轮:转折时刻的生死浮沉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历史趣闻 来源: 记忆方法网
,   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自上海黄埔港起航的太平轮,搭载了近千名乘客,以及数百吨物资,驶向台湾基隆港。满船的乘客,带着离乱的苦痛,开始了这一段艰难的航程。晚23时45分,当太平轮行驶到舟山群岛附近时,突然与迎面驶来的建元轮相撞,半小时后,太平轮沉没在冰冷的海水中,全船生还者仅36人。

  在波涛汹涌的大时代浪潮中,很少有人会留意这小小一船人的命运。失去民心和根基的国民党已无从立足,在1949年两百万人溃退到台湾的过程中,太平轮的悲剧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在青岛,在烟台,在上海,在广州,在中国沿海的每一个重要的港口,类似太平轮这样的生死离别在日复一日地上演——成千上万的家庭就这样在历史的转折口分别,一松手就是一辈子。

  这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无论是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还是命若蝼蚁的兵士,都在自愿与不自愿当中,来到一个陌生的弹丸之地。而更多的则是操着各地方言的普通民众,被这股潮流所裹挟,以1949年为分界点,开始了人生的下半场。

  “1949年,国民党被共产党击败,国民政府带领二百万残兵、难民来到台湾。”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在史书上冷峻地记载道。这200万人,不管是否情愿,都被刻上了失败者的烙印。败军之将,何敢言勇?隐忍与伤痛,屈辱和自省,种种的情绪都在这一刻埋下了种子,任由历史的风雨浇灌,岁月催长。

  来自不同地域的两百万人,无论原籍何处,共同的遭遇,同样的情绪,将他们组成了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一起去承载离乡的愁苦。在这个小岛之上,他们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外省人”,以区分于六百万“原住民”。

  小岛上的故事,就以这两百万人和六百万人为主题,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60年后,当1949年的老一代“外省人”日渐凋零,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则拥有了一种全然不同于父辈、祖辈的视角。他们在这个小岛上成长,与这个小岛的命运休戚与共,他们既是外来者,也是原住者,他们遗传了父辈祖辈的乡愁,更诞生了自我归属的台湾意识。60年后,他乡俨然变成了故乡。

  理解现在的台湾,不得不从1949年讲起,这里面包含有太多的历史基因,它是台湾之所以是现在,台湾之所以是台湾的关节点。只有这些“败军之将”的命运,不被看做是无关紧要的过去,而是一个关乎将来的现实,他们才不会成为孤独的历史弃儿,而是同为中国人,一个民族在大转折时期的分离体。只有正视这群人的命运,历史形成的伤口才能渐次愈合,伤痛的分离才能再次聚首。


《大公报》登载的沉船消息

  太平轮1949:转折时刻的生死浮沉

  太平轮沉了,一波浩大的迁徙去台移民潮却由此开始,有人出生在船上,有人成功登岛开始新的生命故事,也有人永远渡不过台湾海峡,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风浪中……

  “太平轮”不太平。

  60年前的一个午夜,它搭载着一群逃离战乱、去台湾寻找“后半生太平岁月”的人,沉在了舟山群岛外海,遇难者近千人。

  太平轮沉了,一波浩大的迁徙去台移民潮却由此开始,他们一船一船地奔向台湾,有人出生在船上,有人成功登岛开始新的生命故事,也有人永远渡不过台湾海峡,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风浪中……

  逃难

  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

  这天中午,上海富商李浩民来到黄浦滩码头搭船,他要去台湾和家人团圆过春节。

  预定下午16时启航前往基隆的太平轮,是年关前最后一趟去台航班。它原本是货船,因向台湾大规模转运人员、物资的需要,才在1948年11月勉强改装成客轮,主要运送国民党撤退军民去台。

  这个时候,刚刚歼灭了国民党55万精锐部队的解放军,又挟淮海战役之势,集结重兵于长江北岸,兵锋直指南京、上海。1月21日,蒋介石在匆匆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台湾警备总司令后,宣布“下野”。

  与此同时,在“转过条马路,物价就要翻一翻”的混乱中,从东北、华北、西北等各个战场败退的人潮,蜂拥到南方港口等待去台的航船。

  想搭末班船的人太多,从中午开始,黄浦滩码头就“一片黑压压的人潮”。上海有钱人从市中心开车过来,皮箱装满银元、身上绑满金条,猬集在码头随时准备登船去台。上了船,车就不要了,空汽车从码头一路排到了市区。

  李述文是山西公务员逃难团中的一员,在1948年冬解放军包围太原前逃了出来。一行100多人一路逃亡,最终在1949年春节前赶到了上海。登上太平轮后,他们却发现这“不是装人的船”,尽管船上配有餐厅、酒吧和娱乐室,但那只属于少数有钱人。货舱挤得“像猪舍一样”, 弥漫着酸腐气味,令人阵阵作呕。

  就是这样的一艘千人客轮,每周在上海基隆之间往返两趟,趟趟满员超载。即便是在这条航线上跑的客轮多达55艘时,仍然船少人多,一票难求。

  于是,有人通过关系拿到船票或强行登船,有人则用手中的金条换取舱位,能优先登船的都是上层人士。这天的太平轮上,就有辽宁省政府主席徐箴夫妇、琼崖守备司令部中将司令王毅、蒋经国密友俞季虞、《东南日报》社长陆淑影等国民党政要。

  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柏超也在这艘船上,他急匆匆去台湾,是为了给国立音乐学院选个迁台后的理想校址。不过等他赶到码头,船已满载。转身时,被船上原本相识的三副叫住了,这名三副把自己的舱位让给了吴伯超。

  最终,这些政要闻人,都没能活着到达台湾。

  国民党四平市书记长梁肃戎,在解放军攻克四平后化装南逃至上海准备登船,却因太太刚生的二女儿发烧不适,不能成行,同行的20多名东北籍立法委员决定与梁家共进退,于是一起退了船票。

  到下午16时,太平轮已满载了近千乘客,其中船员124名,有票的508人。还有300多人没有票,通过各种途径强行登上了船。

  “逃难时谁还管是什么船?能去就行。”他们无法像两年前就预见时局将乱、早早把妻儿送到了台湾的李浩民那样从容。虽然他们中多数人对台湾的了解,顶多是知道“四季如春、物产丰隆,有甜美的凤梨和香蕉”。

  沉没

  太平轮没有按时启航。

  它还要等待一批重要物资: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重要文件1000多箱、东南日报社全套印刷设备、纸张及相关资料100多吨,同时还有一捆一捆的钢筋不断运上船,很快压得船身倾斜。李述文回忆,有人看着心里发慌,就把船票转卖了。但逃难者大多忽略了这个险情。

  事后统计,加上这批600多吨的钢材,太平轮启航时累计载重已达2700多吨。而它的核载吨数,不过2050.775吨。

  延误2小时后,太平轮终于在18时18分启航了,载着上千从容或者仓促的人们,开始了它的死亡之旅。

  “航速很慢,应该不超过6海里,船像大木盆在海上漂流”,又“像推磨般摇”,但人们并不在意,“许多人还想着,或许最多一年两年就可以回到大陆来”。

  太平轮没有挂信号灯,并且抄了一条暗礁多、水道窄的近路,这是因国民党的夜航管制,为了避免遭遇军队船只拦截检查。如今已无从得知,当初是否有乘客表示过担忧和异议。

  海难生还者叶伦明回忆,那晚船上的人“也像在家一样过小年夜”,更因乱世中与亲人团圆的渴望即将成真,这个小年夜尤显珍贵。叶伦明也和熟识的朋友围成一桌吃饭喝酒。觥筹交错间,他们还讨论了到台湾后的打算。他们都带上了全副家当,期盼着到台湾“过上有钱的安稳日子”。

  满船弥漫的虚幻升平中,船员们也都离开了驾驶舱,在甲板上喝着热酒喧哗哄笑。浑然不觉,无人把舵的“希望之船”,正面临一场毫无征兆、却又迟早要发生的灭顶之灾。

  当晚23时45分,舟山群岛白节岛附近,太平轮遭遇第一声巨响。

  满载着2700吨物资、同样摸黑航行的建元轮,一头撞上了来不及鸣笛响应的太平轮,腰部第二货舱被后者船头直接切入,当即沉没。船上70多人,仅三位管轮和一名水手获救。

  太平轮也严重受损了。不过船员们估计,“应该还可以支撑到附近沙滩”。叶伦明也以为船没有大碍,继续坐在饭桌边上为大伙盛饭。山西公务员李述文等大多数乘客,则回到船舱,想着“一觉睡醒就到台湾,就有后半生的太平岁月”。

  仅仅15分钟后,午夜零点,第二声巨响彻底击碎了人们的甜梦。

  叶伦明赶紧冲出船舱,看到人们个个面带惊恐,在倾斜的甲板上惨叫着、呼喊着,漫无目的地四处奔逃,海水已经从破损的前舱汹涌而入,轮船快速下沉。

  避无可避,叶伦明脚下一空,终究还是掉进了海里。

  转眼间,太平轮成了“绝望之船”。

  逃生

  又一个15分钟后,“绝望之船”变成“死亡之船”。太平轮在零点一刻即完全沉没,把近千乘客抛入了大海。

  身上绑着金条银元的,率先被剥夺了逃生机会,沉重的黄白之物瞬间把他们拖进了水底。“他们全身只剩一个头在水面,身旁是满满一包用手巾裹着的金条。”原本承载着希望和梦想的黄金白银,还有佛像、珠宝、古玩,无论多么珍贵甚至价值连城,这时都成了废物累赘。

  紧接着,“衣裤全部湿透,身如贴冰,浑身发抖,牙齿互撞不已”。严冬午夜冰冷刺骨的海水,冻毙了绝大多数人。

  另一幸存者徐志浩在落水中看到,四个孩子紧紧地拥抱着母亲,而母亲,他们唯一的最后的保护者,也用双手紧紧挽着她的儿女。

  “他们都知道这是死亡的刹那,但谁也不愿离开谁一步。最后他们那最亲爱最坚决不离的五口,完全被无情的海水吞了下去。”

  叶明伦几乎无法呼吸,可是一想:不能死呀!他一咬牙,身体冲出了漩涡,跟着头也伸出了水面。

  摸黑中,叶伦明捉住了一个木桶。他依稀记得,这样的木桶有大、中、小三个。也有其他人看见了木桶,赶紧游过来抱住。

  他开始努力寻找幸存者,碰到人就伸手试试是否还有呼吸,摸到脚就拽住把人拖上木桶。也有人主动伸出手来,他就尽力拉住。十几个人在海里载浮载沉,等待救援。

  这时,惨叫声、救命声、哭声都已消失,海面又恢复了寂静如死的漆黑,仿佛世上从不曾存在过太平轮。

  幽暗中,叶明伦和同伴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却不敢交谈。

  不知何时才是尽头的海上漂流,又冷又湿。叶伦明几乎要松手,一抬头,“好像有人在我头上吐了口水,我就醒了。”等叶明伦回过神来想看个究竟时,那人己经到前面去了,就此消失不见。

  不知道飘了多久,叶明伦忽然看到远处的光亮,是太阳又照常升起了,是的,天亮了,可是昨夜的一切都不见了,除了身边的同伴们,“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终于有一艘澳洲军舰驶过,救起了他们。于是又有了食物、热饮,生还者就着火炉取暖、烘干衣物,然后随船前往上海。

  李述文不会游泳,在落水时和太太及七八个人死死抓住轮船甲板上的一个大木箱,在断断续续的呼救声及怒涛声中漂浮。其间,陆续有人因体力不支沉入水中,包括李述文的太太。

  身体壮实的李述文,用尽最后力气爬到箱子上面,漂了10多个小时后,终于被一位驾船路过的福州人搭救。他是那群人里唯一的生还者。

  事后统计,全船生还者不过36人。

  人祸

  海难发生后不久,另一位船长林乘良看到了太平轮的结构图。他说,因由货轮仓促改成客轮,太平轮存在诸多设计不合理之处。尤其是它的单层舱底,很不安全,通常客船都是双层底。

  太平轮是美国Manitowoc船厂制造的“大湖型客货船”,1920年下水,排水量2500吨,长80米、吃水7米,装备锅炉两具,蒸气主机一台,航速9节。二战中,该型号船作为美军的短程运输补给船使用,为了加速航行、躲避日军舰艇炮火,美军又刻意把船身改装得轻巧单薄。

  二战结束后,当时中国唯一的国有性质的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于1946年从美国打包购买了19艘大湖轮,作价17万美金一艘且送货上门,准备大举杀进航运业。此时,长期被外国列强霸占的中国航运市场,在日本人败了、英国人一时回不来的当口豁然敞开,成了政界和商界疯抢的肥肉。顾祝同、上官云相、汤恩伯、杜月笙等高官名流纷纷置办轮船。一夜之间,上海滩就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航运企业数十家。

  “中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抗战时期由宁波商人合资组建的运输企业,也靠着与陈仪及轮船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徐锡麟之侄)的浙江同乡情分,得到了太平轮等几条船,就此做起了航海生意。

  海难发生后,由于遇难乘客中“太多有钱有势的达官显贵”,中联公司遭遇天价索赔。承保的上海华泰保险公司却立刻宣布倒闭,中联公司无力赔付也只能结束营运,旗下另两艘轮船,一艘被没收,用铁链锁在了高雄港,最后全部锈烂,索赔一事也就不了了之。另一艘华联轮却成了蒋介石的专轮。

  不光是船身的问题。当时,为保证调动畅通,国民党军上海港口司令部规定天黑以后是军运专用时段,任何民船一律不许进港出港。而严重超载的“太平轮”,为了躲避检查不开航行灯、又偏离正常航线走狭窄水道。结果就撞上了同样也是违规、关灯、窄道航行的建元轮。

  倘若只是这些原因,仍不足以酿成一起近千人死亡的大海难。

  吴柏超的独生女吴漪曼后来得知,海难发生时,驾驶舱里空无一人,这才导致建元轮驶近鸣笛警告时,太平轮没有任何反应。尤为吊诡的是,该时段的当班船员,正是那个让舱位给父亲的三副,那一刻他正在甲板上忙着喝酒。

  生还者葛克也指出,由于撞船事发突然,甲板迅速下沉,船上的十几条救生艇根本来不及放下去。而船员们在船沉之际,也都只顾自己逃命,根本无心顾及船客。

  错乱荒谬,从人们登船开始一直持续到了沉没那一刻,最终把希望之旅变成了死亡之旅,把近千条生命连同他们的黄金银元,他们的希冀和憧憬,一起埋葬在了海底。

  命运

  噩耗在除夕夜来临前传到了桃园李家,李浩民的儿子李昌钰正用花草盆景搭一座“父来公园”。面对着渐渐冷去的年夜饭,李昌钰全家人围在桌旁泣不成声。他们无法相信这个事实,母亲和李昌钰的长兄甚至找了飞机,去失事海域上空盘旋呼唤。

  奇迹到底没有发生。转眼间,家中近百食客“飞鸟各投林”,纷纷走避。拥有老家江苏如皋近一半土地的李家,就此败落,只留下寡母李王岸佛和十二个孩子,四个刚成年,八个未成年,李昌钰最小。为了张罗儿女的学费、生活费,李王氏被迫出门奔波谋职,并且习惯了鸡鸣即起。此前,在她四十多年的人生里,从来没有为生计发愁过。

  李昌钰后来考上了海洋大学,同时却发现中央警官学校招生,学费全免且倒贴生活补助,将来工作也有保障。这成了他“神探”之路的起点。但李昌钰一直觉得,他本来有可能是银行家或经济学者。

  不只是李昌钰,陆淑影的女儿黄似兰当时才8岁,一夜丧母后,又被贪图其唯一继承权的亲戚骗回大陆,而后财产被霸占,又因母亲的身份被同学视为“特务”、文革中屡遭批斗,饱尝人间冷暖。

  海难次日清晨,吴漪曼在基隆港迎接父亲,最终只能留给茫茫大海一个绝望转身的背影。此后,她继承了亡父衣钵,用一生去圆父亲未竟的梦,后来成了著名钢琴家。

  太平轮及近千条生命的消失,在翻天覆地的大时代风潮中,只是溅起些许波动、转眼消失无踪。媒体虽有报道,但在满纸的战乱灾祸新闻中,“太平轮”也仅仅是一个标题。到1949年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攻占南京、上海后,更没有人去深究了。在往后几十年的两岸对峙中,它也一直是双方共同的禁忌话题。

  然而太平轮终究没有成为“遗忘之船”。较之遇难者家属,生还者的“太平轮”记忆,更是刻骨铭心。

  获救后,叶明伦回到了上海鸭绿江路老家。才从船难中死里逃生,他对船行远方感到恐惧,他试着写信给台北的妻子,倾诉心情和思念,可是所有信件都被原封退回。不久两岸封锁对峙,他失去了与家人的所有联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去香港定居。

  恢复了与兄弟的通信往来后,他才知道,妻子早在太平轮事件次年就改嫁了。父亲其实早就知道,但到死也没有告诉他。这成为叶伦明最不愿提起的往事。

  到香港后,叶伦明坚持靠贩售自己缝的被单、蚊帐、枕头套、床单等谋生,有时他还会卖几张手绘的油画给观光客。他婉言谢绝了社区的照顾。“我在海难中都没死,你们去照顾别人吧!”

  这时,他还恢复了年轻时长跑的习惯。他说,每回慢跑都是一次活下去的勇气。六十年前一起在太平轮上的朋友,来不及到达台湾,而他幸运地活着,他要努力留住呼吸与生命的感觉。

  “只要跑步,就觉得肉体、心灵都满足,也从不感觉孤独。”叶明伦后来拿到多项马拉松赛事的冠军。

  今年88岁的叶明伦,终于跑不动了,可是他还要慢行,“一直走下去,到我倒下为止。”

  也不仅仅是遇难者家属和生还者。

  从改装到沉没,3个月间,太平轮总共在上海和基隆之间往返了35趟,搭载了许多家庭到台湾落地生根。乘太平轮到台湾的人们,往往把孩子取名为“太平”,或者“和平”,以纪念战乱中那段和太平轮有关的流离岁月。

  杨太平,1948年12月出生在太平轮的通铺上。没有接生婆,给他剪断脐带的是一位四川老太太。船上没有水,血液在身上凝固了好几天,又硬又干,头发上都沾满血迹,到达基隆港后才找到医院洗干净,直洗到手上皮肤破掉。

  “‘太平’这个名字,也是期许我一生平平安安。”

  错过了太平轮的梁肃戎,最后也还是坐船到了台湾:“年关前的末班船”,其实是一波浩大移民潮的领航船。在1949-1950年间,像梁肃戎、李述文这样的随国民党败退迁徙去台者,多达200万。

  结局不尽相同的移民故事,开端都是海难、死亡。这段迁徙史由此深烙“太平轮”印记,深烙悲情与苦难。烙在移民的记忆中,烙在遇难者家属的人生中,烙在所有颠簸于大时代的巨浪中、无力左右自己命运的人们心灵深处。

  凭吊

  台湾基隆港东十六号码头,有一座两人高的“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附近士兵说,每年都有人来祭拜。

  2009年1月,杨太平、海难遗腹子张和平,还有李昌钰等,都来到了纪念碑前。死难者吴禄生,台湾樟脑产业开创者,这次孙女吴素萍给他带来的祭品是一堆樟脑和肥皂。她要让爷爷看到,后人还在继续着他经营一生的事业。

  凭吊活动组织者张典婉,她的母亲司马秀媛是老上海富家女,也是1949年搭太平轮去的台湾。

  2000年,早已把身份证本籍栏改成“台湾苗栗”的司马秀媛,以“张氏司马太孺人”的身份走完一生,那是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客家人”标记。张典婉打开母亲上锁的书柜,发现三根金条、一张上海身份证、一张上海地契,还有一本写满人名和通讯地址的记事本。

  “那一刻,所有的感觉都涌上来,我决定要写家族史,写客家父亲和上海母亲的故事,故事里有一艘太平轮。”

  人们决定,11月中旬去沉船海域吊祭亡魂。

  人们还决定,让女画家周舟设计一组和太平轮海难有关的主题雕塑,地点就在基隆港旁边。周舟也出生在太平轮上,得名于“大舟”及舟山群岛。从国外返回台岛定居时,她的首选居处就是基隆港边、一处不足10分钟就可步行到纪念碑的地方。仰望海天沃土,为来不及到达终点的魂魄轻声低吟,周舟心中早有定见。

  她决心突破纪念碑给人的悲情联想,为流逝离别设计风光水影,象征民族迁徙,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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