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陈再道率中原野战军二纵驰骋中原，围歼高魁庄，喋血郑庄寨，大战羊家集，屡建战功，陈毅元帅称之为“再道之勇”。

全国解放后，陈再道历任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文革”中，陈再道将军由武汉至北京，宿京西宾馆。造反派闻讯，围之，逐楼搜查。据说，当时周总理指示宾馆领导将将军藏匿于大楼电梯内，造反派上，电梯下;造反派下，电梯上，将军才逃过一场劫难。后来有人问将军，电梯内滋味如何?将军答：“如战争年代打地道战。”。

陈再道将军晚年喜散步，常独自至阜成门立交桥下，遛马路，逛商店，观街景，有时挤进人堆看别人下棋，为一子之得失，与素不相识者争得面红耳赤。

陈再道将军吃西餐时，只用汤勺，从不用叉子等。某宴，一大使馆武官对将军说：“陈司令，你最好用叉子，这个方便。”将军笑答，“我不习惯用叉子吃饭，我习惯用叉子垛稻谷。”

一次，陈再道将军回乡参加纪念黄麻起义大会，秘书为将军准备了发言稿，将军照稿读着读着，突然悟道：“我回家了，还念稿子干啥?”遂弃稿于一边，想啥说啥，自由发挥，屡获掌声。某日，陈再道将军与某校学生座谈，一学生起立问将军：“你年轻时向往的社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将军答道：“在青年时代，我认为社会主义是个好人的世界，至于社会主义还会有溜须拍马、投机取巧、敲诈勒索的鬼名堂，是想也没想过的。”言毕，掌声骤起。

1985年10月26日，南京中山陵5号会议厅，国家副主席王震召集王平、向守志、郭林祥等将军开会，忽听“咚咚”敲门声极大;后来门被人以脚蹬开，人未进，声已震屋宇：“抱歉!我来迟了。”76岁的陈再道将军脸黑如炭;白发如银，径直坐到王震副主席身旁。

由于许世友和陈再道是亲密的朋友，而且两人都爱喝茅台酒，有兰段时间，不管谁弄到茅台，就会通知对方前来畅饮。往往是每人面前放一瓶，不用酒杯，也不要下酒菜，边谈边喝。酒兴上来’，论军事，议政事，讲述古往今来，评说历代英雄豪杰。许世友在一次喝茅台议历史时说道：“不懂民情难为相，不懂地形难为将。诸葛亮作相可以，作将不行。”

“喝茅台，酒流到哪儿，哪儿就觉得舒服，有一种顺‘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感觉，不刮喉，不像别的酒满嘴钻。”

“是啊是啊，其它酒喝多了就感到头重脚轻，弄不好会摔跤子。”陈再道接着说道。

两人喝得高兴，便开始论武。

陈再道说：“老许，都说你武功了得，可我的罗汉拳也不孬。罗汉拳是五大名拳之一，是中华传统武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武者，武功也，为功夫，是体;术者，拳术也，为技术，是用;两者不可分，武与术是相合而盲;武则有术，功以拳显。”

许世友笑道，“老家伙，当我不知道，你是在背拳谱上的话。我也会，禅宗罗汉拳讲究拳禅一体，功夫与技术相结合，有养身与技击双重作用。度心为善，禅也;禁人为恶，拳也。这也正是罗汉拳最大特点：强身立命，禅心悟性。”

陈再道来了豪情，“还有呢，罗汉拳的武与术，是在练习桩架、修脉、行气、运劲、发力、念力、灵力、法力、神通的基础上，进一步练习套路。在练习套路的过程中，以意领神，无人当有人，反复操练，规矩认真地练，再结合三乘九次第功夫要领，反复练习，久之必得其术。”

许世友嘿嘿一笑，“一旦真功练到手，罗汉拳技击之术也就有了，整个过程是‘脱胎换骨，易筋洗髓，出神人化’‘三乘功夫九种次第。因此，一定按罗汉拳之本来面目与步骤练习，否则难得罗汉拳之真谛。”

他俩边喝边谈，直到面前的茅台酒瓶空了，把最后一滴酒滴进嘴里，才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住所。

就这样，陈再道将军始终保持一个尚武人的本色，坚实平和，不骄不躁，豪饮独行，度过了充实的晚年。1985年10月22日，时年80岁的许世友逝世。陈再道将军闻之，喃喃地说：“老许走了，再也没人和我喝酒论武了……”

1993年4月6日，陈再道将军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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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引起人们震惊的程度而言，到1967年夏天为止，“七二事件”是最大、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大事件”。林彪、江青一伙甚至说，武汉“七二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冲击毛泽东驻地。

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引起人们震惊的程度而言，到1967年夏天为止，“七二事件”是最大、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大事件”。林彪、江青一伙甚至说，武汉“七二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冲击毛泽东驻地。(本文摘自《中国现代史论》第五卷作者：薛庆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七二事件”发生前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回忆说：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1月23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28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对我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我当时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其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予以释放)。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做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人，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事件”发生前，已拥有120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85%以上。武汉军区驻武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希望他们收集材料，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作好赴京汇报的准备。7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7月10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

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7月13日，总理决定到武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

7月13日，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还两次打电话给刘丰，要刘丰把空军某部王新(原政委)等人立即召到武汉。更令人奇怪的是，与解决武汉问题和保卫主席安全没有丝毫关系的江腾蛟，也从南京窜到武汉。李作鹏等人以及总参谋部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们到武汉，据说是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是经过主席、总理同意的。这里面有没有林彪的预谋，很值得怀疑。

7月16日，谢富治、吴法宪还布置空军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刘丰和王新等人开会，让他们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和钟汉华。

本来，总理是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7月15日，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并把他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武汉军民包括高级干部一时都被弄糊涂了，他们深怀疑虑：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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