懋功会师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这时，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在涪江地区，就地休补，发动群众，筹粮扩红。我还记得，我们的电话机工作人员本来就不少，三天中又扩进一百多名新兵。因电话机有限，用不上这么多人，只好把他们分配到部队中去。四军十师第二十八团，强渡嘉陵江战役中减员二百来人，但扩红近九百人，全团人数达一千七百余人。武器、弹药、粮食、被服、经费等，各部队亦获得较大补充，比在川陕根据地后期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全军共八万多人，加上从川陕根据地撤出的党政机关人员和革命职工，总计不下十万之众。

蒋介石为防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实行各个击破，正调遣兵力，企图以江油、中坝为中心，对我实施东西堵截，南北夹击。敌人的部署是：以刘湘主力王缵绪部十三个旅为右路纵队，由罗江地区出绵阳、魏城，沿涪江东岸向彰明、两河口、重华堰进击;以邓锡侯第二十八军和孙震第二十九军各一部为左路纵队，由三台、绵阳出动，沿涪江西岸经香水场，双合场向中坝、江油进攻;以胡宗南部南下青川、平武，配合左、右两纵队的夹击;广元以北的邓锡侯一部南下，向剑阁推进;唐式遵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一线，防我东返;邓锡侯另一部封锁土门及北川河谷，防我西进;李家钰部防守阆中及其以西左壁垭、店子垭一线，阻止红军南下。

涪江流域的江油、中坝地区，枕山面水，紧邻川西平原，物产丰富，利于我军休养生息。然而，“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乡”。要打破蒋介石的合围部署，要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我军不能在这里久留。这时，张国焘、陈昌浩已经上来，立即在江油附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各军的负责同志均参加。会上，张国焘讲了撤出川陕根据地，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两军会合后，要在川西北创造根据地，赤化川、康、陕、甘、青等省。为打破蒋介石的合围部署，方面军下一步应首先占领北川、茂县、理县、松潘一带地区，背靠西康，作立脚点。他还提出，那带是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应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以利开展工作，云云。陈昌浩也发了言。大家没有异议，一致同意按张国焘的意见行动。

西向岷江地区，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实现两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成了动员和鼓舞部队的巨大动力。全军指战员，士气高昂，精神焕发，纷纷表决心，做准备。我们计划，首先突破邓锡侯在土门、北川河谷设置的防线，占领岷江流域的松潘、茂县、理县、汶川。五月上旬，部队先后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西进发。

松、茂、理、汶一带，是邓锡侯的地盘。境内高山连绵，河谷错列，地形险要，为汉、藏、羌、回等民族杂居区域，盛产黄金、木材、烟土、药材、牛羊、兽皮等。为防止我军西进，邓锡侯在进入川西北的咽喉要地北川至茂县的土门险关，设置了三道防线，陈兵约三万余人，凭险筑垒，封锁土门，全力守备北川河谷。

五月十二日，我先率九军、三十军主力，由北川西进，翻山越岭，直抢土门。沿途多原始森林，人烟稀少。我军经激烈战斗，连续击溃邓锡侯部十一个团和各地民团的防堵，强占北川河谷，夺取土门险关。十五日，先头部队占领茂县。我和前线指挥部在土门住下，指挥部队消灭附近顽抗的残敌，扼住南面的制高点，接应后方机关转移。从成都、绵竹方向来援之敌，拼命向我进攻，想把红军的通道截断。我掩护部队在土门以南的山上，抢筑工事，顶住敌人。敌人处于仰攻的不利地位，死伤惨重。

我后方机关包括从川陕根据地撤出的兵工厂、被服厂、造船队、医院、妇女组织、地方干部等，相当庞大。男男女女，抬着机器、粮食、担架、物资，走了几天，才转移完毕。伺后，方面军总部进驻茂县。先头部队一部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威州等要点;一部直逼汶川，占领理番(今理县)。后续部队四军、三十一军一部，则北进至松潘、平武以南的镇江关、片口等地。北进的这一路，本想占领松潘县城，扼控从川西北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屏障茂、理。但胡宗南部先我一步，进驻松潘。松潘是座古城堡，城墙厚达二三十米，周围皆崇山峻岭，敌筑有坚固防御工事。我们的部队缺乏炮火，攻也攻不动，遂退至松潘以南的镇江关，与胡敌对峙。从镇江关、片口、北川、观音梁子、千佛山至汶川一线，敌我双方，不时发生激战。

方面军总部住地茂县，即现今的茂汶自治县。县城内有几百户人家，全县约六、七万人口。羌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川西北羌族人民最集中的县份。民房多为山石垒砌而成，依山面水，方方正正，相当坚固。境内烽火台不少，矗立在高山顶上，远远望去，象擎天柱似的。寺庙也多，一座不大的县城，就有二三十座大小不等的寺庙。羌族人民多从事畜牧业或经商。农业以种植苞谷、红薯、土豆为主，刀耕火种，靠天吃饭，产量甚低。尚白色是他们的民族传统，一切以白色为上，蓝色、黑色次之。我们见到的男女老少，衣着一般为白、蓝、黑三色，显得格外朴素。

这个民族勤劳，朴实，好客，喜歌舞，性情开朗。但是，由于长期受汉官、军阀的压迫和掠夺，对汉人积恨较深，戒备心很强。红军到来以前，邓锡侯部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诬蔑红军“普烧普杀”、“共产共妻”、“青面獠牙”、“头长八只角”、“专吃人脑花和小娃娃”等，更加深了羌族人民的疑惧。不少人弃家出走，逃进深山老林里去。红军来后，使敌人的宣传不攻自破。我军指战员不仅长得和常人一模一样，不烧不杀，不抢不夺，而且积极帮助群众背水、劈柴、治病，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强调加强各民族的团结。我军的模范行动和政策的威力，颇见成效。许多人打消了原先的疑惧心理，把红军视为亲人，纷纷杀猪宰羊，献馍敬酒，载歌载舞，慰劳红军。一些跑到深山老林去的群众，也陆续回来。报名参加红军的青壮年不少，红四方面军有些羌族干部就是那时入伍的。

红一方面军已进入川康边，正经会理、冕宁北上。两军会合，指日可待。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开会，研究迎接中央红军的工作。首先是派部队前往接应的问题。确定由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该军第八十八师及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其次是动员部队做好两军会师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要求各部队层层深入动员，以坚持战斗岗位、多多消灭敌人、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大力筹集和捐献慰劳品等实际行动，迎接兄弟部队。川西北高原气候变化多端，昼暖夜寒，要多筹集些羊毛羊皮，制作毛衣、毛袜、皮背心，作慰问品。根据我军西征转战的经验，炊具容易丢，伙夫不够用，部队经常开不上饭，直接影响行军和作战，是件叫人恼火的事。估计转战中的一方面军，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所以，我提议从各部队抽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跟八十八师行动，会师后立即补充到一方面军，先解决吃饭问题。大家都赞成。

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昌浩在会上提出了“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当时我有点反感，觉得这是吹牛。就说：“恐怕中央红军没有那么多吧，还是留点余地为好。”但是，会后还是那样宣传的，标语也是那样写的。会师后的事实证明，中央红军还不到两万来人，哪来的三十万嘛!我们的宣传打了自己的嘴巴。弄得四方面军的指战员，议论纷纷。可见，不论任何情况下，政治宣传都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决不能忘乎所以，信口开河。

李先念率八十八师和九军一部出发后，为便于指挥前线部队作战，我即移住理县下东门。张国焘、陈昌浩仍在茂县。下东门为岷江和杂谷脑河汇流的地方，是块平坝子。四周环山，林木葱茂，蹦跳腾窜的猴群，嬉闹在山林间，逗人喜爱。有时我和警卫员、参谋一大早起床，站在山边看猴子玩耍，别有一番情趣。

进入理县境内，藏民逐渐多起来。越向川西北和西康地区深入，藏民越多，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为了发动藏民，团结藏民，部队派人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使我们第一次对藏族社会，有了概略的了解。

当地有句俗话：“官住平，民住坡，蛮家住到山窝窝”。所谓“蛮家”，又称“番民”，是历史上沿袭下来歧视藏民的称呼。他们大都散居在山区，从事农牧业生产。二、三十户人家为一寨，不少寨子筑在人迹罕至的高山顶上。每寨是个小小的社会单位，自给自足，与外界很少往来。民房系石头砌成，一般分三层：上层供佛、晒谷，中层住人、烧饭，底层圈牛、羊、马等。家有二三十条牛以上的为“发财人”;有十多条牛的为中等人;仅有二三条牛或没有牛的为穷苦人。阿坝的大土司是川西北藏民的最高统治者，各地分别设有大小不等的土司，行使统治权力。大土司每年要向成都军阀交几万两银子。奴隶制盛行，每个土司头人家里有十多个以上的“娃子”(奴隶)，供剥削役使。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象牲口一样，任凭奴隶主生杀予夺。奴隶主划个圈圈，奴隶们就不敢越出圈子一步，真是“划地为牢”。

平民百姓每年需向土司头人、汉宫进贡银钱、物品，担负种种劳役，生活极端贫苦。“以物换物”的原始交换形式，依然保留，许多藏民甚至以经商赚钱为耻辱。出口货物以毛皮、麝香、鹿茸、贝母、金子为主，入口货物以茶叶、布匹、油、盐、糖等为主。离我们住地不远的杂谷脑，就是一个出入口货物交换的地点。藏民性情朴实、骠悍、直爽。善骑射，喜着皮衣、革履，食物以牛羊肉、青稞、糌耙、酥油、牛奶为主。信仰喇嘛教，崇奉活佛、喇嘛。家家供有佛像，每寨均有喇嘛寺庙。活佛就是“活神仙”。藏民平时见到土司头人不扣头，只需脱帽垂目即可，见到大小活佛则必须下跪叩头。喇嘛教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

我军进入川西北地区时，即组成了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少数民族委员会和党的西北特区委员会。张国焘任联邦政府主席，周纯全任民族委员会委员长。提出了建立藏族苏维埃和人民政府、民族自决、信教自由、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没收汉官和发财人的土地分给穷人、武装藏民劳苦群众、藏回羌汉穷人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等项纲领、政策，发动群众，建党建政。这是我军第一次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一切要从头做起。

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尽管如此，由于我军抓住了汉、藏统治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一主要矛盾，打倒汉官、反动土司，分田分粮，不断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因而发动群众是有成绩的。许多藏民分得土地后，把“分配土地证”当神物供奉起来，烧香念佛，祈求神灵保佑土地，保佑红军。各县、区、村的人民政府相继建立，吸收了一批藏民积极分子当家作主。藏民地方武装组织，也逐步建立。有些地方还建立了党、团支部。总之，党和红军的影响，已经在藏族人民中日益扩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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