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瑾(174-241)字子瑜,汉族,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期吴国大臣,诸葛亮之兄,诸葛恪之父。经鲁肃推荐,为东吴效力。胸怀宽广,温厚诚信,得到孙权的深深信赖,努力缓和蜀汉与东吴的关系。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吕蒙病逝,诸葛瑾代吕蒙领南郡太守,驻守公安。孙权称帝后,诸葛瑾官至大将军,领豫州牧。
个人资料
容貌:面长似驴
官至:大将军
父亲:诸葛?
叔父:诸葛玄
兄弟:诸葛亮、诸葛均
儿子:诸葛恪、诸葛乔(过继给诸葛亮)、诸葛融
曾效力过的势力:吴
历史年表
[200年]诸葛瑾汉末避乱江东。孙权的姊婿曲阿弘咨遇见诸葛瑾,对其才华感到惊奇,向孙权推荐,与鲁肃等一起为宾待,后为孙权长史,转中司马。
[215年]孙权遣诸葛瑾使蜀通好刘备,与其弟诸葛亮在公馆见面,没谈私事。
[219年]跟从吕蒙讨关羽,封宣城侯,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驻守公安。
[222年]刘备东伐吴,吴王求和,诸葛瑾给刘备做书曰:“陛下老远来至白帝,就是因为吴王侵取荆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肯讲和,此小人之心。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诸将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於反掌。”时或言瑾别遣亲人与备相闻,权曰:“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
同年升左将军,督公安,假节,封宛陵侯。曹真、夏侯尚等围朱然于江陵,诸葛瑾以大兵为之救援。瑾性缓,推道理,无破敌之术,兵久不解。转年春天,河水化开,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瑾进攻浮桥,真等退走。虽无大功,也用保全师顺利入境为功。同年孙权称王,封诸葛瑾为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
[241年]诸葛瑾去世,享年68岁,死前嘱咐买棺服,办丧事要简约。
历史评价
早期的袁氏家族虽盛极一时,但最终灰飞湮灭,随之而来的是以中原曹氏、江东孙氏为代表的寒族势力的崛起,并且得以三分天下。同时,随着政权的更替,一些新兴的家族也随之发展壮大,成为三国中的一些主要势力。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大概要算是琅琊诸葛氏了。三国时人韦昭就在其《吴书》一书中指出: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马,督领将帅,族弟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
性格
诸葛瑾(公元174-241年),字子瑜,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虽说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出身,但到了诸葛瑾父亲诸葛?这一代已经是明显没落了。尽管如此,诸葛瑾还是演习了后汉时期很多年轻学子的传统,“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约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母亲章氏去世,诸葛瑾“居丧至孝”,并且“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以上两处均见《三国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但不久诸葛瑾的父亲诸葛?也病故,一家人顿时失去了依靠。不得已,诸葛瑾一家只好投奔叔父诸葛玄。兴平二年(公元195年),诸葛玄被任命为豫章太守,诸葛亮及弟弟一起随同叔父前往,而诸葛瑾却没有随行。现代的一些专家、学者大概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这时的诸葛瑾同继母一起去了江东避难。这种观点目前在史学界比较普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诸葛瑾离开的时间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持这种观点的有田余庆的《秦汉魏晋史探微》、王永平的《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陈文德的《诸葛亮大传》等。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时的诸葛瑾同继母一起留在家乡琅邪,直到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才避祸江东并得到孙权赏识,成为孙吴集团的一员。余明侠的《诸葛亮评传》、袁仲仁《诸葛亮文选译》、黎东方《细说三国》等。从《三国志•诸葛瑾传》中就可以找到一个答案:(孙)权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测。群下多为之言,权怒益甚,与相反复,惟瑾默然,权曰:“子瑜何独不言?”瑾避席曰:“瑾与殷模等遭本州倾覆,生类殄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归圣化,在流隶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厉,陈答万一,至令模孤负恩惠,自陷罪戾。臣谢过不暇,诚不敢有言。”从这一段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诸葛瑾离开琅琊之时,当地的形势是“本州倾覆,生类殄尽”。琅琊隶属徐州,这种情况在曹操两次东征陶谦时最为明显。《三国志•陶谦传》中提到:“兴平元年,(曹操)复东征,略定琅邪、东海诸县。”《后汉书•陶谦传》中更是指出:“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当时整个徐州是曹、陶争夺的战场,而且战事已经波及到诸葛一家的故乡---琅琊;而到了建安五年,初了曹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败刘备之外,并无什么大仗发生,而且也没有出现诸葛瑾所描述的“本州倾覆,生类殄尽”的惨状(关于这两个时期徐州的情况,拙作《煮酒品三国》一书中有相关介绍,有兴趣请参阅)。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第一种说法是正确的,而第二种说法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诸葛瑾到达江东的生活,史料中没有记载,但从诸葛瑾自己所说的“在流隶之中,蒙生成之福”等情况看,似乎是比较清苦的。王永平在其《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一书中说:孙权“闻之怆然”,表示“特为君赦之”。由此可见瑾早年渡江后的艰苦境况。可见直到孙权执政之前,诸葛瑾没有得到江东地方官员的任用,以致他在生活上十分困难。王永平在此段论述中还特别进行了一个补充,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关于诸葛瑾的实际生活状况没有具体记载,但参考其友人淮阴步骘、广陵卫旌初至江东,依附会稽豪杰焦征羌,“求食其地”,屡遭羞辱的情况,不难想象诸葛瑾的生活状况(《三国志》卷五二《吴书•步骘传》)。至于这种观点,笔者认为略显牵强。理由见《三国志•张昭传子承附传》:(张)承字仲嗣,少以才学知名,与诸葛瑾、步骘、严?相友善。张昭是孙策的首席谋臣,诸葛瑾与其子关系不错,即使是生活困难,理所当然会得到资助。而且,尽管步骘和卫旌屡遭羞辱,也未必同诸葛瑾有关,这两者之中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不过,不管诸葛瑾的生活状况如何,没有得到孙策的任用,生活没有着落,对于还要带上一个继母的诸葛瑾来说,肯定是不如意的。更何况当时的诸葛瑾已经是“并著声名,为当时英俊”(见《三国志•步骘传》注引《吴书》),两个字概括诸葛瑾此时的心情:郁闷!这种状况直到孙策死后才得以改观。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由于孙权姊婿弘咨的推荐,诸葛瑾才正式成为孙权帐下的一员,从而迈上仕途。
能力
从他所历任的职位上看,似乎有点文武全才的味道,比弟弟诸葛亮还要强。文职方面,诸葛瑾担任过长史、地方太守,武职则有中司马、绥南将军、左将军、大将军等等。从官职来分析,似乎诸葛瑾还是个大将之才。我们先来看看诸葛瑾都参与过的一些战役:《三国志•诸葛瑾传》:“(公元219年)从讨关羽,封宣城侯,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住公安。”《三国志•夏侯尚传》:“黄初三年(公元222年),车驾幸宛,使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权将诸葛瑾与尚军对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军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将步骑万馀人,于下流潜渡,攻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破之。”《三国志•明帝纪》:“(公元227年)辛巳,立皇子?为清河王。吴将诸葛瑾、张霸等寇襄阳,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讨破之,斩霸,征东大将军曹休又破其别将于寻阳。”
《三国志•吴主传》:“(公元234年)夏五月,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是时蜀相诸葛亮出武功,权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遣兵助司马宣王拒亮,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权退还,孙韶亦罢。《晋书•帝纪第一》:“二年(公元241年)夏五月,吴将全琮寇芍陂,朱然、孙伦围樊城,诸葛瑾、步骘掠?中,帝请自讨之。……六月,(司马懿)乃督诸军南征,车驾送出津阳门。帝以南方暑湿,不宜持久,使轻骑挑之,然不敢动。于是休战士,简精锐,募先登,申号令,示必攻之势。吴军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斩获万余人,收其舟船军资而还。”通过这几段史料可以发现:诸葛瑾的后半生似乎在军事方面涉足较多。不过,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得知,虽然诸葛瑾打过的仗的确是不少,但是在军事方面的能力其实是不怎么样的,虽然说不上是个常败将军,但属于军事能力低下。正如《三国志•诸葛瑾传》注引《吴录》中所说的那样:“瑾性弘缓,推道理,任计画,无应卒倚伏之术”,军事非其强项。既然诸葛瑾在军事上没有什么建树,那么在文职方面的才能如何呢?史料上没有这方面的蛛丝马迹,倒是在一段时间内,诸葛瑾似乎充当了一个孙吴的蜀汉事物专员,处理过孙吴集团与刘备集团的相互关系。《三国志•吴主传》:“(公元214年)是岁刘备定蜀。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这一个时期正是孙、刘围绕荆州展开争夺的复杂时期,诸葛瑾最多不过是个信使,传递两方的消息,作用自然也有限。笔者浅见:这仅仅是由于他有个诸葛亮的弟弟,要不然也许还轮不到他出马呢。从以上的两方面的资料看,诸葛瑾的个人能力一般。田余庆先生曾经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中指出:孙权为了完成政权的江东化,改变淮泗人入侵者的形象,经过了三个年代交错的三个阶段:一,群吏爪牙兼用江东人,在建安末年以前;二,顾、陆先后成为当轴主政人物,在建安末年至黄武年间;三,全面的江东化,在黄武年间及以后。在这一场长达几十年的江东化过程中,象张昭这样的“淮泗入侵者”逐步被淘汰,而诸葛瑾的命运却同张昭迥然不同,一直平步青云。
命运
诸葛瑾精通为官之道,方方面面应付自如,算得上是个孙吴政坛的不倒翁。《三国志•诸葛瑾传》记载,(诸葛瑾)与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彩,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我们可以对比孙吴的另外一位重臣张昭对待孙权的态度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异(参见拙作“论张昭”),可以说诸葛瑾深谙君臣之道,同时掌握了孙权的性格特点,所以“权意往往而释”,难怪他深得孙权赏识,成为股肱之臣(尽管孙权对诸葛瑾的信任也是通过不断的试探中逐步提升的,关于这个问题,下文再详述)。从中也可以证明一点:对于如何应付孙权,诸葛瑾做的是游刃有余再来。《三国志•诸葛瑾传》中所记载的关于朱治及殷模事件的处理,诸葛瑾都表现的十分老练,尤其是在殷模事件中,他回答孙权的话就充分体现出圆滑的一面。诸葛瑾不仅与君主孙权的关系良好,同时其他的皇室成员也是关系密切。《三国志•孙皎传》中就提到:“(孙皎)轻财能施,善于交结,与诸葛瑾至厚”。这些关系,都能为诸葛瑾地位的稳固打下良好的基础。其次,诸葛瑾同孙吴草创时期的主要势力---淮泗人士的关系十分密切。《三国志•鲁肃传》中提到鲁肃曾经对诸葛亮说过:“我,子瑜友也”,说明鲁肃与诸葛瑾的关系良好。《三国志•张昭传子承附传》:“(张)承字仲嗣,少以才学知名,与诸葛瑾、步骘、严?相友善。”同传还提到,张昭后来和诸葛瑾还成为了儿女亲家。
鲁肃和张昭都是孙吴早期的重臣,而且二人的关系本有隔阂,而诸葛瑾同他们都能和睦相处,足以说明其高超的平衡关系的能力。如果说原本就为外人的诸葛瑾仅仅和淮泗人士关系良好的话,那么就未免小瞧了诸葛瑾。他与江东世族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三国志•诸葛瑾传》、《三国志•吴主传》及《三国志•陆逊传》中都记载:在很多政治事物、政治观点上,诸葛瑾和陆逊等江东大族是一致的,为此,诸葛瑾还遭到孙权的警告。这就说明诸葛瑾同江东大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因此才能保持一致。政治立场和观点相同,自然会带动个人关系的融洽。
诸葛瑾不但同孙氏家族关系良好,善于理解君主的意图,而且又同淮泗人士、江东大族十分密切,能够把握各种势力的想法,因此,诸葛瑾成为了沟通君主、淮泗人士、江东大族三者关系的一种纽带,自然会获得孙吴各种政治势力的交口称赞,这是诸葛瑾能成为孙吴政坛不倒翁的最重要的原因。另外,诸葛瑾还有一个叫诸葛亮的弟弟,这也为自己地位的巩固提供了一个条件。蜀、吴交恶的时间不长,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同盟关系。考虑到诸葛亮这一层关系,孙权把诸葛瑾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也是理所当然的。
与诸葛亮
诸葛瑾由于有诸葛亮的这层关系而获益。不过,这层关系,也为诸葛瑾带来了麻烦。但是由于诸葛瑾的小心谨慎,早就避于无形了。《三国志•诸葛瑾传》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权遣瑾使蜀通好刘备,与其弟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这段故事,后来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刘备不信任诸葛亮的铁证之一。王夫之曾经在《读通鉴论》中说:其信公也,不如信羽,而且不如孙权之信子瑜也。疑公交吴之深,而并疑其与子瑜之合;使公果与子瑜合而有裨于汉之社稷,固可勿疑也,而况其用吴之深心,勿容妄揣也哉!对于这个评论,笔者不敢苟同。很多学者都把责任推到刘备身上,但是却忽略了这事情的另外一个主角---诸葛瑾。
诸葛瑾的性格,同诸葛亮有一个共同之处:小心谨慎。这从上面谈过的诸葛瑾的生平已经可以得到一个佐证。而诸葛瑾的这种性格,到了诸葛瑾的晚年还是挥之不去、一直存在的。《三国志•诸葛瑾传》中就说“瑾子恪,名盛当世,权深器异之;然瑾常嫌之,谓非保家之子,每以忧戚。”这种“忧戚”,正是其谨慎性格的一种体现。在这种谨慎性格的影响下,诸葛瑾自然也会采取一些常人所无法理解的行为。回头说说“权遣瑾使蜀通好刘备”的这件事。当时刘备已经得到益州,正处于冉冉上升的时候,这个时候刘备怀疑诸葛亮,时机不对,要怀疑也应该是在赤壁之战诸葛亮出使东吴的时候,这才更加合乎情理;笔者认为:这次诸葛瑾的出使,没有对诸葛亮产生任何影响,反而对诸葛瑾带来了不便。因为几年之后,诸葛瑾就因为曾经出使过蜀汉,而且有个在蜀汉做丞相的弟弟,孙、刘交恶而受到孙吴部分人的怀疑。并且把小报告打到了孙权那里。为了这件事情,陆逊还亲自上表为诸葛瑾担保,孙权也不得不站出来公开辟谣:“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见《三国志•诸葛瑾传》)。
看来这件事情在当时闹的还挺大的。从这里足见王夫之的评论是错的,把方向给弄颠倒了。说完对王夫之评论的看法,再说说诸葛瑾的这封信。笔者估计也正是因为此次出使的影响,诸葛瑾才写信给刘备劝和。这封信与其说是劝和,还不如说诸葛瑾向怀疑者们的一种公开表白。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先将《三国志•诸葛瑾传》中该信的原文列明如下: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裴松之在作注的时候,就说这封信于理不合:臣松之云:以为刘后以庸蜀为关河,荆楚为维翰,关羽扬兵沔、汉,志陵上国,虽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为威声远震,有其经略。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翦宗子勤王之师,行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而止。义旗所指,宜其在孙氏矣。瑾以大义责备,答之何患无辞;且备、羽相与,有若四体,股肱横亏,愤痛已深,岂此奢阔之书所能回驻哉!载之于篇,实为辞章之费。对于裴松之之前的分析,笔者深感赞同,这封信的劝和内容从一个孙吴官员的笔下而出,实在是毫无道理(讲的是歪理),“实为辞章之费”,但对于诸葛瑾这个小心谨慎的人来说,却是很正常的,裴氏同样没有从诸葛瑾的身上寻找原因。基于同样的原因,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对裴松之的反驳也是毫无意义的:及昭烈之时,以达意讨贼,则人心尤易于耸动,子瑜之言,至言也。股肱或亏,何痛如之?顾可以先元首乎!后儒谓孙权亦汉贼也,则诚如裴氏所论。于此时也,责以犄角讨贼,同好弃恶,告诸天地,腾书远近,为文祭于羽,暗示士众,旋师北向,身出秦川。若克关中,汉业可复,权亦称藩矣。和裴松之一样,何焯仅仅是对文章的内容进行了一番辩解,却没有抓住这封信的本质。笔者认为:诸葛瑾通过这封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堵住了怀疑者的嘴,同时也获得了孙权的绝对信任。通过这个事件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出诸葛瑾的老谋深算。诸葛瑾能在孙吴政坛屹立不倒,一直身居高位,这与其性格上的小心谨慎、官场上的左右逢源、处事深谋远虑,都是密不可分的。也正因此,诸葛瑾才能成为孙吴政坛的不倒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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